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教育意义和价值

　一、国学经典与教育 国学经典与传统文化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我认为传统文化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国学经典。中国古代以部数的形式表现出的内容就是经典，这种学术形式就是国学。二是文化常识。文化常识的内容可以小到一个概念，比如为什么我国称为“中国”、为什么我们是炎黄子孙、为什么我们的幅员称为“九州”等；也可以大到一种制度，比如家族制度、科举制度、历代的兵制和官制等。三是传统的游艺技艺，包括踢毽子、放风筝、捉迷藏等传统游艺，以及一些需要通过长时间反复地练习才能获得的传统技能技艺。比如围棋大家都会下，但是一个刚懂围棋规则的人和一个九段棋手的差距是非常大；书法大家都会写，但是一个刚写书法的人和一个书法家的差别也是巨大的。

　（一）从社会、政治方面看待国学经典与教育问题 现在人们常说“世界在一体化”——用全球文化一体化打破军事武力，文化统一地球和谐，用地方文化繁荣经济。世界一体化的内容并不在于使各种文化变得同质。而是在于各个民族的多样化。所以说，中国梦离不开中国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离不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我们应该发挥中华民族最突出的历史文化优势，提升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当代文化。

　（二）从学术、教育方面看待国学经典与教育问题 国学经典教育是最有价值、最优质的教育。它集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素质教育和人文教育于一体，统一于对人的主体性的丰满和完善，内在有共通之处。素质教育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教育任务的教育,是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上来把握的教育思想、理念。通识教育是一种教育理念及其指导的实践教学活动,是培养具有融会贯通、一以贯之的能力以及博雅气质和丰富感情的精英完人的教育。博雅教育是培养学生内在精神品质和外在气质以及自主自由能力的贵族休闲教育。人文教育指对受教育者所进行实践活动和意识活

　动进行一种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其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

　二、素质与素质教育 1985 年 5 月，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同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这是我国素质教育最初的思想源头。

　（一）什么是素质 2004 年，刘家和教授联系我合写一篇有关素质教育的文章。与刘先生的合作使我受益匪浅，我讲的一些观点也是在合作的过程中他教给我的。刘先生认为，理解素质教育应从对“素质”的训诂开始。

　所谓“素”， 本义是没有染色的丝绸。比如你今天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大家评论你穿得很“素”。“素”有白色的、空无的、本来的、最初的意思。“质”有质地、形体、根本的意思。“素”和“质”在中国古代是两个单字，后来考虑到它们有根本的、最初的意思，古人就把这两个单字合成起来构成了一个合成词。

　 中国“素质”的概念和西方的“白板”概念有一定相似之处。在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克，都强调人出生后的精神世界、心灵世界就像一块白板，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形形色色的人，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逐渐形成了我们的观念、思想和价值观，就像蜡块接受了图章的印记一样。“素质”和“白板”都是这样一种比喻性。

　“素”看起来是空无，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颜色，因为白色也是一种颜色。如果它是什么都没有的空无，就不能作为质地为其它颜色提供基础。但它也不是一种特定的、具体的颜色，否则会被其它具体的颜色相混淆，同样不能够成为其它颜色的质地和基础。

　所以刘先生认为，所谓“素质”是有和无的统一，“有”不是一种特定的、具体的“有”。而是可以囊括一切具体之“有”，不受局限的特殊的“有”。而这样一种“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无”。但我们在说它“无”的时候，也不是空无的“无”。而是能够为其他具体之“有”提供依托、作为基础的“无”。大家以白色的墙作为例子，能更容易理解这句话。

　另一方面，素质虽然没有具体内容，甚至是一尘不染的，但是它不着一物、空无一物的状况，又预示着一切的可能。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谈论素质的时候，我们着重的不是它现在的一无所有，而是它未来可能出现的前景。所以，素质和白板并不意味着什么东西都没有，相反，它预示着一切的可能。

