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无税时代”

    中国古代号称以农立国，其实是以农养政；奉行“重农”，其实是“吃农”。除了在短暂时间内实行过无税，整个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吃农”的历史。只有到现在，中国农民才迎来了“无税时代”的曙光。
    “无税时代”风光无限
    拿出了“真金白银”保护最大的弱势群体?
    每年200多亿的扶贫资金，280亿的减轻税负，加上近400亿的转移支付，近千亿元的“真金白银”，无疑是一份沉甸甸的收获。对中国农民来说，这份“大礼包”的意义，不仅在于负担的减轻，更意味着党和政府为保护农民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迈出重要步伐。
    强化了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
    由于整个国民经济正处在结构调整时期，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放慢，效益下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难度增大，农民从二三产业得到的收入也受到影响。做加法当然不易，就应该做足减法，农业走向“无税时代”，这就有效地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和实际购买力，从根本上强化了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
    减少了征税的巨大成本?
    税费改革以前农业税征收的直接成本占农业税收总额的4%～5%，每年约20多亿元。全国20多万人的农税征管队伍，每年人均2万元的开支，也要50多亿元。而巨大的间接成本则是难以用数字衡量的。如农业税税制阻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乱摊派屡禁不止，农民苦不堪言；乡村干部花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征税，导致干群矛盾不断激化；因为税与费的混淆，导致搭车收费现象蔓延。农业税的取消从制度上减少了农村税费征收的直接与间接成本。
    完善了农民对土地的自主经营权?
    取消农业税后，使农民对土地的自主经营权得以完善。第一，承包经营权流转，使土地能够真正作为一项稳定的财产进入市场产生应有的交换价值，农民也能够真正从中获得其应有的经济利益。第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可带动较大规模地集中土地，从而有力地促进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第三，流转能够使生产要素实现最优化配置，农民因此可以节约开支，提高农产品产量，增加收入。
    历史制高点上的俯瞰
    “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从这里跳出?
    几千年的封建时代，“黄宗羲定律”的怪圈难以走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财政收入依赖于农业税收。因此，一系列旨在实施“以农养政”税制改革的结果只能是加重农民负担。从历史发展进程看，我们国家正进入工业化时代，工业和第三产业总产值占全国GDP的85%，农业只占整个国民经济比重的14%多。支撑国家财政的主要是二三产业，而不再是第一产业。也就是“以农养政”的局面正在被“以工养政”、“以商养政”所替代。从时代的发展趋势看，我们置身于全球性的现代市场经济的环境之中，带有城乡差别的农业税制必将被城乡统一的现代税制所替代。沿袭几千年的“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必将随着农业“无税时代”的到来而宣告终结。
    农业与国际接轨从这里起步?
    从国外税收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对农业生产者和非农业生产者一起征收同样的税种，对农业的所得税政策与工商业者基本相同，但农业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和扶持；所有企业和个人适用同样的税种，并对农业的税收征管采取一些简化措施。而我国取消农业税的做法为最终与国际接轨、建立统一的税收体系创造了契机。
    构建和谐社会从这里奠基?
    中国社会目前最大的不和谐就是城乡的不和谐。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取消农业税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长期实施的城市偏向政策，不能再走剥夺农民、牺牲农业、忽视农村的路子，这样才能真正统筹协调城乡关系，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以农养政”的时代从这里结束?
    农业税取消的意义，不仅在于每年减少农民人均几十元的负担，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以农养政”时代的结束，标志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重心的转移，农民、农业不再是“经济剩余”的提供者；标志着“还权于民”意识的萌动、“藏富于民”思想的再现、“公民社会”观念的酝酿。并由此引发一系列深刻的变革。农业税取消后，民间会获得每年至少500亿以上的经济资源，村民自治组织有了500亿以上的经济资源，民间组织发展和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时代才会真正开始。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才会大大增强。
    考问“无税时代”
    “无税时代”考问农村土地制度，如何使有限的土地发挥最大的效用？
    取消农业税，粮食产区农民种粮既能得到财政补贴，又能免交农业税，无疑可以大大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是单纯依靠取消农业税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在近年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激励下，许多地方都掀起了一轮“要地热”，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人地矛盾纠纷。尤其是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返乡要地的现象最为普遍。由于反正不缴农业税了，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从成本核算角度出发，就任由土地闲置荒芜，这势必造成农村撂荒土地的增加。
    对此，可否制定一些操作性强的政策，如对占用耕地却又撂荒者，收取“荒芜费”和土地经营使用费，对于撂荒耕地二年以上者，终止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收回集体重新流转发包。对无人愿承包耕种的撂荒地，由集体安排专人负责种植。同时积极鼓励土地使用权的自愿流转。
    “无税时代”考问现行税制，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统一的税制体系？
    世界上的市场经济国家都不设立农业税这一单独面向农业的税种，而是实行全国统一的城乡税制，农民与城镇居民、从事其他行业的劳动者一样，享受无差别的国民待遇，在统一税制下无歧视地工作和生活。只有建立一个公平、统一的税制体系，让农民与其他国民一样在纳税方面拥有同等的义务与权利，农业才能与其他产业一样在相同的税制下平衡发展。这种城乡一致、农工一致的税制无区别待遇，才能既坚持税负公平的原则，同时也体现出农民的国民待遇。当然，考虑到农业的特殊性和作为国计民生产业的重要性，在不同程度上对农民和农业采取各种各样的税收优惠措施，实施一系列的护农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
    “无税时代”考问乡村债务，如何填平高达几千亿的债务黑洞？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乡村两级债务还有几千亿元。在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几乎所有的县乡都有负债而且债务逾期不能偿还现象比较突出。取消农业税前，乡村两级在还债时都还可以在农业税附加上勉强做点文章；取消农业税后，就等于彻底断掉了化债的资金来源。目前村组一级债务化解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乡村债务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如果不能尽快填平，必将制约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对此应积极探索途径。是否可由国家出资核销一部分过去“普九”达标、办集体企业和为完成税费而酿成的本应由国家承担责任的部分债务；还可利用部分机动土地，采取竞价承包、公开拍卖等方式获取一部分资金用于偿债。
    “无税时代”考问乡村干部，如何重新确立工作的坐标点？
    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乡镇干部多年来一直扮演着“收税者”的角色，不少干部反映自己工作中70%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抓农业税收，而农业税的取消，无疑会使乡镇干部70%的工作对象没有了，这样的变革无疑会对广大乡镇干部的工作目标、工作方式、工作内容等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由于各项配套改革的逐步到位，治安有公安部门，计划生育有计生部门，不少公共事业都不再需要乡镇干部，必定会使不少干部在一段时期内产生失落感、盲目感，对农业税取消后自己该干什么心里没底。因此，帮助乡镇干部搞好工作定位，应当引起当前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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