《中国残障观察总结回顾》下篇

　 《中国残障观察总结回顾》下篇

　 手捧 2016 年正式出版的，总计 244 页的《中国残障人观察报告 2014-2015》，淡淡的油墨味道早已消失，一些页面已有了些皱褶。这份报告以及这本书的出炉和出版，是我和一加一在过去的 11 年里所没有想到的，甚至不敢想。作为残障者的我们，即使不妄自菲薄，也很难想象出会有这样的发生和持续。如今，既然已经发生两年，残障者用文字把自己所在的社群和社会，在一年中的每一天、每一月所发生的、所观察到的、所思考的记录下来。这本该发生，接下来，那就继续每年发生。

　在着手酝酿和筹划《中国残障观察报告 2016》（以下简称《报告 2016》）之前，习惯性地翻看过去两年的报告。此时的温故而知新，不是沉浸于具体的选题和文字，全部的注意力都聚焦在三大点：题目、结构和撰写者，也就是《报告 2016》的骨架。每年此时，这三点也都成了惯例，被拿出来反复讨论。报告题目叫什么？什么结构？谁来写？这提问的背后是什么一直困扰着、萦绕着我们呢？思绪久久不能散去。2016 年，也正是一加一成立十年之际，拨开云雾，我们逐渐阶段性思考成熟并呈现出一幅图景……

　有人，还是没人

　在 2014 年报告首度面世的时候，究竟命名为《中国残障人观察报告》，还是《中国残障观察报告》，着实使我们费尽苦心。有“人”，没“人”，一个“人”字之差，差就差在这个主体性上，即这份报告是谁写的，再进一步讲就是以何种视角来写。自从 2006 年一加一成立至今，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的努力，在国内和国外，营销和树立出一加一是纯正的中国本土残障人自助组织（英文简称：DPO）代表机构这一行业形象。同时，DPO 这一国际残障人运动的核心推动者，在中国残障领域也具备一定的知晓度和认知度。事实上，DPO 这一组织形态，在中国并不新鲜，回顾 1988 年当时中国残联成立时的治理结构、残障者构成以及定位的“代表、服务、管理”三大职能，即便现在看来俨然也是 DPO 的素描。

　虽然当下的中国残障领域对 DPO 一词熟知并不断使用，但何为 DPO？有什么特征？中国的DPO 什么样？没有人对此进行研究、实践、解读和定义。2016 年，当一加一的网站（www.yijiayi.org）进行改版上线的时候，在中国第一次公开对 DPO 进行了系统和完整的定义。无论这定义是否准确，都将会对未来 DPO 在中国本土的实践和行动奠定基础。这也是将一加一定义为纯正的中国本土 DPO 的原因之所在。

　首先，DPO 概念的提出。

　DPO，英文全称为 Disabled Persons’ Organization，中文是“残障人自助组织”，是非

　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在残障领域的称谓。

　2008 年，中国批准加入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意味着中国残障事务纳入到国际残障人事务的合作与发展中。《公约》第 33 条国家实施和监测中明确规定：“民间社会，特别是残疾人及其代表组织，应当获邀参加并充分参与监测进程”。回顾《公约》制定和签署的全过程，以及后续定期的各国履约情况的审议，都活跃着残障人及其代表组织即 DPO 的身影，无处不在。最近几年，随着《公约》在各国的逐步推广，DPO 一词及 DPO 的地位，已经被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接受、认可及大力发展。

　其次，DPO 的基本内涵。

　中国最早的 DPO 可以追溯到 1953 年成立的“中国盲人聋人协会”，改革开放后，1988 年邓朴方先生建立“中国残联”，同时期，民间也活跃着与“中国残联”共同成长的残障人组织，这些都是中国本土 DPO 的雏形。受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观念、人员等状况，以及国际残障人事务的发展情况，DPO 完整的理念框架及行动纲领并没有得到明确体现。直到 200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2007 年开放签字，2008 年中国批准加入，DPO 终于浮出水面，具备了完整的理念框架。

　自 2006 年一加一在中国本土开展残障领域工作以来，一直都是秉承 DPO 的血统，直至 2009年之后，一加一正式对外公开自身作为中国本土 DPO 的定位，并使用 DPO 一词开展工作，如今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本土最成熟、最大的 DPO，在国际社会中也处于引领地位。

　一加一明确 DPO 的角色如同项链，各种利益相关者如同珍珠，DPO 嵌入其中，串联并系统性解决残障人面临的环境问题。

　最后，DPO 的三大特征。

　一 残障主体

　DPO 由残障者发起、管理及决策，理事会中残障者占过半比例，组织的工作人员中残障人比例占多数，财务、人力资源等关键岗位必须由残障人担当。在上述前提下，可以是单一一类残障类别的残障者组成，也可以是多残障类别组成，项目、传播、筹款等职业素养要求很强的岗位，可以由非残障人担任。