　用人和动物做一下比较，我们就能看出人的素质状态和素质发展的可能。我们知道，动物是在母胎里渡过最重要的发展时期的，比如一只小牛或一只小羊刚生下来就会站立、行走，甚至能跑和跳；而人一生下来除了会哭，别的都不会。人特有的本能——直立行走和语言，也是要到十个月甚至一年之后才能具有。但如果把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放到脱离人群的地方，他是不会具有这些能力的。所以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动物有其本能和规定性。就如康德所说，“动物通过其本能已经是其全部，一个外在的理性，已经把一切都给它安排好了”。动物这样的特定性、这样一种专门化，既成全了它们，同时也限制了它们。

　动物是依靠本能，使其能够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上保持种族的延续。但是动物特定的本能和专门化的器官，是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也就是说，动物对外在的环境有很高的依存度。这个依存度之高，以至于很多动物都是以特定的地区来命名的。比如华南虎、美洲豹、

　东北虎，它们只能在特定的地区才能生存；如果外在环境发生了变革，这个种群的延续可能就会面临困境。所以每一种动物都有它特定的空间和生活方式。

　人相对于其他的动物而言，本能极其匮乏。而这种所谓的匮乏就构成了素质的含义。我们没有动物那种能支持快速奔跑的肌肉，也没能抵御外在寒冷的毛皮，但正是由于我们处于这样一种“素质”的状态，我们的身体需要保育、性情需要规训、精神世界需要塑造，一切都要从头学习。

　相对于动物而言，人和动物根本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这种非专门化的本能匮乏，具有很强大的否定作用。如果没有别人的照顾，我们每个人很难存活下来。但从长远来看，这种非专门化的匮乏又是非常宝贵的有利条件，因为人的器官不是为完成少数几种生命功能而被狭隘制定的。人不为本能所控制，所以能够思想，能够发明，能够通过受教育超越动物。人的多种能力和首创精神，使其能够适应变化的外部条件。比如无论在热带地区还是在寒冷的地区，人不仅能够适应，还能通过创造改变环境，使环境和人相互适应。人们通过创造和改变社会习俗使环境变得更加舒适。

　人的起跑线本是落后于动物，但正是通过“素质”的状态，最后做到了极大的超越。所以说，“素质”的这种无规定性、非专门化为其他具体之物提供了依托、成为了基础，而且蕴藏着无限发展的动力，具有无限的发展的可能性。

　（二）什么是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就是合理地调整和安排素质的结构，并不断地完善和优化素质结构的活动和过程。叶圣陶先生曾说：“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素质好比是土壤，各种各样的技能就像在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庄稼。土壤为庄稼的生长提供了依托和基础，使种子发芽、生根、开花、结果的各种潜能都能得到实现。素质教育就是改良土壤、提高地力的过程。只有土壤改良了，地力提高了，在这块土地上种的东西才会蓬蓬勃勃地生长。如同一个人的素质优化了、眼界

　开拓了，他在面对任何事情都能得心应手。如果是一片盐碱地，种子再好，工人再勤奋，庄稼也很难生长出来。

　我们所说的下棋、弹琴、绘画、唱歌跳舞，不过是在素质的土壤上栽种各种各样的花花草草，而不是根本的改良土壤；不过是在素质的模板上新增了一些图案，而不是改善这块模板的结构。所以说，素质教育的关键是“道”“体”“本”的问题；而各种技能的学习之所以次要，是因为它着眼的是“器”“用”“末”。

　 三、国学经典教育就是素质教育 （一）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 前文中提到，中国的素质教育和美国的通识教育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美国实施的是通识教育，学生上大学之后，前一、两年，甚至整个大学四年，都不分科分专业地学习，而是学习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课程可能有几千门，其中有两大核心课程：一个是人类文明，一个是经典研读。人类文明是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历史，比如地中海沿岸史、太平洋周边史、欧洲中世纪史、中国唐代史等；经典研读就是对伯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罗蒂等著作的研读，每一本书可能要开一个学期，甚至一个学年，比如《理想国》《爱弥儿》《民主主义与教育》等。

