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矛盾表现及对策研究
发布时间:2021-09-26 12: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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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矛盾复杂多样,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只有分析矛盾表现,找出解决矛盾的途径,才能在解决农村矛盾中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一、当前农村矛盾的主要表现
(一)经济生活中的矛盾
1.贫富差距拉大引发的利益群体间的矛盾。
(1)农村贫富群体之间的矛盾。随着农村单一所有制格局的被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农村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等日益出现多样化,因而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除传统农业劳动者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如农村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承包经营者等,形成了不同特色的利益群体。这些新的利益群体在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有着日益强烈的优越感和对社会各项事务的支配意识、干预意识,正向强势群体转化。而原有的普通农民,则由于素质较低,收入相对较少且不稳定,而有一定的自卑感,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相对下降,越来越向弱势群体转化。与此相对应,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局面,形成了高收入阶层和相对贫困阶层。一方面,低收入阶层特别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劳动者,由于思想比较陈旧,对比过去计划经济平均分配的时代,心理不平衡,对高收入阶层产生妒忌心理,甚至对党的现行政策不满;另一方面,确有个别高收入者是靠钻空子,甚至是靠权钱交易、损公肥私等手段暴富的,更引起一般群众的不满。
(2)城乡贫富差距拉大形成的城乡矛盾。中国改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用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的农村改革来推动体制落后的城市改革。但是当城市居民走向小康之路时,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处境却不容乐观,城乡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居民收入之比1978年为2.56∶1,1982年为1.82∶1,1994年为2.86∶1,1999年为2.56∶1。90年代前期这一差距明显反弹,中间略有缩小,但1998年以后在波动中呈现扩大趋势,仅以1999年2.56∶1为准,若按可支配收入计算,这一差距为3∶1;若考虑到货币收入,这个差距为4∶1;若将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补贴算进去,这种差距为5∶1。生活消费差距拉大,1978年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相当于农村的2.93倍。20多年来这一格局不但没有改变,差距在波动中还在拉大,1999年这一比例上升为3.37倍。储蓄差距拉大,1998年占总人口30%的城市居民的储蓄占总储蓄的80%,人均储蓄11324元人民币,是农村居民1201元的9.4倍,而1985年仅是6倍。
人地矛盾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村贫困、城乡差别拉大的自然因素。由于我国人均耕地不到1.2亩,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不到1亩,耕地所承担的对农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土地的生产功能,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民收入难以提高。要提高农民收入,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让农民在耕地以外找生存发展的空间,恰恰在这一点上,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紧紧把农民锁在土地上,制约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的数量减不下来,农民就难以增收,城乡差别就不可避免。
2.农村生产经营诸多环节矛盾增多。
农业产业化经营正在加速发展,生产集约化程度大大提高,各种中介组织应运而生,并形成服务网络,与此相应的各环节之间相互依赖度增强,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出现连锁反映。例如种子的质量出现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种子公司和农民之间的利益矛盾,而且还涉及到农民与收购单位的合同无法履行及相关的其他问题;再如,市场预测情况与农民的生产结果有着直接联系,一旦预测不准确,将带来农民收入的严重损失,特别是在政府号召下形成的一些产业与市场发生矛盾时,带来的不仅仅是农民收入的损失,而且直接影响政府形象,甚至出现突发事件。
3.农民在日常交往中借贷关系引发的矛盾。
中国农村社会已由封闭转为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增长,借贷关系频繁。而农村经济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农民的市场意识、法律意识、诚信意识不强,这些情况的出现往往导致一些恶性事件的发生,甚至出现暴力和犯罪。
(二)政治生活中的矛盾
1.干群矛盾。
干群矛盾是农村诸多矛盾的焦点,其核心是个利益分配问题,既有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又有干部利益与群众利益的矛盾。从干部来看,一方面由于个别人素质较低而导致家长制、一言堂、形式主义等作风,法律意识不强,宗旨观念淡薄;另一方面是私心杂念严重,在工作中跳不出个人的小圈子,因而出现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加重农民负担等现象。从群众看,一方面处理不好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有时只要权利不要义务,这本身就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当然也与干部的正当协调与管理发生矛盾;另一方面,群众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对有些事情不理解、不明确,而干部又没有及时向群众做政策法律等方面的解释工作,干群思想不沟通因而造成干群矛盾。
2.党支部与村委会的矛盾。
按照党章规定,农村党支部领导本村的工作,同时保证支持村委会和其他自治组织充分行使权利;按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应当接受党支部的领导,同时又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按照上述规定,应当说二者没有矛盾,尤其是在代表本村广大群众根本利益这个本质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多数“两委”关系协调较好,能形成合力,但也有不少“两委”存在两张皮现象,甚至分庭抗礼,有的村支书和村主任还出现“龙虎斗”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两委”成员水平低造成的,有的对党的政策不理解,有的科技文化知识偏低,在关系群众利益问题上,看法不一致,产生分歧;另一方面是由于各自利益得不到满足,又不把群众的共同利益作为合作的基础,因而出现为各自的利益(或集团的利益)争权夺利;再一方面是“两委”选举方式有重大区别。村支书是在乡镇党委领导下由村党员选举产生的,对村级重大事务有实际决策权,但又缺少这种决策权的限制与程序框架,容易导致“家长制”,而村委会是由具有选举权的全体村民选举的,这种选举方式又使村主任在村级决策事务中的地位升高且具有一定群众基础,因而造成了“两委”的摩擦。
