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茅盾《蚀》和《虹》中新时代女性形象

试析茅盾《蚀》和《虹》中新时代女性形象
    摘要：茅盾在《蚀》和《虹》中所塑造的“时代女性”形象群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她们的出现反映了当代的社会变迁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理路程，同时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本文拟通过对茅盾《蚀》和《虹》中新时代女性形象的分析，力图探求形象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形象群的独特性，充分展现她们自身存在的意义和魅力，展现她们对茅盾作品的重要意义，借此来探索生活的意义和规律，寻找某些生活现象的真理，给人们以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时代女性 独特性 人格独立

绪言
在茅盾早期创作的小说中，“时代女性”形象群以自身的独特性存在于文坛研究领域中，同时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大多数论者对“时代女性”的性格特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历史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因此，对于这个形象群的研究已经很丰硕了，研究成果也很显著。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另辟奚径，把《蚀》和《虹》中的惠女士、孙舞阳、章秋柳、梅行素作为一个“时代新女性”的典型类型加以分析研究，力图探求形象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形象群的独特性，挖掘作家塑造“时代女性”的意义及展现她们自身的魅力。

一、“时代女性”的界定及其独特性分析
（一）“时代女性”的定义
“时代女性”的提法出自茅盾1933年《几句旧话》，他在文章中写道：“终于那茅盾又‘爆发’了！我眼见许多人出乖露丑，我眼见许多“时代女性”发狂颓废，悲观消沉……豪爽不拘”。在这之前，“时代女性”已经以独特的个性、不同的际遇、不同归宿完整成为一个形象群出现在《蚀》和《虹》中了。因为作者经历了大革命前后的特殊生活际遇，对一些生活在当时社会中的女性的观察、探索、发现和尽心尽力的描绘，使其在文学史成为研究的亮点，并形成相当完整和相当完备的形象群。“时代女性”这个概念已经有学者曾给了个明确的定义：“所谓时代女性，通常是指这一时期走上社会舞台，刚刚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对于刚刚传入中国的社会理论有所了解，积极投身到社会变革的洪流之中，推动了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提高，以自身的社会活动谋求新的生活道路，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的女性。她们一般正处于青年时代，具有对社会新生活的美好向往，渴望通过自身的奋斗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一分子，从而实现自身价值。在她们身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足。社会现实与她们理想之间的差异形成了她们特有的悲剧”。【1】因此，“时代女性”不仅反映那个时代的变迁，而且还反映了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彷徨、迷惑的心理路程。
（二）茅盾写作《蚀》和《虹》“时代女性”的背景及心路历程
茅盾在1928年总结《蚀》时说：“在写《幻灭》的时候，已经想到了《动摇》和《追求》的大意。有个主意在我的心头活动：一是作成二十余万字的长篇，二是作成七万字左右的三个中篇。我那时早已决定要写现代青年在革命浪潮中经历过的三个时期：（1）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2)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3）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如果将这三时期作一篇写，固然可以，分作三篇写了；……”【2】可以看出，作者本来是写“现代青年在革命浪潮中所经历过的三个时期，因此作品的内容也是相互联系的。所以把《幻灭》、《动摇》、《追求》合称为《蚀》，在这里具有一定关联的。作者还说道：“人物的个性《蚀》我最用心描写的；其中几个特异的女子自然很惹人注意。”【3】“时代女性”正是这样的特异女子，她们的独特性，也正是作品所反映出来的。