　我国的素质教育，在我看来，就是要学习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研读我们民族的经典。我想以我的导师的经历，来说明素质教育如何优化一个人的素质、开拓一个人的眼界。我的硕士导师叫张舜徽。他是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的第一、第二、第三任会长，是我国第一个历史文献学的博士生导师。张舜徽先生在很多学者看来，是一位真正的国学大师。比如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就曾表示，20 世纪至今这一百年，能够荣获“国学大师”称号的，只有章太炎、黄侃、王国维、钱穆、张舜徽这五个人足以当之。

　张舜徽先生一生完成学术著作 24 部，共计八百万字。这样一个鼎鼎大名的学者，却没有上过一天的学堂，完全是接受的传统家族式教育，而所学的内容也都是国学经典，都是传统文化。

　张舜徽先生的父亲张淮玉，自幼聪明过人，有过目成诵之能；但他对八股文向来深恶痛绝，也不参加科举考试，一生精研朴学，尤长于天文历算。张舜徽先生自七岁发蒙，其父以王筠的《文字蒙求》为课本；稍长即读《说文解字》，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解字句读》《说文解字释例》都是他这一时期的常备书。十六岁后，张舜徽先生开始研究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并于十七岁时撰写了《尔雅义疏跋》，这是他一生上千万字的浩博著作中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张舜徽先生对文字和训诂的兴趣与功底就是这时培养起来的，其父虽然深恶八股，但对四书五经非常看重，在张舜徽具备了文字基础之后，即开始让他读经。因为自己的学术兴趣和治学观念，张淮玉并不要求儿子死记硬背，他认为，不知天文，不足以读《诗经》和《尚书》，因此引导张舜徽学习天文与历算；《尚书》佶屈聱牙，于是指导张舜徽对照《史记》阅读。由此可知，由于父亲的治学旨趣和张舜徽本人的气质，他从一开始读书就偏重学问，而不是文章，这一点对他以后几十年的治学生涯具有深刻的影响。民国初年的沅江依旧很闭塞，尤其是僻处乡下的长岛。但张淮玉崇尚新知，非常留心各种新出版物，并为张舜徽订购了《东方杂志》《学衡》《少年杂志》，还把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和历史教材买来给他看。也是在这个时期，张舜徽接触到了梁启超的新著《清代学术概论》，这本书对他影响至巨。他在《庭闱受学记》中曾说：“生平服膺乾嘉诸儒之学，盖自此始。” 张舜徽先生 17 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的姑父余嘉锡也是我们国内鼎鼎有名的学者。余嘉锡看到张舜徽先生的父亲去世了，他又是个可造之才，便写了一封信，邀请他住在自己家，一住就是三年。每天白天，张舜徽先生到当时的北京图书馆看书，晚上就和姑父讨论学问。张舜徽先生晚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八十自叙》。里面就提到这三年是他一生当中读书进展最速的时期。由于姑父的介绍，张舜徽先生结识了当时很多的学术名流，包括吴承仕、沈兼

　士、钱玄同、陈坦、邓之诚、马衡、高步瀛等。同时，张舜徽先生还常以同乡后学的身份，向杨树达、黎锦熙、骆鸿凯等湖南学者请疑问教。正是这样一个好的启蒙教育和这三年的学习，为张舜徽先生成为一个现代学者奠定了很坚实的素质基础。

　在跟张舜徽先生学习的过程中，他最常教导我们的一句话是“言之无文，传之不远”，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写的文章没有文采、讲的话不生动，就很难流传开，很难得打动读者、听众。所以他对我们写好文章特别重视。

　那么，如何“言之有文”呢？张舜徽先生告诉我们，一定要多背长篇古文，比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贾谊的《治安策》、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他认为，背诵这些名篇可以“养气”。“气”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我们可以称一个人讲的话很有气势、文章写得很有气韵。可见，“气”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张舜徽先生认为，背诵这些古文之后，就能够感受到汉语的气势和气韵，可以驾轻就熟地驾驭汉语，可以写得一手好文章。

