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乡村公共空间与基层社区整合

“公共空间”这一概念目前已在地理学、建筑设计学、传播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领域频繁使用。其中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最为突出。在哈贝马斯的经典性研究中，公共领域主要是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是各种自发的或者有组织的公共聚会场所和机构的总称，包括报刊、杂志等大众媒介、基于各种目的和兴趣而组成阅读小组、私人社团、学术协会、宗教团体以及为娱乐和对话提供公共活动空间的剧院、博物馆、音乐厅、沙龙、咖啡馆等，其间主要是能够形成公共舆论的一类的事物。在原则上，公共领域对所有的公民都是开放的，……当人们在不必服从于强制高压的情况下处理有关普遍利益的事物时，也就是说能够保证他们自由地集会和聚会，能够自由地表达和发展其观点时，公民也就起到了大众的作用。当公众集会较大时，这些沟通就要求有些散布和影响的手段；今天，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媒介。”[1]可见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中，公共空间是其重要的意义层面抑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王笛则在《晚期长江上游的公共领域的发展》中借用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揭示了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事业及其的组织扩张与意义。他认为“公共领域”是既非个人又非官方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领域。“诸如社仓、义仓、义田、义捐、善堂、会庙、祠堂、会馆、书院、民信局、地方慈善组织、商会、教育会、农会、报刊等都被列入公共领域。而在《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他却以“公共空间”为研究的重点，考察了街头、广场、庙宇、桥头、尤其是“茶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公共空间，同时他也考察了这些物质公共空间怎样变成社会和政治空间的。王笛之后学界掀起了一阵以“茶馆”这一公共空间的研究的热潮，包括将尝试着将这一概念运用到乡村社会的研究中，比如对川西平原茶馆的研究、对江南茶馆的研究等，从而与乡村研究中学者们一贯关注的关于“祠堂”这一公共空间的研究交相辉映。但笔者认为正如茶馆不是成都城市街头唯一的公共空间一样，它也并不是所有的乡村社会都存在的或者唯一存在的公共空间。除了茶馆和祠堂这样的公共空间之外，在乡村社会还拥有众多别样的公共空间，如院坝、晒场、碾盘周围、水井附近、小河边、小商品店、诊所、大米面粉加工坊、理发店、红白仪式、村委会、村小学等多种公共空间。乡村社会本身就存在多元的公共空间。正是这些多元的公共空间满足了乡村民众的社交、消闲、表意等基本需要，从而促进了基层社区的整合并维系了社会的稳定。可以说公共空间是一个乡村社区兴衰的晴雨表。

关于社区，本世纪三十年代燕京大学吴文藻先生就提出要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他认为“社区既是指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至少要包括下列三个要素：（1）人民；（2）人民所处的地域；（3）人民生活的方式和文化。”[2]社区最显著场区域的特点是地域性，单位可大可小，小之如邻里、村落、市镇，大之如都会、国家、世界，这一切统可以称为社区。以社区为基本研究单位的经典著作很多，如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经济》、王铭铭教授的《社区的历程》等。 

笔者发现在每一个社区中都存在公共空间。社区的公共空间是指社区内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在其中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场所，以及在这些场所中产生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形式。例如村落就是一个社会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内部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社会关联，也存在着人际交往的结构方式，当这些社会关联和结构方式具有某种公共性，并以特定空间形式相对固定的时候，它就构成了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村落公共空间。

本文将自然村作为乡村社区考察的基本单元，因为笔者以为“自然村落”可以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单位。通过对自然村落的考察，可以探索民众日常生活的真实，尤其在宗族势力并不明显的多姓村庄。自然村落内的生活是日常的，也是村民自身创造的制度和规范的制约；村落内部和村落与外界之间的联系是有机的，仪式与象征的认同形成了一个个自然村落；村落的生活自成体系，但它有作为区域社会和国家的一部分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社会和国家的一个象征。在许多地方人民公社时期结束以后将原来的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改为村民委员会，所辖的“生产队”一级设村民小组；在设村民小组时多考虑自然地形以及文化习俗等因素。在法律上，按村组法第十条规定“村民小组是村民自治共同体内部的一种组织形式，是自治的一个层次。村民小组作为全体村民的一种组织，负责经营、管理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和其他财产”， 同时，村民小组是农村村庄治理结构中的一个基本的政治单元和一个有着较强行动能力的行动单位，并且村民组大都以自然村的名字来命名的。由小组全体成员选出的村民小组长负责全面管理，既要执行上面下来的各种命令和政策，比如收取税费、计划生育以及防治非典等，同时组内的各种大小事情，比如修路、维修堰塘、农业生产用水以及纠纷调解等都由组长来组织。因此以“自然村落”为考察对象，在实践上具有可操作性，在理论上正契合了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倡导的“小地方、大社会”的研究模式。[3]而行政村”大多是由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直接演变过来的，农民之所以会认同“行政村”为“半熟人社会”，是由于长达二三十年的人民公社体制造就的集体主义新传统的缘故，农村税费改革带来的大规模村组合并，一下子打破了农民的日常生活界限，农民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村组合并的新范围，他们的日常交往一如既往地局限在原来的界域内。