茅盾曾说：“《幻灭》、《动摇》、《追求》这三篇中的女子虽然很多，我所著力描写的，却只有二型：静女士、方太太，属于同型；惠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属于又一同型。静女士和方太太自然能得一般人的同情——或许有人要骂她们不彻底，惠女士、孙舞阳和章秋柳，也不是革命的女子，然而也不是浅薄浪漫的女子。”【4】这些女子都是年轻娇美的，都有现代女性的某些特征。但是，前者温婉恬静，善良而怯弱，具有古典式的东方女性的相似特质，是一种好静的内向型性格；后者艳丽而热烈，狂欢而机敏，泼辣，是一种好动的外向型性格，从道德气质、伦理观念、生活追求都异于传统女性，是受西方新思潮影响而产生的西方型女性。而《虹》里的梅行素，从具体境遇，思想发展和生活追求来看，都和上述后者有相似之处，在这里，笔者就把她与惠女士型归为“时代新女性”形象群来分析。
（三）“时代女性”的独特性分析
惠女士、孙舞阳、章秋柳、梅行素这群时代新女性与传统女性相比，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传统女性思想上固守的是“夫妇之义，犹君臣也”的封建传统思想，她们遵循“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礼俗，并且还“裹脚”，这种身体上的虐待，使她们毫无独立的人格，封建思想在她们心中根深蒂固，在任何事情上都处于被动地位，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有服从。这样的环境下，她们形成了温顺的性格，对于新鲜事物采取的是旁观者的态度，长此以往，她们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被各种封建思想束缚着。而“时代新女性”则与传统女性不同，她们在人格上追求独立，她们需要尊严。在生活中，她们活动于家庭、学校、宗族之中，在父母、丈夫、恋人和宗族之间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同时在这过程中，她们也产生了许多的茅盾，她们所思考的基本上还是“往哪条路上走”的迷惑、彷徨问题，最后大多数都以失败而告终。她们看不起任何一个不尊重她们的人，甚至觉得那些人不配受自己的恨，仅仅是讨厌。她们可以随意表达自己的需要，同时，也可以满足别人的需要，但前提必须使她们觉得自己没有受到束缚。她们眼中的性观念是比较开放的，认为这仅仅是生理上的需要，这是很自然的，是本能的释放。这并不是说她们放纵，只是在爱情观和性观念上做到收放自如，没有受到传统封建观念的束缚，这是符合人性的。
因此她们与传统女性相比，她们的独特性是不容忽视的，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时代女性”形象与大革命时代紧密相关联，也就是说具有时代性。茅盾说：“真的文学也只是反映时代的文学。”可见真实的文学是具有时代性的，这都离不开时代背景的衬托，不然就失去了真实和可读性。就如王晓春总结茅盾对于文学时代性的基本看法时说道：“真实的时代性不仅止于写出时代空气与时代生活现象，还必须抓住一定的时代本质。反映在作品中，时代性（即真）则是‘时代女性’形象艺术生命之所系，缺乏时代性的形象，是很难称之为‘时代女性’的，因为正是一个‘真’才能反映出五四当时及以后深刻转变着的人心。”【5】《蚀》描写的时代背景是1926年“五卅”一周年前夕到1928年春天。写了大革命失败前后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她们走过的不同的人生道路，而长篇小说《虹》，在“五四”到“五卅”广阔的时代背景上，描绘了主人公梅行素在新思潮的冲击下开始觉醒的过程，最终投身于革命浪潮中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两部作品同样洋溢着时代气息，使读者有强烈的时代感。当“五四”的狂潮席卷全国时，同时也将新思潮的空气吹进了“时代女性”的“深闺”，压抑数千年的心终于开始动摇了，开始逐渐觉醒了。
她们怀着各自的理想和追求，冲破了封建束缚，冲破了家庭的“牢笼”，走进了广阔的世界，她们要求男女平等、男女同校、社交公开、婚姻自由，争取独立的人格、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开始了对人生意义的追求。随着“五四”“五卅”的潮流而激起的这些“新女性”，她们是“五四”开始的新时代的产物，她们奋起的决心使当时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又为那个时代增添了令人感慨的诗歌和色彩。在这之前也有作家描写过这样的“新女性”，但是都没有把主人公融入到时代背景中加以表现。在这点上，茅盾可谓是塑造“时代新女性”最完美的第一人。
第二，“时代女性”的独特性还表现在性格上同中有异。她们同样美丽、善良，同样泼辣，同样精神能干；她们比普通人更进步优秀，更容易被新事物所吸引且易接受新事物。但是她们有不同的气质，不同的经历和遭遇。她们是迥然不同的女性，正是因为这种独立特行的性格特征才不被当时社会的人们接受、理解。她们虽属同型，但她们有不同的思想：如孙舞阳是幼稚狂热的，她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赞扬南乡农民“共妻”行为，并以城市不能效仿为憾，她的狂热追求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如章秋柳，他是同伴眼中的恋爱专家，不仅“强壮爽快”，而且“有胆量、有决断、毫无顾忌”，但有时候也不免颓废沮丧：“然而我们无事可做，我们不配做大人老爷，我们又不会做土匪强盗，在这变动的大时代，我们等于零……。我们终于无聊纳闷，到这同学来混个半天，到那边去消磨一个黄昏，在极端苦闷的时候，我们大笑大叫，我们拥护，我们亲嘴，我们含着眼泪颓废。但是我们何尝甘心这样浪费了我们的一生！”在别人眼中的她和内心苦闷颓废的她相比是存在着差异的。