　二 组织建制

　DPO 有完整的治理结构，有明确的组织使命、愿景及章程，有法律定义的注册成立并以组织化形式运营，个人或未注册团体都属于个体行为。组织内部有清晰的业务流程、部门设置及职能规划等，以保证组织有效率、有战略、有活力地开展工作并达成目标。

　三 倡导为本

　DPO 无论关注哪个领域，在何地、采取何种形式、手法开展工作，最终的目标定位都集中在政策倡导，即便是做具体服务和社会企业，目标依然不变，这一点是区别于残障领域其他机构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

　以上内容，登载在一加一网站上。

　既然我们已知自己是 DPO，那为什么还在有没有“人”字上纠结呢？《中国残障观察报告》这个名字，才是不二之选呀！道理貌似合理，唯有一点，使得我们一直无法摆脱，成为留存在内心的阴影。

　作为残障个体，残障领域是我的家园，中国是我的国家，当我的家园和我的国家被破坏、被欺凌的时候，出于本能，我也会勇敢地站出来，维护我的家园和国家！作为 DPO，倡导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早先邓朴方主席就曾说过“不是不人道只是不知道，不是不理解只是不了解”，这是公众教育的口号，也是倡导的过程和阶段。当前，在制定与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中发声，就显得尤为宝贵和珍贵。

　正是基于此，2014 年，我们决定正式落笔，并权衡利弊，做出妥协，以《中国残障人观察报告》，带“人”字的报告示人。着力强调，这是几个残障人的心愿、使命和给各位的礼物。而英文译为：2014-2015 Annual Observation Report：Disability in China，没有任何“人”的痕迹。同时，在英文译文中，我们“观察”一词选择使用“Observation”，而不是国际同类报告中经常使用的“Watch”，以此说明我们的报告所持有的“理性、务实、开放”原则！这样的安排，一直保持到 2015 年度报告。

　如此的用心良苦，延续到《报告 2016》，也是报告的第三年，又一次的提及和讨论，是时候该给这份报告正名了！我们过去十年中的日常工作，以及 2012 年递交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影子报告、2014—2015 年度的报告，从内容到行为，从形象到影响，都足以给此时的我们一个信心，都足以考验我们的能力，检验我们的初心和使命！我们不再纠结主体性，是“人”还是“机构”；也不再躲躲闪闪，心有余悸。2016 年度的报告，我们坦坦荡荡地记录下这个经历，正式以《中国残障观察报告》，登上历史舞台！至于那本带“人”字的书，为什么我们那么“着急忙慌”地出版？其用意也在于，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记录下这一历史痕迹，擦不掉，也抹不去。

　一个人的骨骼、器官、肌肉、神经、血液，还有那口气

　细心的读者阅读 2014 和 2015 年度的报告，会发现两年的报告结构、主体框架虽然没有大的

　变化，但每年的具体章节和标题都不同。这就引出我们每年都讨论的议题和报告结构。如此庞大、纷杂的中国残障领域，放在更为宏大、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环境的背景下观察，该怎么观察？如何抓取关键点？如何梳理出发展脉络？这一系列操作层面的提问，也是研究方法的提问，是挡在我们面前最难逾越的高峰。所呈现的内在表现，就是报告结构的不确定，而外在的表现就是报告定位，对谁说、说什么、怎么说的问题。

　在“回顾”的上篇中，我们已经明确表达，报告的定位，至今对于我们而言依然是不确定。相信这不是我们能力的问题，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系统问题成因的组合。现在唯有通过不断的写作记录、修改增减、观察思考，达到逐渐完善的结果。当下，我们要做的只是赶紧记录下两个年度报告撰写过程中的一些困惑。

　虽然我们将媒体行业的年度评选逻辑直接拿来主义，但中国残障领域的容量并没有想象的大，无论是人、事件，还是法律、法规和政策，或者说可被记录和书写的内容，没有那么多而重要，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以后详细论述。因此反映到报告结构上，首先，以人为主的年度人物，以事件为主的年度事件、十大权利事件，以领域为主的年度领域，以机构发展为主的年度机构，以政策动向为主的政策预测等篇章的设置，其间彼此重叠的内容太多，以至于报告内容具有一定的重复，使得分析写作起来，束手束脚，逻辑论述不透彻，读者阅读起来，总感觉语意表达模糊。

　其次，还有一些内容，如果仅仅用媒体评奖式的语言表述，又大大浪费了本来就已稀缺的观察资源。此外，一些特定年份的特别内容，例如：2015 年度报告中的“十三五展望”；一些特别关注事件或政策的出现，例如：2015 年度报告中的“三大突破”等，无法归置在上层篇章，现在的处理是独立设为一章或一部分。

