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多民族文化和谐因素.doc

　挖掘多民族文化的和谐因素

　近年来，作为当代中华多民族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小说，可谓独放异彩。《尘埃落定》《藏獒》《狼图腾》《悲悯大地》《如意高地》《蒙古往事》等，即为较有影响的作品。这些小说在开拓读者阅读视野、展示多民族文化内涵方面确有新鲜感，但某些作品的内涵还存在诸多的不足与问题。

　 《尘埃落定》无疑是其中的优秀之作。该小说以清晰的故事和干净的叙述语言给读者一个丰富、立体而又日常的藏民族故事。今天看来，它更重要的成就还在于它以诗意的语言再现了土司藏人生活的日常性和丰富性，并在这叙述中发现并肯定了少数民族生活的和谐性。小说选取了一个常人眼里的傻子少爷为第一叙述人。和诸多优秀作品中有名的傻子一样，阿来笔下的傻少爷也同样承担了作者对于诚实、德行、淳朴、善良、宽厚、仁慈和爱等人类美德的全部苦心。正是麦其家的这个傻子土司，以自己的方式建立起和汉人社会的和谐关系；他用自己的宽厚和善良化解了拉雪巴土司和茸贡土司两家几乎不共戴天的冤仇；当别家土司大修碉堡，企图以枪炮保卫自己领地的时候，傻子土司却在自家最宽敞的草地上建起了贸易集市，为自己也为众人带来和平、富裕的双赢机会；别家土司在领地大种罂粟大赚钱的时候，傻子却老老实实种小麦。而当无情的饥饿降临雪域大地，傻子土司却以平常年景的价格，开仓把自家小麦卖给众人，从而赢得众人的爱戴；正如小说写的，这个傻子土司让人们看到麦子有着比枪炮还

　大的威力。其实，“麦子”象征的正是和平与祥和、和谐的日常生活对人的魅力。该小说的意义其实就在于，让我们看到了少数民族文学应有的更开阔、也更深刻的思想主题。

　《悲悯大地》以仇与复仇为线索，实则揭示了宗教在藏人社会中具有的以和谐为主的核心价值。小说的深刻在于，即使没有新中国（红汉人）的到来，建立于快刀、快马和快枪基础上的英雄梦想也是虚妄的。故事中，峡谷里早年间的贡巴活佛用自己的身体阻挡了两大家族间即将爆发的流血冲突，若干年后，阿拉西喇嘛上师用自己被马拖成肉絮的身体感化了那些即将与红汉人开火的藏人。小说把以喇嘛上师所代表的宗教的隐忍和牺牲精神渲染到了极致。

　但整体的少数民族小说并不尽如人意。《狼图腾》《藏獒》及《蒙古往事》呈现了一个基本相似的主题：杀伐、征战、仇与复仇及斗争。《狼图腾》和《藏獒》曾在读者中引起较热反响。这两部故事简陋、主题单一的小说，分别写有关人与狼、狼与马、狼与狼以及人与獒、獒与狼、獒与獒之间相互厮杀、生死存亡的故事。作者从人的视角，对狼、獒身上所具有的，为了食物和领地永不懈怠的斗争精神、斗争智慧以及为同类间的爱恨情仇，彼此火拼至脑浆迸裂、甚至吞食幼子的残暴性情，进行了饱含热情与崇拜的描述和赞美。小说竭力渲染狼、獒由敏感、责任、孤独、神秘、智慧、残忍、勇敢、自尊等等精神特质构成的强者魅力。它描写的自然法则暗合了当代读者对生活和世界的某种认识，那就是人是为斗争而活着的，生存竞争强者胜。小说引起热读的卖点正在这里。

　同样，《蒙古往事》的作者尽管把自己的此次写作看做是“让我的叙

　述与汉文化和汉语表达拉开一点距离”的“文学行动”，但我们看到的，也不过仅仅是小说叙述语句的方式和词语运用上，试图接近草原游牧文化的些许生硬的努力而已。小说实现了作者想“写出一个叱咤风云的世界征服者”的目的，但“怎么写”最终为的是实现“写什么”的问题。作者给读者描画的铁木真或后来的成吉思汗，不过只是个永远持刀跨马杀伐草原的铁血英雄，他最终为“汗”不过因为他超人的精力、他的刀和马。我们没看出作者着意努力的“文学行动”带来的新意。故事不过一再证明了冷兵器时代强者为王的主题和逻辑。那么，铁木真这朵蒙古大草原的铁血之花是如何吸收草原精华而成长的，为数众多的部落和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是如何在一片共同的草原生活、发展的，这些在“蒙古往事”中是看不到的。

