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经济形势几点认识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几点认识

　一、1999 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出现错综复杂的情况。在需求方面：消费需求平稳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则大幅度下降，而库存和出口需求又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在供给方面：产业结构有所改善，国有企业产销率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则在 1998 年第 3、第 4 季度有所回升的基础上，1999 年第 1、第 2 季度又出现下降，目前下降幅度似乎有所趋缓，但经济增长不很稳定。在物价方面：物价总水平虽然下降幅度有所减缓，但仍处于负增长状况。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经济运行尽管已经出现了不少积极的变化，但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乏力、通货紧缩的压力，还未得到根本的转变。

　二、1999 年的宏观调控，在适当的货币政策配合下，加大了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力度，改善了实施方式。从上述经济运行情况看来，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财政货币政策，对启动需求，减缓经济下滑，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刺激效果还不够理想。两年来，宏观调控的实践，要求我们进一步审视中国经济运行目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冷静看待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及其局限性，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并认真调整其作用方向和方式的同时，把握机遇，加大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力度，通过改革和调整来放大宏观调控作用的空间和效应。

　三、对中国经济运行目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国内经济学界展开了热烈讨论，焦点之一是通货紧缩问题，观点分歧很大，从否认中国目前已经出现通货紧缩，到认为通货紧缩已十分严重，各种层次的看法都有。之所以存在分歧，一个原因是对通货紧缩这一概念有不同理解。刘树成最近在《经济日报》（1999 年 9 月 2 日理论版）发表的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我基本同意他的文章中表述的观点。1998 年这个时候，也是在“秋季形势讨论会”上，我曾经谈过这个问题。当时物价总水平下降已近一年，我们判断可以认为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也就是轻度的通货紧缩。现在物价总水平下降又持续了一年，而且通缩率（物价下降幅度）也有所加深。在这种情况下“轻度通货紧缩”的判断是不是要改变呢？现在看来还无需改变。原因之一在于，物价总水平下降的持续局面尚不过两年，而且下降的程度也仅限于-2～-3%的范围，这与历史上发生过的持续十几年几十年的长通缩以及百分之十几和百分之几十的通缩率的案例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原因之二在于，这次物价总水平下降有其合理的方面，它是对前期高通货膨胀的一种矫正，前期通货膨胀率曾经高达百分之二十几，现在的通缩率也不能相比。同时这次物价下降是对前期盲目投资建设形成的传统产品供给过剩和供给结构扭曲的一种反应，也是国内价格受到国际价格水

　平抑制的一种表现。原因之三在于，从伴随着通货紧缩的实体经济增长态势来看，这两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虽然仍处于连续数年来的下滑趋势之中，但还保持着较高的位势（1998 年为7.8%，1999 年大于 7%），这是出现严重通缩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案例所未见过的。

　所以，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还是比较轻度的，不可估计得过于严重。估计过重，就会乱下猛药，诸如用强通货膨胀的手段来治理通缩。下药过猛，必然带来更难治愈的后遗症，如可能出现较长时期的滞胀，等等。当然，我们不能因为目前的通货紧缩还是轻度的而予以轻视，不以为然，因为目前通缩的持续和加深，不利于经济预期的改善，它会加重企业经营、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的困难，从而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因此人们把通缩作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突出矛盾之一提出，必然认真对待，对症下药，抓紧解决，这种意见还是有道理的。

　四、围绕通货紧缩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目前中国通货紧缩的主要成因是什么？大体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都属于货币现象，成因都在货币方面。造成通胀的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造成通缩的原因是货币供应不足。一些专家列举了近两年各层次货币供应量 M 1 、M 2 增幅下降的事实，并用回归分析证明，在当前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条件下，近两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难以同时支撑预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又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不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目前中国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不在货币方面，而在实体经济方面，因为自“软着陆”成功以来，货币资金的供应就开始松动，随着时间和形势的推移，松动的力度不断加大，但对经济的启动并不理想，物价总水平下降趋势也未能遏止住。所以问题不在货币供应政策，其根源在于实体经济因种种原因对货币资金的需求不足。这两种看法各有其道理，也有其缺陷（不详论）。依我看，真理还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就是说，当前中国通货紧缩的成因，既有货币经济方面的原因，又有实体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且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相互联动的。所以，治理通货紧缩必须双管齐下，既要继续抓好财政货币政策，又要切实解决实体经济中的相关问题。