　很多把孩子送到国学班的家长跟我说，他们也不知道让孩子学了国学有什么好处，只知道孩子如果把国学学好了，应付一篇高考作文不成问题。我们暂且不说这些家长的功利用心，至少这些家长都意识到了学国学、读古文和写作文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二）写作的技巧 写文章一定要有技巧，但是技巧只是“器”“用”“末”的层次，要把文章写好，还必须注意“道”“体”“本”层次的问题。我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写作的技巧：

　1.不要说笼统的话，不能说含混的话

　写作一定要具体、详实。举个例子，2004 年，我从古籍所调到教育学院之后，有人找到我，让我编一套历史教科书。由于这是套要拿到教育部去审查的国家教材，必须要有个写作小组，我就和我带的研究生一起写。我给每位研究生分了一到两课内容，写完后他们交给我的稿子让我大吃一惊，这个“惊”不是好，而是他们特别习惯于说笼统、含混的话，比如，某某人在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什么历史事件在历史上发挥了重大影响。我看了之后哭笑不得。这种写法虽然没有错误，但是也没有传达什么信息。我当时跟一个学生说：“你们都是很聪明的孩子。但是没有受到好的学术训练。你们这样写文章，在我这里肯定过不去。”这个学生很聪明，马上问我，怎么样才叫具体？我就给他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描述一只狗时习惯用“可爱的、调皮的小狗”，并且觉得这句话写得非常丰满，短短的十来个字，用了两个形容词。但是在我看来，这样写文章还是过于笼统。如果我来描述它会这样写：“这是一只耳朵长、腿短的小狗，望着干净的天空，突然高高地一跃，叼住了一片正在掉下的落叶。”我不说它可爱，而是通过描述它的长相来说明它可爱；我也不说它调皮，而是通过小狗看着一片掉下的落叶，要“跳”起来“叼”住落叶的动作来说明它的调皮。我经常说，任何一本书、一篇文章、一册教材的内容量都是有限的，作者不能用有限的容量去写整个大海，而只要写大海中的一滴水、一朵浪花、一颗卵石，这就是具体。

　2.让静态画面动起来 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教学就是情景的创造，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给学生制造一个想象情景，把他们引领到这个想象情景当中，和老师的思路保持一致。显然对于一个情景的创造来说，动态的描述比静态的陈述要有效得多。还是以教材为例，在我曾经编写的一册教材中，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当最早的人类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并用另外一块石头把它敲打成最简单工具的时候，他就实现了从猿到人的跨越。这句话其实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人类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但是恩格斯面临的读者对象是学者，是成人；而我的读者对象是孩子，是 11、12 岁刚进初中的孩子。所以我就不能只给他们一些概念。也就是

　说，孩子在读我这本教材的时候，我要在他的头脑中放一个“小电影”，使这个历史场景生动、活跃起来。

　这种表述在我主编的教材中非常普遍，甚至在一些复习题当中我也采取这种方法。比如一些文化思考题我是这样出的：“假如现在是在 2200 多年前，你在汨罗江边很幸运地遇到了不幸的屈原，你会对他说些什么？”“张骞曾经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被匈奴扣押十多年，假如身边的随从只剩你一位了，并且你又跟随张骞第二次出使了西域，请告诉老师和同学，两次出使西域有什么不同？” 所以说，我们的写作要尽量地为孩子制造一个想象的情景，让孩子能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写作时技巧的运用是必要的，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技巧是属于“器”“用”“末”的层次。在我看来，所谓的好文章，就是把优雅、精致的语言，镶嵌到独特的、有节奏的句子中。大白话很好，但是不能全篇都是大白话。白开水不错，但是我们适当时候喝点茶，喝点咖啡，可能会更好一些。有人喜欢“大江东去”，也有人喜欢“小桥流水”，风格不一。但是不管怎么样，都要有个性。无论是形成优雅、精致的语言，还是要形成独特的有节奏、有气势、有气韵的句子，都必须到古文当中去感受、体会和把握。

　3.国学经典能使我们语言优雅精致 比如《声律启蒙》原文节选：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 句子短小，形式整齐，隔句押韵，读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铿锵入耳，大家都喜闻乐道。这就是我们的汉语，优雅、精致的祖国语言。