正是这些“时代新女性”独特性吸引了读者，吸引了众多的论着来研究和探讨。她们形象的典型性，在读者的心中打上深深的烙印。

二、“时代新女性”人物形象分析
说到茅盾的“时代女性”的独特性，自然也要分析一下“时代新女性”的形象，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时代女性”的形象可以说是活灵活现的，在作品中作者对她们进行了众多的描述，他描写的是“立体复杂性的活人”说到这里，我们就分析一下惠女士（周定惠）、孙舞阳、章秋柳、梅行素的形象。
（一）惠女士人物形象分析
《幻灭》中的惠女士是个早已幻灭了的人物，在其中还可以说是配角。她与静女士相比，静所经历的理想的幻灭和人生的幻灭，对她来说早已是往事了；静所看不惯和不适应的社会动乱及社会的种种弊端，她倒是可以在其中周旋得如鱼得水了。她总是不放弃追求一种热烈而动荡的生活。惠女士带着鲜明的现代女性色彩。如果说静女士还保留着明显的温婉贞静等传统德性，在新与旧之间徘徊犹豫，那么惠女士则是旧礼教、就道德的无所顾忌的叛逆者；如果说静女士显得天真幼稚，惠女士则是尝过酸甜苦辣，而显得泼辣、精明能干、通晓世情；美丽安静的环境，养成了静女士善于独处思考而又充满无限幻想的习性，导引着她对人生意义的严肃追求，而惠女士则更深地感觉到时代的痛苦，社会的不安，她很少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她是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向黑暗实现挑战，而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
她到法国留学两年，结果在两性关系上受到了欺骗，于是她展望未来，前途是“一片灰色”，这使得她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这种虚无注定使她“确信世界上没有好人，人类都是自私的，想欺骗别人，想利用别人。”她时时处处都以这种眼光观察现实，权衡得失，保护自己，应付环境。但是，正是由于这种思想使她找不到正确的道路，反而对男性实施报复主义。她对静说：“男人都是坏人！他们接近我们，都不是存了好心！用真心去对待男子，犹如把明珠丢在粪窖里！”“我就用他们对待我的法子回敬他们。”因为这样，她对于男性“只是玩弄，从没有想到”。在上海时，她在冲动之中同抱素在“法国公园”里上演了一幕“文明戏”，事后可以“只当没有”；在武汉，她在一群庸俗无耻的军官、政客之间周旋，她对静说：“我高兴的时候，就和他们鬼混一下，不高兴时，简直不理”。就连静女士都认为她思想变态。虽然她表面艳丽乐观，但她内心痛苦不堪，她的生活态度背后，隐藏着许多愤世嫉俗的怨恨，当然也免有过多消极、阴暗、痛苦的成分。因此，她的理想：“幻灭”最终走向颓废。
（二）孙舞阳人物形象分析
《动摇》里的孙舞阳豪爽不拘、果敢积极，机敏而又妩媚。她的这种性格吸引了主要角色方罗兰的注意，两人之间有暧昧关系。她与方罗兰的太太陆梅丽在气质上迥然不同，她娇艳的仪表，活泼的举止，豪爽不拘的气概处处让人产生一种敬畏，同时也给人富有刺激性的感觉。不仅“像一堆银子似的耀的胡国光眼光缭乱”，而且也使得“正人君子”方罗兰为之倾倒。在两性关系上，她像惠一样浪漫，对于惠女士来说，她对男性的态度更多的是因为最初受伤而实行的报复，而对于孙舞阳来说，则是采取主动的态度。她说：“我不能爱你，并不是我有爱的人。我有许多粘住了我和我胡缠的人，我也不怕他们胡缠，我也是肉做的人，我也有本能的冲动，我时或不免——但是这些性欲的冲动拘束不了我，我所以没有一个被我爱过，只是我被玩过”。似乎可以听出她的话语中说明爱是可以操纵的，随时都可以由理性来掌控。在与异性的接触中，她拥护亲吻对方却不陷入爱情，更加说明爱情可以由理性来操纵和掌握这一点。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使为之倾倒的方罗兰时时吃醋，但又不舍得离开孙舞阳，这些并不能说她就是一个“浅薄浪漫的女性”，她还有严肃对待的一面。正当方罗兰爱恋上她并因此酿成了方罗兰与陆梅丽的家庭悲剧时，她果断勇敢的拒绝了方罗兰的追求，并且还说：“我决不能因此使人痛苦，尤其不愿因我而痛苦者，也是一个女子”。解决这种“三角恋”时，体现出她善良美丽的本性，女性的尊严和为别人着想的气魄。她清楚的知道身体与灵魂的距离时时在情场上处于冲动地位。
她是亲身参与了社会的政治生活，对于革命她是大无谓的精神。她处于瞬息万变，事变丛生的紧张而又复杂的政治生活中，她头脑清醒，世故很深，嗅觉灵敏，思想彻底，心理有把握，这些女性特有的细腻和睿智也让她在政治生活独居一方，连方罗兰和省特派员史俊都相形见绌。是她第一个知道胡国光不是好人，当这个劣绅骗取了史俊信任成了全县的要人之后，她更进一步察觉出胡国光“完全是投机分子”。当夏斗寅的叛军逼近县城，反革命暴乱终于发生，她表现出机敏从容的一方面，更是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她也早有准备，经过巧妙化妆，一身褴褛的小兵打扮，在尼庵里出现在方罗兰和陆梅丽面前，她依然那样坦然乐观。