　显然，这种审美倾向不仅仅是一部作品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从文化生态学来说，出现这种现象有思想根源及创作背景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文化生态学中曾流行一时的所谓“地理环境决定论”。它认为地理条件规定着民族性与社会制度，制约着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方向，认为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地理环境的产物，文化的各方面都受地理环境支配。由此，孕育于自然环境严酷的大荒漠或草原的文化，就必定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生死存亡的杀伐与斗争文化。这个观点把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从特定的时间范畴抽象出来，加以无限制发挥，忽略了自然借以作用于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若干“中介”，其结论难免陷于“直线化、简单化、夸

　大化”。它还把地理环境视作决定人类文化特征的一种“外力”。而实际上，经过人类的社会实践，地理环境已经演化为“人化的自然”，成为文化发生发展的内在因素。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和汉文化一样悠久灿烂，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人化自然”的程度和汉族一样处在不断发展进步中，而这些变化给他们的生活一样带来深刻变化，这其中的稳定与不稳定、和谐与不和谐因素和汉文化一样值得深思。如果我们的小说家能基于这样视点和思想高度去体验和思考少数民族的生活，那么读者将会看到一个多么丰富多彩的中华多民族人民生活，而不再是只呈现单一杀伐与斗争内容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典型的把地理环境和文化的关系“直线化、简单化、夸大化”了。

　小说家之所以动辄以杀伐和斗争的视点想像少数民族故事的第二个思想根源就在于，中国社会进入现代以来，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斗争哲学。中华传统哲学其实是以和谐为核心的生命哲学。但进入近现代以来，由于内忧外患、持续战争的国家历史，从新文学直至上世纪 80年代前，斗争逻辑一直是时代文学、话剧、电影等艺术创作的基本主题。斗争哲学沉淀在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同样也沉淀在小说家思想深处。在当下的接受环境中，狼獒故事会心有灵犀一般，在读者精神深处呼应起那种斗争哲学和强人逻辑。我们并不能完全否认以阶级斗争等重大题材为主的文学创作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但当它成为影响当今时代精神的文学资源时，被人们贯穿到各自所面对的自然或社会生活、日常生活时，我们就不能不看到其让人忧虑的一面。

　 20 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社会转型。从政治挂帅到以经济建设为主，但

　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里仍存在斗争哲学的阴影。在今天以市场经济为主题的时代环境下，当代人的生存竞争无论是演变得更隐蔽还是更赤裸裸，总之都是更为酷烈。在所谓新的时代，每个人（而前半个世纪是整体的中国人）都想成为历史的“把犁人”，成为“雄狮”，没有人想成为“历史的肥料”，成为“绵羊”。从心灵深处来说，大众对斗争、生存竞争、强者逻辑等之类的所谓哲学仍是认同的。从这个角度说，狼獒小说不过是战争和斗争文学的变相，它不过以狼和獒取代了人，不是直接以人和人或人和自然，而是以动物和动物之间的斗争，给当下人的生存状态来一个动物寓言。半个世纪来形成的斗争哲学成为沉淀在中华文化之流中的一条粗显脉络。而中华文化历来具有文化结构与功能的高度统一，也因此而具有“顽强的再生力”与“无与伦比的延续性”。由此，我们再来理解一些汉族小说家动辄以杀伐与斗争的视点看待少数民族生活就不难了。

　我们审视中华少数民族这块珍贵的文化资源时，应以一种发展和辩证的思想看待中华多民族文化资源的丰富性和特殊性，发现那些边缘而辽阔土地上的人民生活的日常性，挖掘游牧人在创造悠久丰富的中华游牧文明中，与环境、与农耕文明之间建立起来的稳定而和谐、浪漫而诗意的历史或故事。当今时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有利于国强民富的朝野共识。“和谐”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政治的概念，而且是一个有关社会和个人、有关物质和精神、有关肉体和心灵的全方位概念。如何挖掘中华多民族文化中的和谐因素，也应成为少数民族文学责无旁贷的使命。显然，无论是对于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还是当今的时代主题，或者即使对文学本身，这样做都是更有价值和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