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同胞支援祖国抗战初探-兼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澳门活动

　 澳门同胞支援祖国抗战初探

　兼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活动

　澳门回归后，笔者曾赴澳征集史料和文物近两个月，翻阅了抗战时期澳门出版的《华侨报》、《朝阳日报》等报刊，在历史档案馆、澳门日报社资料室查看了大量的史料和回忆文章；采访了不少当年参加抗战的老同志，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另外还搜集了许多抗战时期的实物、图片和文献资料。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抗战时期澳门同胞支援祖国抗战这个论题做一初步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中共在澳门的抗日统战工作

　抗战时期澳门的许多抗日活动均是在中共的领导下进行的。由于澳门与珠江三角洲紧密相连的地缘关系和澳门在葡萄牙统治下保持中立的特殊环境，使其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党组织对外联络的窗口和桥梁。故有人把澳门称之为“革命者的走廊”。

　关于中共党组织和叶挺的联系。九一八事变后，因受党内错误打击而流亡法国、德国的叶挺，为了便于了解国内抗日形势发展的动态，立即回到澳门。从 1932 年至 1937 年七七全国抗战爆发期间，叶挺基本住在澳门[1] （其居住的两层小楼迄今犹存）。1935 年至 1936 年间，从上海到香港工作的共产党员宣侠父多次约见叶挺，向他介绍国内抗日斗争的形势。之后叶挺应邀从澳门到香港，先后与潘汉年、张云逸见面，听取他们介绍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全国抗战爆发后，叶挺毅然从澳门返回内地，主动请缨参加抗日，中共中央同意和支持他出任新四军军长。他即率军驰骋抗日战场，杀敌救国！

　1935 年，受潘汉年领导在香港从事党的地下联络工作的柯麟到澳门开辟工作。潘指示柯麟“要保持医生的名声，防止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2] 。起初，柯麟在板樟堂街开了一个小诊所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后来又到镜湖医院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多次到澳门，指示柯麟利用在镜湖医院工作的机会，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并以此为基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内地的一些游击队伤病员经常被送到镜湖医院秘密救治。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博古的妻子刘群仙还曾先后到镜湖医院治病。柯麟争取团结了一些工商界、知识界的知名人士。柯麟在下层群众中也有良好的声誉，为在澳门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7 年 11 月，中共澳门支部成立。1938 年 1 月澳门支部改为中共澳门特支。1938年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还曾到澳门指导过抗日救亡工作。

　澳门成立党组织后，注意在各抗日团体、产业工人、学校中培养发展党员，先后建立了一些

　支部。后澳门特支发展为澳门工委。澳门炮台炮兵马路 2 号共产党员梁铁的家就曾是澳门工委活动的场所之一，在此曾举办党员骨干培训班。澳门党的工作“有了相当发展，到广州失守时，有党员 50 人”[3] 。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还利用澳门作中转站，营救从香港撤出的文化界人士。日军攻占香港后，立即搜捕数百名由内地疏散到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人士。周恩来就营救工作两次急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明确指示将被围于香港的朋友先接到澳门转到广州湾（今湛江市），或先到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4] 。经澳门的为西线，廖承志安排他们分 4 批由游击队护送到澳门，然后由澳门的中共秘密联络点——镜湖医院协助他们经广州湾或经中山、江门、台山等地到桂林。夏衍、范长江、梁漱溟等近百人都是经此路线转移的。

　中共地方组织和抗日游击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还对澳葡当局进行统战工作。香港沦陷后，澳门的处境十分困难，日、伪、海盗和土匪等势力乘虚而入，屡向澳葡当局挑衅。因此，澳葡当局希望得到相邻的中山县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帮助。中共党组织和驻五桂山区的游击区指挥部，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利用澳门“中立区”这一特殊环境与澳葡当局建立了合作关系，以动员和团结澳门的广大爱国同胞支援祖国的抗日斗争。由于党组织与指挥部做了一系列维护外围治安的工作，澳葡当局允许中山抗日游击队在澳门采购药品、弹药等，“中山游击队还在澳门设立了不公开的办事处”[5] 。此外，中共党组织还在澳门发动爱国学生运动，建立地下交通和情报工作站等。

　二

　澳门同胞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澳门同胞是中华民族的同根兄弟，素有优良的反帝爱国传统。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他们以血浓于水的赤子情怀，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发动的九一八事变，震惊中华，澳门同胞也感同身受。对九一八事变，当时澳门的《新声报》、《平民报》、《民生报》、《澳门时报》、《朝阳日报》等几家中文报纸都及时做了报道，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号召民众参加抗日运动。

　当时澳门的十多所中文学校首先行动起来，包括澳华中学、崇实中学、汉文小学、宏汉小学、镜湖义学等，纷纷以召开周会、时事报告会、唱抗战歌曲等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很多学校在课堂张贴“毋忘国耻”四个蓝色大字。