本文选取村落公共空间作为考察自然村落社区整合的一个分析视角，即在自然村落社会内部通过考察村落多元公共空间及其结构转型来分析社区变迁的历程和社区整合的逻辑。本文所指的公共空间大体上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社区内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在其中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场所。例如，在自然村落中的场院、晒场、水井附近、小河边、小商品店、诊所、理发店等，人们可以自由地聚集，交流彼此的感受，传播各种消息。二是指社区内普遍存在着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形式。例如，村落内的文艺活动、村民集会、红白喜事仪式活动等，人们同样可以在其中任意交流、交往。本文就是从这两个层面来分析村落公共空间演变及其对村庄整合的意义。

二 田野调查：多元公共空间与社区民众的公共生活
    H村基本概况  H村地处四川省北部山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共有40户人家，人口187人。H村现在的格局是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川”的大移民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人民公社化时期，H村是一个生产队，并与另外7个生产队一起组成一个生产大队。人民公社时期结束以后，H村与另外7个生产队一样成为一个下属同一行政村的村民小组，所属的生产大队则成为村民委员会。但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H村仍然保持高度的独立性，除了与其他村民小组共同里属于一个村委会、共有一所村民小学以及一个大型塘堰之外，它既是土地、山林、塘堰集体财产的主体与发包单位，农业税、电费、计划生育等方面的独立核算单位，又是村民日常交往和交换的行动单位。目前H村有王、蹇、两个大姓家族（其中蹇姓共16户，占总户数的40%；王姓共10户，占总户数的25%），以及吴、权、唐、杨、郑、李、杜、詹等小姓家族存在（他们中最多的为3户，最少为1户）。蹇姓虽然占绝大多数，但分别为三个房族的，彼此之间并没多的血缘关系，因此村落中个姓氏之间彼此较为平等，没有大姓与小姓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出现。其中王、蹇、权家族的成员分别担任过村干部（后来的村民小组长），杨、李、詹家族的成员曾担任过村民代表。据笔者调查，这些干部和代表的选举很大程度上看能力和性格以及家庭和谐与否，而很少考虑是否是来自主姓家族。

在H村这样一个村落社区中，公共空间形式多样，以下是笔者调查时了解到的几种有代表性的公共空间：

 1、院坝——最初级的公共空间  由于地处山区，H村人们的居住状况总体上是分散性的，但在地势较为平坦的地方也有多家聚居在一起的情况。整个村落共有三套四合院以及围绕四合院的许多“单边户”。四合院称“口”型，中央是一个院坝，四周为多个住户，南北走向有一巷子与外界相同。院坝是住户晒粮食以及进行其他生产活动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院子里人们“摆龙门阵”（即聊天）的重要场所。一些单边户的人也经常光顾这里，以摆脱单户居住的寂寞，他们觉得院子里人多，很热闹。院坝还经常成为村里的电影场、剧场承载了娱乐的功能。因此，院坝有利于居住者的心理认同和信息共享，是村落社区里最初级的公共空间。

2、水井——最重要的生活性公共空间  水井一般处于乡村区位结构的中心，因此，一般有院子的地方都有水井，它与石磨等共同构成乡村社会最重要的公共生活空间，也是村民最经常使用的公共空间。 H村有一口古井，这口井的井水冬暖夏凉，味道甘冽。村子里大部分人都靠这口井吃水，因此人们挑水，洗衣、洗菜时常常在井边相遇，水井周围变成了村落社区内口耳相传的信息集散处。

3、祖坟山——神圣的公共空间公共墓地是逝去成员居住的地方，在农民的想象中，它甚至比活人居住的村落空间更为重要，其空间位置都事请风水先生经过精心勘查选择而成的。在H村每逢过年，以及“月半”节（即每年农历7月14日）村民都会与同家族的成员一起祭拜祖宗，点香蜡、化纸钱等。因此，它与其他农村社区的祠堂一样发挥着构建亲缘与伦理性秩序的功能，是传统村落社会最典型的制度化空间。（需要说明的是，在H村没有祠堂这一公共空间存在）

4、集体食堂——特殊时期的外嵌性公共空间  在集体化时期，为了实现国家"大文化"对村落社区地方性知识的撤御和重新组装，传统的祠堂、宗庙等被当作“封建迷信”而被清扫，代之以由各种经由集体经济和政治全能性治理所打造的经济关联与政治性社区。在H村给人们留下深刻记忆的便是公共食堂，那是全村人一起出工，参加共同劳动，一起到公共是食堂就餐。这种被型塑和规划的公共空间并没有达到高产高效以及挺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目的，而是出现了干活“磨洋工”，吃饭“打冲锋”的现象。此外晒场也是集体化时期村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的公共空间。