　《幼学琼林》这本书向大家郑重推荐。我觉得这本书对于我们快速地增加国学知识，提高国学素养，甚至加深对国学的兴趣都很有帮助。其中《幼学琼林·卷三·人事》中提到：“人微笑曰莞尔，掩口笑曰胡卢。大笑曰绝倒，众笑曰哄堂。”我们所说“莞尔”就是微微而笑，捂着嘴笑叫“胡卢”。大笑叫“绝倒”，众人笑叫“哄堂”。读了之后，使人有会心的感觉。不仅如此，读了这些文章之后，能够帮助我们阅读古文、了解古文、扫清阅读古文中的障碍，对我们作文遣词造句也有非常多的好处。比如“畴昔、曩者，俱前日之谓；黎明、昧爽，皆将曙之时”，如果了解了这些词汇，在写文章的时候就不至于连续说“前天如何如何”，说得自己都生厌，换成畴昔、曩者既典雅又避免重复。比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开篇第一句话写的是“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什么是“曩者”？就是前天的意思。这个书为什么叫《报任安书》？正是因为前天任安给司马迁写了一封信，于是司马迁写了回信。

　在学校里，许多大学生过来问我：“徐老师，我们现在想学国学该学什么？”我说：“你就读《幼学琼林》。”《幼学琼林》只有短短的四卷，但是有 42 个门类。如果四年间能把《幼学琼林》读好了，你的国学素养会比别的同学高出一大截；如果把《幼学琼林》读精了，国学素养会比徐老师还好。古文的阅读，哪怕是蒙书的阅读，都能使我们的语言变得优雅精致。如果把这些文本读多了、读熟了，想不把文章写好都很难。

　以上这些文本能使我们的语言变得优雅、精致，那能不能形成独特的有节奏、有气势、有气韵的句子呢？一样的能。

　《庄子》中有这样一段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天地”“四时”“万物”“人事”是中国古代组织知识的基本逻辑和框架。我们中国古代的类书（古代的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往往是按照 “天地”“四时”“万物”“人事”的逻辑进行编排的。如果有了这样的框架和逻辑，再看我们熟悉的《千字文》：“天地

　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我们会发现，短短的《千字文》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展开的。开始是写日生日落、月圆月缺，写星辰遍布太空的壮美，写四时的循环往返；写完遥远天空事情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脚下，写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总说，别看《千字文》只是一个启蒙读本，但是它的逻辑非常严整，语言非常典雅，形式极其精巧，结构庄严宏大，内容更是亲切如斯。所以我认为，国学经典教育不是直接养成我们某种特定的技能，而是在更深刻、更高远的层面上做着夯实基础、调整结构、完善素质的工作，是一种源于根本、专注根本、为着根本的教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国学经典教育就是素质教育，而且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有效途径，甚至是不二法门。

　四、国学经典教育就是人文教育 （一）人文教育的意义 朱自清先生曾说过这样一番话：“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国学经典教育，不能给我们带来现实的好处，不能解决我们的饭碗问题，不能解决我们的衣食问题。但是它最大的功效是使我们成为有文化的人。西方的一位学者曾这样说过：“说当一个人把所学的东西都忘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大家想一想，我们每天都在吃喝，每天也都在排泄，食物在我们的身体中穿过，最大的功效是维系了我们肉体的生长。知识也同样如此，老师教给我们的知识可能会忘记了，但是它优化了我们的素质，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我经常说，在一些历史事实上，我记得可能不如一位正在准备高考的文科学生。但尽管这些内容我忘记了，却并不妨碍我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他是一位高中生。因为我因为拥有了这些知识，借助它们建立了自己的历史视野，有了自己的历史感。这些知识虽然忘记了，但它们确立了我的素养，使我达到了一种境界。这就是知识的功效和作用。

　我认为，人文教育就是在文化中或是朝向文化的教育。“文化”不是一个名词，而是动词，是文而化之的意思。人文教育的核心内容，是通过阅读经典与历史上有智慧的人进行对话交流，最终目的是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所以我经常讲，国学教育有多方面的功效，它

