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解决三农问题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客观要求，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是进一步促进改革深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决定》贯彻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这一战略思想，明确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这是我们党在认真分析我国目前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现状后，提出的又一个将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改革目标。这就是说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着重考虑城乡之间均衡发展、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在推进体制改革、制度创新过程中也必须遵循这个原则。
    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虽三者测重点不一，但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发端于我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及高速增长。但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下半期，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却日益突出，以至成为当前困扰我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               
    九十年代以来，对我国农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变化，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式转变。我国城镇居民占全体人口的比重，虽然直到今天也才刚刚超过37％，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城乡分割的格局，城乡人口的收入差距巨大，目前大约为3：1（有专家估计实际达到6：1），即城市人均收入是农村的三倍，所以仅占37％的城镇人口，在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却占到了64％，这就决定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的总体性变化。
    城镇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缓慢下来以后，首先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需求缩小引起市场价格下跌，农产品价格下跌，使农民收入增长与农业生产的增长不能同步，甚至生产增长了收入却反而下降。在农产品市场看来就是人们常说的“农产品的区域性结构性过剩”。
    九十年代以来，发生在农业内部的重大变化，是农业生产也开始趋向于资金密集，从而使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并使农业内部的劳动力剩余情况更加严重。我国农业的特点，是以极少的土地养活众多人口，因此土地的产出率一向很高。九十年代初期，农业再次打破生产徘徊局面仍然是靠化肥、良种、农药、农膜等物质投入，使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况愈演愈烈。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从而成为农民家庭直接的减收因素。在现阶段，虽然农业物耗率的增长还慢于农业总产出的增长，但是由于农户仍有相当比例仍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即并不出售或很少出售土地的产出品，物耗率的上升就使这些农户的纯收入出现了增长率缓慢甚至绝对减少，表现为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农民收入持续多年低速增长的现象。
    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品的另一个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良种、化肥与农药的使用，都会减少农民为积肥、除草、灭虫和其他田间管理方面所使用的劳动，九十年代以来，农村的机械总动力与能源的使用也显著增长了，这些都使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大为减少，农业内部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相应上升。
    农业物耗率上升一方面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方面导致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增加，这两种情况都是导源于我国众多人口对有限土地的巨大压力。我国“入世”后虽然可以进一步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部分对农产品的需求，但是从长远看，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最终还是要靠国内生产解决。此外还有城市化对土地的需求，也会要求国家在持续缩减的耕地面积上保持一定水平的农业总产出，因此，农业物耗率的上升将是长期趋势，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化，由此而伴随的农户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减收与农业内部劳动力剩余率上升的现象，就会在长时期内继续下去。
    “三农”问题说到底是“二元”结构的表现，即从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来看，我国已达到工业化中期（或者说处在加速工业化阶段）的水平，而从收入的主体看，还是以低收入的农村人口为主，具有低收入国家的城乡人口结构特征，这样就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巨大鸿沟。随着我国工业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农村消费市场长期低迷， “二元”结构的矛盾就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乃至经国民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按照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这一战略思想，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历史和实践证明，传统的“就农论农”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须跳出“农”字看“三农”，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城镇化也必须以工业化为基础），使千百万农民离土离乡走向城镇。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城乡“二元”结构，而“二元”结构矛盾的核心，是工业化超前而城镇化滞后，这也反过来说明城镇化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需求动力，也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因为城镇化的最重要结果，就是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而使高收入人口比重上升，从而逐步使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与总需求水平相适应。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一向以来被城镇化进展缓慢而压抑的第三产业产值增长空间与就业空间就会逐步释放出来。
    城镇化当然不是简单地让农村人口进城，而是要把社会富裕或闲置的生产能力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建设的推进中结合起来，这里不仅会涉及到城市化过程的资金来源与建设规划问题，更重要的是必须解决好大量农村非农产业向城市搬迁集中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后，如何与城市经济中的富裕生产能力重组、融合等的资金、产权和法律制度等复杂问题，还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问题，等等。中国的“二元”结构自建国初至今已维系了五十年以上，打破“二元”结构自也非朝夕之功，但解决问题总有开始，只要我们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提升到头等战略的位置，就可以把中国的内需真正释放出来，从而拉动中国经济走上快速、稳定、健康增长的长期道路。
    就博州这样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地区而言，要同全国同步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注重县域经济发展。但县域经济发展面临许多共同的制约因素，如农村人口比重大，城镇化水平比较低，人口素质普遍较低，资金短缺等。此外，县域经济发展还有其特殊的不利因素，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劣势。
  　一是交通基础设施相对滞后。虽然近几年国家加大西部地区设施建设，情况已经有很大改善，但相对来说仍然落后。二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单位投入比较大。受地理条件限制，地理位置相对分散，相对的投入比较高，如供水、供电、文化、医疗卫生等设施也因为人口居住分散无形中增加了投入成本。三是人才外流严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流出去的人口要么是本地培养的专门人才，要么是有一定文化素质和有开拓意识的青壮年劳动力，使县域经济发展缺乏充分的产业人才基础。四是城乡差别明显。城区和一些城市近郊的发展条件、产业基础、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都比偏远或山区牧业村好得多，不具备均衡发展的条件。
    因此，博州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因地、因时制宜，从具体情况出发，走出一条符合博州特色的路子，即在投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坚持优势发展原则，优先发展条件好的地方，梯度推进，辐射和带动条件差的地方发展。
    一、抓“龙头”，重点发展城区经济，增强其辐射带动作用。城区是一个县域比较优势最明显的区域。做大做强城区经济，增强其辐射带动功能，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加快城区工业园区建设。切实加强园区建设的统一管理，积极推进城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多方筹集城区建设资金。如:“以地养城”，对县城区具有商业价值的土地，全部以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提高土地有偿使用率，积累城建资金。加快推进城区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农村和区外人口落户城区的“门槛”，放宽进入城区落户的条件限制，取消不合理的规定和收费项目，增强城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功能。
  　二、带动“龙身”，大力发展城郊经济，提升“承上启下”功能。城郊经济是介于城区与乡村之间的特殊形态，它一般与乡村经济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具有“承上（城区）启下（乡村）”的功能。以城区为中心，环绕其周围的城郊经济圈，是承接城区辐射，支持城区经济又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地带。要重点抓好中心镇建设，使其成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极”，以壮大城市规模，增强其吸纳能力，吸引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的集聚和重组，接纳离土、进城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郊具有兴办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的条件，要培育和完善不同类型、具有地方特色的批发市场、专业市场、市场中介组织和市场信息网络，逐步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具有现代化交易手段的农产品市场体系。
    三、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提升县域经济水平。要把发展县域经济的着力点、立足点放在“三农”上，积极创新农村工作机制。一些地方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在实践中收到较好的效果。如积极推进土地合理流转，支持土地向大户和种养能手集中，提高土地资源的集约经营水平。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合乡并村工作，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为土地集约化经营和合乡并村创造条件等。现在农村经济发展当中最大的问题表现在农民增收困难上，由于市场因素和体制因素的双重制约，难以在近期内根本扭转。因此，克服市场制约还要靠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等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的措施。同时各级政府还应尽快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支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利益。同时，结合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面临的新形势，研究采取或者说强化支持“三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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