　曾任著名的澳门《知新报》编辑的宏汉学校郑谷诒校长，发表“澳门宏汉学校全体同学”的《致义军书》寄往东北，并要求五、六年级同学人人背诵。文章铿锵感人，现摘录如下：

　誓不与倭贼共生，定有非常伟划，务望力排艰险，互相激励，驱逐丑虏，还我河山！与其为奴隶于木屐儿，不如作鬼雄于沙场上，凡有血气应抱此心。同人远处天南，愧未能出身相助，惟对于有裨战务者，如募捐宣传之事，自当尽力服务，以尽微劳。[6]

　当时的不少学校还反复高唱《松花江上》、《大刀歌》等抗日救亡歌曲。“九一八，血泪尚未干，东三省，山河尚未还，海可枯，石可烂，国耻一日未雪不可忘……”歌声回荡在澳门半岛校园上空。九一八事变后，澳门同胞迅速成立抗日救国大会，支援东北义勇军的抗战。

　1935 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抗日救亡的怒潮激荡全国。澳门同胞也积极地响应全国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使日货在澳门的销量一落千丈，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在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澳门同胞迅速成立了文化协会、妇女协会、剧社、音乐社和歌咏团等爱国团体，用各种方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7] 。大众歌咏团曾假座清平戏院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激励青少年的爱国热情。不少澳门青年在当地发挥了先锋作用。他们成立“呐喊”、“起来”、“前哨”、“炎青”、“晓社”等读书会，阅读和赠送各种进步书刊，爱国青年陈少陵还开办了“小小书店”，专门介绍和销售进步书籍。另外，他们还组建“绿光”、“晓钟”、“前锋”等话剧社，上演抗战剧目。《大众报》、《朝阳日报》等报纸，常以较大的篇幅报道澳门青年的救亡活动。

　1936 年底，在澳门岐关车路公司工作的爱国进步青年廖锦涛与陈少陵等进步青年成立“澳门文化界救国会”，廖被推为理事[8] 。他们派员进入工厂、学校，在工人和学生中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全国抗战爆发前夕，黄健、杜岚夫妇从内地来到濠江中学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使濠江中学成为掩护接送抗日人士的地下交通站。

　全国抗战爆发后，澳门同胞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竞相成立。1937 年 7 月下旬在澳门工商界和上层人士中成立的澳门各界救灾会，这是澳门当时最大的救灾组织（需要说明的是，澳门当时的许多抗日救亡团体，都是以“救灾”字眼出现的，这是受当时澳门地区的特殊性和时局所限，只能将救亡易名为救灾。这里的“救灾”是泛指抗日救亡工作，并非自然灾害）。在妇女界还成立了“妇女慰劳会”、“妇女互助会。”

　1937 年 8 月，以廖锦涛、陈少陵等为首组织了“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简称“旅澳服务团”）。他们还有一首团歌，歌词是：

　慨我中华，山河破不整；

　恨那日寇，兽行到处凶逞。

　我们愿意，走遍祖国农村；

　我们立誓，推动全民抗战。

　中国青年誓把祖国挽救，

　争取民族的解放和生存。

　旅澳青年为我国服务，

　终有一天，我们得到凯旋！[9]

　8 月 12 日，以学术、体育、音乐和戏剧界为中心的“四界救灾会”成立。该会成员实际还包括了澳门新闻、教育、美术等各方面的人士，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全澳最活跃的救亡团体。成立宣言力陈日军暴行：“自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暴敌乘其余焰，陷我平津，更进而向我全国各地进犯，藉遂其整个并吞之野心。烽烟四起、炮火连天、村舍为兵、灾黎盈野、尸横遍地、血染通衢，其不死于枪林弹雨者，亦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吾人虽不能飞身拯难，亦当尽全力输财……”[10] 四界救灾会成立后，按期出版《救灾特刊》，组织宣传队和慰问团到邻近中山县各区乡村开展宣传动员工作，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当时中共东南特委组织部长吴有恒在总结澳门群众工作时指出：“党所能够掌握领导的一个大的、公开的、合法团体是澳门四界救灾会。”[11]

　七七事变后，澳门同胞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日救灾的宣传工作。例如澳门妇女界救亡团体邀请著名的抗日爱国“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女士到澳指导工作。史良在平安戏院全澳妇女界为她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抗战与妇女》的演讲，阐述抗战意义，还在各界作报告[12] 。史良当时还把自己在上海八一三抗战中受伤的照片送给杜岚女士，这两张照片现已赠送抗战馆[13] 。

　前锋剧社组织下乡宣传，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血洒卢沟桥》等抗日题材的剧目。不少剧院、戏院相继上映反映抗日的电影《淞沪抗战》、《最后关头》、《前进曲》、《收复失地》等[14] 。