　能使我们增进知识，但它又不只是一个增进知识的过程，而是把知识消化于生命，转化为生命,使我们具有德性的过程。国学教育具有熏陶气质、变化性情、提高涵养的意义。

　中国古代做官要读“四书五经”，要写“八股文”。一个人把四书五经读得再烂熟，把八股文写得再好，对于处理各种刑事案件、征收钱粮有用吗？看似是没有任何实际的作用，但它真实的目的是为了确定一个基本价值准则，使他在面对任何事、任何情况的时候，都能恪守这个准则。

　下面我以中国古代启蒙教育的历史来说明这个问题。

　 （二）中国古代启蒙教育史 唐朝以前，中国的启蒙教育刚刚起步，那时候启蒙教育的目的是单纯的识字，孩子上学读的第一篇文章是东汉史游编写的《急就篇》。“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这些像什么？一个一个人的名字。为什么上学要读一个一个的名字呢？就是为了识字，没有别的意义。然后读的是《千字文》。《千字文》是一篇精美绝伦的锦绣文章，但我们从它流传过程中的实际功用来看，也是一个启蒙的识字读本，因为这一千个字不重复，是很合适孩子识字的材料。我曾考察过，现在可见的唐朝以前的启蒙课本有 30 余种：从最早的《史籀篇》到流传很广的《苍颉篇》，再到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千字文》，这些都是识字读本。

　隋唐五代至两宋时期，启蒙教育除了识字外，还增加了其他功能，其中知识类型非常多样，比如学习天文的《步天歌》、学医的《历代名医蒙求》等。在这种情况下，《三字经》这样的文本被孕育出来。《三字经》很多人只知道分为五段，但不清楚它想给人们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其实这五段之间是有内在关联的，它们共同指向劝学。

　《三字经》之所以能够成为蒙学之冠，对中国的启蒙教育影响这么大，是因为它不只是单纯地告诉你要学，还告诉你要学什么。有数学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有伦

　理道德的“黄香温席”“孔融让梨”，还有“三纲”“四时”“五常”“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等内容。中国古人常讲“一物不知，辱者知耻”，作为一个学者，知识一定要很广博，但是知识那么浩瀚，怎么去记忆它？要以数目字为纲，如同“五讲四美三热爱”一样，方便记忆。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启蒙教育的内容不再是识字、知识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伦理道德教育，特别是日常生活行为教育。为什么会这样？这跟朱熹有关系。中国古代的学校只有“小学”和“大学”之分。在朱熹以前，划分“小学”和“大学”的标准是单纯地根据年龄——8岁入“小学”，15 岁入“大学”。但是朱熹认为，入学的分法不应该根据年龄，而是应该根据所学的内容。具体来讲，他认为“小学”应该学“事”，事情的事；“大学”应该学“理”，道理的理。

　“小学”学什么事？朱熹认为，“小学”应该学习日常生活中一些具体入微的事情，比如如何孝亲、如何敬长、如何洒扫、如何与别人打交道等。朱熹认为，一个孩子如果在“小学”阶段把日常生活的事情学好了，就能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为他的学习和工作确立一个很好的准则；当孩子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后，铸就了成为圣贤的坯土，就完成了启蒙教育的使命。

　朱熹对启蒙教育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他编写了很多课本。比如：《三字经》，其中说到“小学终，至四书”；《小学》，是他和他的学生刘清之合编的一本启蒙书；此外还有《童蒙须知》《训蒙诗百首》等。朱熹编的这些教材并不成功，但是他关于启蒙教育使命的定位特别准确。

　清朝末期至民国时期，西方思想传入中国。西方的教育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特别是儿童心理学告诉我们，教育一定要顺应孩子的心性，要尊重孩子的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要注意直观教学，因此孩子上学读的第一篇课文变为配有插图的识字文章。