（三）章秋柳人物形象分析
《追求》里的“恋爱专家”章秋柳给人印象最深的那次组织一个社的宣言，那番慷慨激昂的话语是何等的激动人心，她要将这些生活在大变动时代的人组织起来，让自己和他们一起释放热烈似火的激情。她的这番话只是想向世人证明自己存在不是颓废的象征，决不是苟且地活着，她想做一些事——一些未必是无聊的事。然而她的热望，最终成为了泡影。同学会的朋友，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个性，想团结也团结不起来。想做的事又无从做起。于是她感到“极度苦闷”，但她不甘心浪费自己的生命，她要求刺激，只想现在，不考虑以后。因此，在“极度苦闷的时候”，便“大笑大叫”、“拥抱”、“亲嘴”、“浪漫”、“颓废”，到跳舞场，进酒楼，在刺激中感到一点点生存的意义。因此，她“既不希望将来，也不肯轻轻放过现在”，“要先吃尽了人间享乐的果子，然后再干悲壮热烈的事情”。在这样的环境下，她有可能会堕落。但是她现在没有，她还在努力追求着，她写道：“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请自今日始；刻苦、沉着，精进不休！秋柳，秋柳，秋柳，不要忘记你已经26岁；浪漫的时代已经过去，切实的做人从今开头”。这都表现出她不肯就此罢休，她努力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但是，她始终振作不起来，她认为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人生，甚至理想的恋爱都是骗人自骗的行为。史俊的猝死、何梅毒的威胁，使绝望的“世纪末情绪”在她身上表现出来，她不再追悔过去，也不再相信未来，“只问目前应该怎样”。最后她对王仲昭说：“这几天我想的很多，已经把我将来的生活步骤列成了许多不同的表格，按照着我是还能活两天呢，或是两星期，两个月，两年！……我永远不想到十年或是二十年。太多的时间对于我是无用的。……我觉得很短时间热烈的生活实在比长时间平凡的生活有意义的多！我有个最强的信念就是要我的生活在人们灰色生活上划上一道痕迹”。这便是章秋柳最后的决心，她是只要过一天算一天了，她在这“余日无多”的时期内悲哀，最终的追求也彻底地结束了。
（四）梅行素人物形象分析
《虹》中的梅行素是个“眉目间挟着英爽的气分”，“常常紧闭的一张小口也显示了她的坚毅的品性”的女子。她的性格就是“往前冲”，她所奉行的哲学是：“过去的让它过去，永远不要回顾，未来的，等来时再说，不要空想，我们只能抓住了现在，用我们现在的理解，做我们所应该做”。她最初冲出“柳条笼”，还只是争取自由的本能的反抗，而她投身于集体主义的洪流中时，在发现原来信奉的光阴的生活，愉快的人生，反对旧礼教，打倒偶像等只是一些烂名词，在目前的场合毫无用处时，终于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到了真理的火光，思想的变质，使她成为了一个意志坚定的革命者。“她唯一的野心就是征服环境，征服命运！”
在演易卜生名剧《那拉》时，她勇敢而又大胆的一番见解令人为之惊叹。小说中的她本来是崇拜那拉的，但对《那拉》一剧有深刻的理解之后，“却觉得那拉也很平常”，因为她认为：“那拉所有的，还不过是几千年来的好心，当一切路都走不通的时候，那拉曾经想过要靠自己的女性美去讨点便宜，它装出许多柔情蜜意的举动，打算向蓝医生秘密借钱，但当她的逗情的游戏将要变成严重的事件，她又退缩了，她全心灵地意识到自己是“女性”，虽然为了救人，还是不能将‘性’作为交换条件。反之，“林敦夫人却截然不同”。因此，她是“不受恋爱支配的女子，”是“忘了自己是‘女性’的女人！”在梅行素的观念中，她认为“忘记了自己是女性”，“不受恋爱支配，”才配言女子的“人格独立”。在爱情方面，自认为是强者的她被共产党员梁刚夫征服了，在他面前感到自己渺小、无知、软弱。梁刚夫的思想使她感到新鲜而又富有吸引力。在梁的影响下，她的心胸变得开阔，并加入了新的斗争行列。她对好友说：“……我也准备着失恋，我准备把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这种由消极向乐观的人生历程使她变得成熟起来。她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使她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在顾正红案发生时她对徐绮君说道：“时代的壮剧就要在这东方的巴黎开演，我们都应该上场，负起历史的使命来。……今天南京路的枪声将引起全国各处的火焰，把帝国主义，还有军阀，套在我们颈上的铁链烧断！”正是她的这股热情劲儿引导着她不断向前，不断地鼓励她坚持走下去，最终她胜利了，这是值得庆贺的。她走完了前面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即将要走又未找到的正确道路。她走的这条道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它真实地实现了“五四”时期开始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和思想历程。怀着自身的追求和抱负，冲破旧礼教的束缚，冲破家庭的牢笼。经历了在黑暗现实社会中的奋斗，最终怀着饱满的热情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中。这正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在觉醒时期走过的路。