　1942 年 1 月 16 日，以达用国语讲习所第 17 届毕业同学为中心成立了抗日团体“修社”。该社除开展国语运动外，还举行演唱抗日歌曲、传阅抗日书刊等活动。他们创作了修社社歌和一本抗日歌曲集[15] 。

　此外，澳门知行学校学生写了 200 多封慰问信，慰问前方将士。1942 年 12 月，澳门中华教育会会长梁彦明因积极推行爱国教育，宣传抗日救国，被日本特务暗杀，为抗战事业而献身。

　澳门知名报人陈天心在 30 年代创办的《大众报》，“在抗战前半段，以报纸作为宣传阵地，尽力推动澳门同胞的救亡运动；到抗战后期澳门处于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该报抗拒敌伪的压力，始终稳守民族大义的立场，非常难能可贵。”[16]

　除《大众报》，还有《朝阳日报》、《华侨报》等，因日本在澳门设有领事馆，澳葡当局又不愿得罪日本人，新闻检查较严，不允许有抗日字眼，凡涉及此，均用“××”号代替。有些稿件临到出版时被撤了下来，被迫只有开“天窗”。所以在澳门查阅抗战时期的报纸时，常常看到这种现象。就是开“天窗”也要出版，表现了报界人士不屈不挠的对敌斗争精神。

　三

　义卖筹款

　捐输抗战

　抗战期间，澳门同胞积极开展义唱义卖、劝募、筹款、勇跃捐输、献金救国等一系列活动，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

　1932 年，发生了日寇武装侵犯上海的一二八事变，驻防淞沪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澳门各界人士于 2 月中旬成立了“筹赈兵灾慈善会”，以各种形式筹款捐输。当时澳门的几家中文报纸都相继报道了平民百姓踊跃捐款，殷商慷慨解囊的爱国行动，例如殷商毕侣俭、许祥等各捐 3000 元，镜湖医院职工捐四成当月工资，岐关职工甚至捐一个月薪水助赈。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时，正值寒冷季节。“镜湖医院劝各商捐棉衣食品，还带头捐 5000 元，并捐助棉衣、食品、药物等件，寄沪散赈”[17] 。

　七七事变后，澳门同胞更是全力支援祖国前线，筹款方式包括：发动献金运动、捐献运动、“一仙（一分钱）救国运动”等。还通过举办游艺会、体育比赛、义演、义卖、擦鞋者义擦、人力车夫义拉等方式筹款。“澳救会”的筹款工作做得最为出色，1937 年 11 月 7 日，国民党中央侨委曾致函该会，称赞该会“同仇敌忾，踊跃捐输，至足嘉佩”[18] 。

　从 1937 年到 1940 年三年多的时间里，澳门同胞共进行大小募捐活动 100 多次。1938 年和1939 年，澳门各界举行两届“八一三”救国献金活动。其中 1939 年的“八一三”献金活动，“三天就筹得国币近十万元”[19] 。四界救灾会全力协助各界救灾会开展献金活动，曾派人到当时著名的花街——福隆新街等地发动妓女们（当时亦称“歌姬”）参加献金爱国活动，不少妓女热烈响应，不仅捐出了金钱现钞，还把戒指、金项链及首饰等物慷慨捐献，当时的澳门报刊曾以《商女也知亡国恨》为题，报道了她们热烈捐输的爱国行动。《华侨报》还以《歌姬竟捐争夺冠军》的标题进行报道。

　笔者在澳门征集到一张 1938 年的电影海报，在其背面印有澳门腊味行同仁义卖的消息：“自九一八国难迄今，举国同胞茹辛尝胆，莫不水深火热急若燃眉，而卢沟桥抗战年余，我

　国同胞东走西奔，到处皆惨罹烟弹，死者已矣。而生者方待救倒悬，是以侨海同胞深忧国难，发起义卖……”这段挚热文字代表了澳门同胞的共同心声。

　前方将士缺少什么，澳门同胞就千方百计募捐什么。他们响应李宗仁的吁请，积极募集雨衣、胶鞋等，以解决前方将士的雨季作战之需。为此，李宗仁、白崇禧及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联名写信对此深表谢意。当时的澳门报纸还有澳门同胞募捐短衣短裤、蚊帐等送往前线的大量报道。

　1938 年 5 月 8 日，盘踞于大小横琴岛一带的日军，乘坐橡皮艇企图登陆中山洪湾，被中国守军奋起击退。澳门同胞慰问团携带着澳门热心人士捐输的大批食物和药品等慰劳物资，冒着敌机空袭的危险，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并向他们赠送了“卫国为民”、“守土杀敌”两面锦旗。珠江三角洲的抗日游击队也曾得到澳门同胞在药品等方面的支援。

　在抗战爆发一周年纪念日的 1938 年 7 月 7 日，全澳饮食行业举行素食筹募，出售印有“毋忘七七”字样的素包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