　再次，为了引导和吸引读者，为了降低我们专业能力的不足所带来的学术风险，为了达成更大的传播效果，我们应用和设定了一些主观词语，作为一些篇章的主题，例如：“最先锋领域”、“最意外人物”、“最具影响力事件”、“年度致敬机构”、“年度群像”等等。这些设计虽然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标，但同时也抵消了一定的专业追求和实现，虽然，我们在 2015 年报告中，增加了观察评论，但依然有顾此失彼的味道。

　还有，论文式的学术文章，要不要放，有没有那么多，符合不符合我们的风格。在 2015 年度的报告中，我们删除了这部分内容。一方面，学术界的同仁们，对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之后的残障研究，较为忽视；另一方面，即使有，一些论文的结论，也值得反复推敲和讨论，如此这般罢了。

　最后，如何处理残联和民间的关系。尽管我们特意使用“关联词”一词，总结和提取一年来

　中国残联及各地方残联代表中国及各级政府在中国残障领域的工作，但在两年的报告呈现过程中，始终有一个很大的缝隙，也就是残联的工作方向，始终与民间残障领域发生的事件平行，偶尔才有一点点零星的交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不了解中国残障领域的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

　以上的困惑及尝试解决的行动，到了《报告 2016》，会出现新的变化和调整，但这样的探索和尝试，只是促成了《中国残障观察报告》的结构骨架、骨骼和器官成形，但肌肉、神经、血液依然没有解决，亦即内容上，我们该以何种方式论述？好在，我们还有一口看不见的气，使得我们始终保持对自身能力提升的要求。

　没有经过系统的逻辑和法律思维训练，论述一个命题的时候，除了抱有“回顾上篇”所提到的写作心态以外，具体的论述方式和能力，是现实面临的困难，也是我们终生学习和训练的课题。同时，每个部分的论述组合在一起，真正成为一体，也就是组成完整的报告，这个挑战，尤其在多人协同工作的时候会更大。大家对目标的统一，写作过程中对目标的忠诚，不“出轨”，统稿时对目标的再确认，环环相扣，步调一致，又整体合一。

　如今，回顾两年的报告写作，我无法记起具体的过程，如在梦境中一般。每每一年的报告结束都有意犹未尽的感觉，我也无法准确地表述，具体应用的是归纳法还是演绎法。如果一定要找到一种方法对应我们的论述，似乎就是“金字塔原理”。这是 1973 年由麦肯锡的咨询顾问巴巴拉·明托（Barbara Minto）发明的一项层次性、结构化的思考、沟通技术，可以用于结构化的写作过程。旨在阐述写作过程的组织原理，提倡按照读者的阅读习惯改善写作效果。还有，就是“金字塔原理”中一个很重要的“梅切原则”，MECE 是英文“Mutually Exclusive Collectively Exhaustive”的缩写，中文译为“相互独立，完全穷尽”。也就是对于一个重大的议题，能够做到不重叠、不遗漏的分类，而且能够借此有效把握问题的核心并解决问题的方法。“相互独立”意味着问题的细分是在同一维度上并有明确区分、不可重叠的，“完全穷尽”则意味着全面、周密。解释起来复杂，其实一语概括：想清楚，写明白。

　就这样《中国残障观察报告》如同一个人一般，篇章是骨骼，章节是器官，具体议题是肌肉，文字是血液，循环流动在每个部分，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是神经，周身连接，还有那口气，正是 DPO 的使命所在。

　一个人到一群人的 CDO

　书名定了，内容有了，谁来写？这最后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无法挥去。2014 年和 2015 年连续两年，我们都分别与大学里的专家、学者们探讨过，试图和努力邀请过他

　们，与我们一起完成报告的撰写，只是现实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现实。没有平台、缺少经费、工作繁忙、研究不够……最终都以各种理由，使得我们无功而返。于是，我们自己写，先给领域内的学者、专家们呈现出这份在中国残障领域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报告，现实状况既然如此，我们不埋怨、不抱怨。

　回想过去两年我们找寻共同写作者的过程，是因为我们的不自信吗？实则不然，这是一个战略，一个必须要去突破的过程，一年不成，就再等一年。2016 年 11 月，一加一对外发布新的战略，即“残障视角”。一加一网站改版上线的时候，第一次全面披露和发布“残障视角”的具体实践理念：残障+。

　首先，残障+概念的提出。

　互联网+，被中国政府首次提出是在 2015 年 3 月 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之后社会广泛达成共识并付诸行动。

　残障+这一理念，参照“互联网+”的修辞格式，由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