结束语
在前面所说的这几个“时代新女性”的代表，它们不是最勇敢者，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但他有的是革命者的那份热情、理想和抱负。她们与革命者相比，她们只有一些过了时的“新思想”，但她们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她们要求独立，比同类青年更敏感，更尖锐，比较突出的是她们完全摆脱了传统的礼教和道德观念的束缚。正是由于她们这些独特的气质、个性吸引了读者。
总之，她们在当时社会中是“新”人，她们是时代的产物，她们所经历的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和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她们的这些经历是时代的缩影。做为一个类型的代表，她们各自都反映了一个侧面。是有立体感的，她们还有强烈的独立意识，这是作为人性解放和健全人格的基本要求。
从茅盾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时代女性”形象的独特性意义，由于笔者对慧女士型这类形象群的偏爱，着重分析了她们的具体形象。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的“时代女性”值得我们研究分析，如庐隐的《海滨古人》中露沙，鲁迅作品《伤逝》中的子君等等一系列形象。今天，“时代女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重温茅盾的小说，她们仍以经久不衰的魅力吸引着我们。茅盾特别注意捕捉生活中一些具有独特本质的生活现象，寻找别人未找到的新鲜事物和人物，借此来探索生活的意义和规律，寻找某些生活现象的真理，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在《蚀》和《虹》等早期作品中，他紧紧抓住那些青年女性的生活点滴来描写，每一个情节和细节都精心安排，每一个人物都用心描写，但他不想用什么来粉饰，更不想用什么来掩饰，他只是把“时代女性”独特的气质呈现在作品中，使作品更加有意义，而“时代女性”形象也因为这样才具有更大的魅力来吸引更多的人。

注释：
[1]《茅盾早期小说创作》，天津师范大学，2004年版，第8页。
[2][3][4]茅盾：《从牯领到东京》，《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期，1928年10月。
[5]王晓春：《真善美的凝结——论茅盾〈蚀〉〈虹〉中的“时代女性”的独特性》，黑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总第63期）。

参考文献：
[1]宋聚轩：《时代女性与命运女神》，荷泽师专学报，1997年第一期。
[2]茅盾：《茅盾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1月。
[3]曹安娜：《蚀》和《虹》中的“时代女性”》，全国茅盾研究会编，《茅盾论文选集》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
[4]辛夷：《〈追求〉中的章秋柳》，《茅盾研究论集》，庄钟庆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
[5]王嘉良著：《茅盾小说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6]《茅盾研究》编辑部编：《茅盾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12月北京第1版。
[7]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现代文学讲演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8]黄素华：《茅盾小说〈蚀〉中的时代女性形象分析》，浙江共商职业技术学院，2006年1月第5卷第1期。
[9]徐小凤：《论茅盾塑造时代女性形象的规定因素》，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4月第27卷第2期。
[10]梁桂：《论茅盾小说创作女性母题的成因》，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3年2月第16期第1期。
[11]《茅盾全集》第二卷小说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北京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