5、红白喜事——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公共空间  在H村，在某村民家有红白喜事时，会邀请全村村民以及村外的亲朋好友参加。在这场合主家常常请放录像、电影或者举行其他娱乐活动，以示“排场”（有面子）。村内的村民除了做客之外，还免费提供劳动支援，比如：帮助进行宴席准备、提供桌椅板凳，帮忙招呼客人等等。虽然不如行政集会等形成的制度那么正式，但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容更改的村庄“潜规则”。一旦有人不遵守这种“潜规则”就会受到村庄舆论的谴责。

6、村民会议——制度化的公共空间  作为一个拥有土地、山林、塘堰等集体资源，以及集体土地发包权，计划生育、税收等的管理权，H村的村民经常召开村民会议，选举村长以及村民代表，处理村里的各种公共事务。由于H村没有集体房屋，因此村民会议一般在中心院子中召开。借助这种正是集会，村民们不但可以参与村种行政事务，还能自由交流、讨论，举行文艺活动。

7、小商店——商业附属型公共空间。H村离周围的集市较远，村民如果步行，赶最近的集要花一个多小时。因此为了方面村民日常生活，有一家村民开了一家小商品店，出售烟酒、火柴、洗衣粉等日常用品。有的甚至将化肥、煤炭、水泥等运到村里来出售，这既方便了村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又可以赚取其中的差价。这类小商品店实际上是市场网络在村落中的延伸。村民为了近便常常来光顾，由于在这里能碰到其他来购买东西的村民，有些村民没事也常常来小店，与其他村民聊天。渐渐地，小商品店成了村里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与小商品店一样，村里的一家诊所和一家理发店也发挥了村庄公共空间的功能。

上述H村社区的公共空间按种类、主要性质、功能、参与人员以及存在状况可用下图表示：

         三 分析：公共空间结构的转变及其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影响。

上述这些公共空间是H村曾经存在过的，但他们并不同时出现，而且其中一些还具有替代性。随着国家政策、现代化因素以及市场经济的影响，其中一些具有延续性，但功能存在弱化趋势，而另外一些公共空间已经消失或淡出了人们的公共生活领域。例如院坝和水井作为公共空间一直的存续，但随着人们经济条件的改善，不少村民在院落之外修建了新房，搬离了院子。这样院子中住户减少了，也就不如以前热闹。加之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不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院子甚至整个村落中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昔日热闹的院落公共空间便冷清起来。同时由于电视等现代产品进入村民家庭，娱乐活动家庭化，院子作为公共的娱乐空间（如放电影，表演戏剧）的功能不复存在。同样，如今在H村，不少家庭都打了压井，再也不用去古井挑水、洗衣和洗菜，一切活动在家里都可以完成，于是水井周围也不再热闹。

作为仪式化的公共空间的祖坟山，在“文革”时期则备受冷落，因为在那是家族祭祀被当作封建迷信活动予以打击和消除。如今H村的公共墓地中仍然可以看见一些被拉到和毁坏的石碑。“文革”结束以后，随着传统家族文化的复兴，逢年过节的祭祖仪式，以及重修族谱，为祖先立碑等在H村得以延续。

包产到户以后，集体食堂也随之瓦解，在“包产到户”的过程中，除了土地被分到农户以外，集体的晒场也被彻底拆分了。在分地分产的过程中，集体食堂以及晒场作为公共空间也彻底毁灭了，一切都变为村民的记忆。

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红白喜事作为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公共空间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了一些变质的味道。那村民们的话来说，就是又要“掏腰包”了，如今可不是三五元能“拿得出手”的，而且一些村民家庭一年为办生日宴会都会多次请客，于是为了避免因“送礼”太少而“面子”，村里不是太亲近，村民们干脆不再走动，更不说比计酬帮忙了。于是红白喜事这种非正式公共空间的传统功能得以消解。

近年来，各地在乡镇撤并的同时也实行合村并组。合村并组直接目的是减少村组干部的人数，从而减少用于村组干部报酬的支出。H村也不例外，作为一个行政村的隶属村民小组，在合村并组时与另外一个自然村，两组合并为一组，并取消了H村的专职村民小组长的职位，H村不再设组长。由此H村的村民会议不再独立开展，而与另一组一起开村民小组会议。由于两个小组的距离较远，开会是村民要走很远的路程，因此许多村民干脆不再参加村民小组会议。同时，两个自然村在土地、山林、塘堰等公共财产上并无牵连，而且两村并不是一个“熟人社会”，新上任的组长由不了解H村原先的情况，导致了H村在与邻村合并后，改变了村民已经习惯的各种资源的活动范围，不同的活动层次强拉在一起，不仅会增加村组的管理成本和村民的交往成本，而且会破坏当前本来就不多的村庄本土资源。而且一些村霸趁机浮出水面，打破了村庄社区原有的秩序。据了解今年夏天干旱时节就有村民独霸塘堰水资源的情况，新任组长管不了，原有的村代表也由于失去了正式权威的保障而对这些灰色势力束手无策。最终受损的还是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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