　我们举个例子说明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梁启超有过十三个孩子，其中有四个夭折，九个长大成人。这九个孩子各个都很有出息，而且九个孩子中出了三个院士。他的大儿子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编写过《中国建筑史》，并被翻译成英文，在国际上广泛流传。梁启超的第二个儿子叫梁思永，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由于梁思成、梁思永作出的重大贡献，在1948 年的院士选举中，两兄弟双双当选。1948 年第一届院士有多少呢？非常少。分为三个组：数理组 28 人，生物组 25 人，人文组 28 人，共 81 位院士。梁启超的第五个儿子梁思礼是我国著名的运载火箭专家、“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梁家子弟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成就？我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梁家重视传统文化教育，重视国学经典教育。

　梁启超是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梁先生晚年让他的学生谢国桢在书房“饮冰室”中开设家塾，让梁家子弟背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学习中国古代史。不仅如此，在他的孩子们上大学和工作之后，他也不断地给他们写信，让他们注意人文学的学习。

　山西人民出版社曾出版了《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给孩子们的 400 余封家书》一书，其中有一封写给梁思成的信中说到：“关于思成学业，我有点意见。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通过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出来，梁启超让他的孩子学人文学，并不是想让他的孩子步他的后尘，长大了以后到清华国学里做国学老师。而是要在他们从事自己专业工作的时候能够保持活力，能够保持一种无止境的探索精神。这就是傅佩荣先生说的“人文教育的目标在于：让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自得其乐”。一个人能拥有敏感的心理，能时时刻刻发现生活中的美，发现生活中的感动，能自得其乐，这不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吗？

　所以我认为，人文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人类文明，就是经典研读，就是“文”“史”“ 哲”，就是艺术。人文教育让我们知道人类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在前行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遭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我们的前人又是根据什么样的资源，运用了什么样的原则和方法，成功地应对了这个问题，取得了什么样的文明成果。人文教育能促进我们对真善美的崇敬之心，能唤起我们对一切伟大、深邃、美丽事物的敏感和惊奇。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情形。据统计，美国高中生在进行职业选择时，有 70%的人选择经商，有 14%的人打算做医生，有 13%的人要从事法律工作，高达 97%的人选择高薪的职业。正因如此，美国最受人们欢迎的热门专业是会计、电力工程、机械工程、商务行政与管理等等，都是与人文学不搭边的。正式因为社会有这种趋向，美国的人文学在上个世纪末的30年间，呈大步后退的趋势。从全美国获得学士学位的情况来看，英语专业的学生 1971 年是 8%，2002 年下降到 4%；历史学 1971 年是 5%，2005 年只有 2%；外国语言文学亦是如此，1971 年是 2.4%，2005 年下降到了 1.2%。看了这组数据后，各位读者可能会提出问题：不是讲人文学的重要吗？美国也不重视人文学。我要说的是，这是全美国的情形，包括美国的二流大学、三流大学和不入流的大学。而在美国的精英大学，依然重视人文学，人文学的香火不仅没有败退，而且是越烧越旺。

　耶鲁大学可以说是美国顶尖的大学。在过去的 25 年中，历史学一直是它的头号热门专业。历史系的本科生最多时占到了 15%。英语专业也是耶鲁大学的四大热门专业之一。所以我们看，美国的精英大学与二流、三流大学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做法。

　美国顶尖大学学生的家长，大多数也都上过大学，他们知道大学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意味着什么。他们认为，大学期间就应该心无旁鹜地通过阅读经典和历史上最聪明的人对话，和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交谈，快速地提升自己，优化自己的素质，开阔自己的眼界。他们认为，找

　工作是一个次要的事情，只要把自己的能力提高了，把自己的素质优化了，工作就会自己来找你。

　我认为，人生就是一段旅程，甚至可以说人生就是从子宫向坟墓的进军。只有接受国学经典教育，才能让我们的后代掌握优雅、精致的祖国语言，成为一个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的现代中国人；只有接受国学经典教育，才能使我们的后代走进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亲近、认同这个家园，有能力参与到这个家园的建设过程中；只有接受国学经典教育，才能让我们的后代，把自己生命的根须扎植于传统文化丰厚的土壤，把自己从一个自然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中国人，变成一个自觉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