　五、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影响物价总水平继续下降的直接原因，在于社会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引致这种供需总量不平衡的原因又在何方呢？是需求方面还是供给方面？人们的看法有分歧、也有发展。前些时候人们更多强调需求不足方面，更多考虑如何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从短期调控来讲这是必要的。但造成供需总量不平衡不只限于需求不足方面的原因，也还有供给过剩、供给刚性方面的原因。前一段时候对供给方面的问题强调不够，1999 年初有同志建议加大这方面研究的分量，我以为这个意见是中肯的，尤其对中长期调控来说，有必要重视供给方面的问题。

　六、一个众所周知的经济学常识是，有效需求由三大需求组成：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合为

　内需）和出口需求（外需）。90 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向买方市场的过渡尚未成形，过剩生产能力的积累正在形成之际，出口外需连续几年强劲增长，推迟了内需不足矛盾的显现。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引致了外需下降，向我们提出了扩大内需的任务，并将扩大内需上升为长期的战略方针，这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大国来说是很必要的。但对增加出口外需仍要千方百计争取，主观上的努力加上国际经济形势的好转，使我们有可能从外需的回升上缓解内需不足和经济增长遇到的困难，如最近几个月出现的情况那样。国内需求方面，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初始阶段，比较着重投资需求的推动，1999 年则进一步同时注重推动消费需求，这是一个正确的举措，因为没有最终消费需求的推动，投资需求最终也会受阻。两大国内需求中，消费需求的增长相对稳定，不易发生急剧的变动；而投资需求则上下振幅很大，其振动的影响也大。如 1998 年下半年财政投资上去了，促进了经济止降回升，1999 年三四月出现了投资增长的断层，带来经济增长下滑的后果，这要等新一轮国债投资投入后，才有望得到缓解。针对投资需求增幅易变的这个特点，对投资要有一个较长时期延续均衡的安排和考虑，这是今后宏观调控中必须注意把握的一个要点。

　七、投资需求本身近年来遇到的问题是，中央集中的政府投资没有能够带动地方、企业和民间投资，投资领域局限于产业链条较短的基础设施部门。对此，1999 年进一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正在做出调整，更加重视带动和启动社会民间投资，并将投资领域扩展到技术改造与装备制造等广泛的领域。这一调整举措不仅对于扩大内需，而且对于改善经济结构，都有积极意义，应从各方面努力落实坚持下去。

　八、在消费需求方面，1999 年政府对提高城乡居民收入采取了多项措施，作了很大努力。但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不仅仅是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收入和支出预期，在这方面还要考虑其他配套措施，以缓解公众对增支减收或支大于收的预期顾虑。一个可以考虑的有效措施是：增加城镇居民收入，可以从一次性和行政性的工资加补贴的办法，改为明确宣布按经济增长的一定比例、速度每年增加工资贴补的办法。妥善地实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改变，对居民因改革而增加的支出进行货币补偿，这对稳定居民收支预期是很重要的。为此需要的资金要广辟财源，其中一个可靠的财源是国有资产存量的处置和国有股份的出售。这是一个很大的财源。这件事也是国企改革绕不开的问题。

　九、无论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单靠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启动是不够的，因为它们还受到现存体制和环境的制约，处处遇到市场机制和微观基础不完善的障碍，没有配套的深化改革是不行的。而这些改革措施不但是启动需求所必须的，而且对于改善供给来说也是重要的。

　十、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供给刚性。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多年来在粗放型增长方式下低水平重复建设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无效供给和结构扭曲，由于市场缺乏淘汰机制、企业缺乏开发创新能力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矫正。这样形成的供给刚性限制了需求对供给的导向作用，也限制了供给本身创造需求的空间。近年来对纺织、煤炭等行业过剩和落后的生产能力进行的行政性压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克服供给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动的刚性，建立灵活而健全的供给自调节机制，还需要在微观基础的塑造和市场机制的完善上作出艰辛的努力。

　最近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问题的决定，为塑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微观基础，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的贯彻实行，将大大提高企业的开发、创新和竞争能力。这不仅有益于改善供给，而且有助于促进需求，如“三大包袱”的消解、资本市场的开拓，等等。所以，按照四中全会精神抓紧国企改革和发展的各项措施，是至关重要的。

　十一、与改善供给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结构调整问题，当然经济结构调整的意义也不仅仅限于完善供给，它越来越成为影响经济全局的突出问题，经济生活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都与结构问题有关。调整结构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要敏锐地把握世界科技进步加快和国际经济结构重组的新趋势，着眼于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促使企业经营适应国内外需求变化，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并妥善处理解决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同劳动就业的矛盾。为此要继续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尤其要加快发展那些能够吸纳更多劳动就业的第三产业和民间中小企业，以及以工代赈的城乡公共工程。这对于目前下岗问题日趋严重，劳动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的中国来说，是关系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千万大意不得，在结构调整中要放到十分百分万分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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