3.民主和集中的矛盾。
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必须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因为没有民主就不能使集中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在决策的执行中必然受阻;没有集中,多数人的意志形不成一致,正确的决策也无法实行。但在现实生活中把握二者关系的度却比较难,特别是在农村,由于民主法制意识比较淡薄,又加上文化水平比较低,在把握二者关系上更难,一是有些群众不愿意参与经济、政治事务,但当决策不利于自己的利益时又不顾全大局;二是干部的民主意识不强,集权思想严重,认为叫我在这个位子上就得说了算,甚至有些把依法治村片面认为是变着法子治老百姓。
(三)文化生活中的矛盾
1.市场经济意识与传统经济观念的矛盾。
我国已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但传统的小农意识、计划经济意识仍未完全退出,这样在农村就出现了两种思想的矛盾和对立。有的农民思想比较解放,有竞争意识,法制观念牢固,在经济上也站稳了脚跟;有的正在接受这些进步思想,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寻找自己的地位;还有的小农意识,计划经济思想,不依法办事的思想,仍然非常严重,这些不同层次的思想反作用于社会生活,使人们产生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和作为,因而必然产生矛盾。
2.科学和迷信的矛盾。
“科技兴农”已初见成效,学科学、用科学已在广大农民思想中占居主导地位,但一些带有迷信、愚昧色彩的落后文化仍大量存在,有些销声匿迹的封建迷信现象又重新抬头,科学与迷信的矛盾比较突出,双方斗争还将长期存在。
3.不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各种媒体,当地政府通过各种形式对农民进行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但效果不够理想。目前在许多农民头脑中,判断是非标准差距相当大,有的真假、美丑、善恶不分,甚至正不压邪,有些地方的邪恶势力兴风作浪,毒化了社会风气。
二、解决矛盾的途径
(一)经济领域
1.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一切矛盾的关键。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农村,目前最主要的是增加农民收入,这就需要农村党组织,要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寻找增加农民收入的路子。
(1)跟上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在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就是加快城市化进程,这已成为共识。世界各国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城市化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也符合这个规律。充分发挥城市的聚集和辐射作用,可以带动经济资源重组整合,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
(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业内部结构是提高农业内部就业容量的重要途径。就广义农业而言,发展林、牧、副、渔需要大批劳力,又不占或少占土地,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的特点。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在于龙头企业的带动,因此,一方面要积极支持龙头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有条件的要依托龙头企业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
(3)加快劳务输出步伐。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人地矛盾突出,工业项目偏少,加快劳务输出更具有迫切性,特别是山区农村,交通不便,发展工业无望,又没有自己的特色农业,应当特别抓好这一点。劳务输出,不仅能增加农民收入,而且能转变农民的观念。
2.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
(1)处理好城市与农村的利益关系。国家在发展教育、卫生、计划生育、社会公共服务的支出,用于农村的比例不断提高;用于农业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术,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投资不断提高;用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不断提高,这就从宏观调控上为解决城乡差距拉大的矛盾创造了条件。
(2)处理好先富与后富的关系。一方面要依法保护人们的合法收入,包括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绝不能因为贫富有了差距、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矛盾,就伤害富裕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要特别做好帮贫济困工作,对农村特困户要给予救济,尤其要解决失学儿童问题。
(3)处理好干部富和群众富的关系。农村干部要在发展经济中处理好个人富与群众共同富裕的关系,既要自己带头富,又要支持和帮助群众共同富裕,有些村采取了村“两委”成员对贫困户的帮扶制度,值得借鉴。
3.在实施产业化经营中,增强农民的市场意识、法律意识、契约意识,完善各种法规合同,减少农业产业化中各环节的矛盾。
4.在人们的日常往来中,引入法律规范,增加诚信意识,充分利用法律和道德规范约束经济往来。
5.在农村逐步推行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防止矛盾激化。
(二)政治领域
1.扩大基层民主。
在农村建立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保证村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让广大村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目前,特别要搞好村务、财务和对村干部的监督工作,发挥“议事会”和“理财小组”的作用。
2.改革选举方式,处理好村“两委”的关系。
一是村支书和村主任“一人兼”的方法。这只是解决了两个“一把手”带来的矛盾问题,但也有弊端,若“一人兼”的人水平不高,民主意识不强,主观主义的东西会多起来,决策也会失误。不管是“一人兼”还是两个“一把手”,关键是个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为谁当干部的问题解决了,“两委”之间的矛盾就很好解决,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很容易达到一致的意见。二是村支部在选举中采用“两票制”。“两票制”首先由党委在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党支部书记任职条件;其次,组织群众投信任票,选出3~5人作为党支部书记候选人;第三,组织党员投票选出两名党支部书记候选人,进行竞职演说,最后由全体党员差额选举。
3.扩大农村的民主渠道。
建立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和经济参与制度渠道,从制度上保证国家决策代表和反映广大农民的利益。这包括制度上使他们充分享有公共事务信息知情权、经济利益表达权、政治民主参与权,以及享受宪法明文规定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城市统治农村、政府忽视农业、市民歧视农民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基本格局。
(三)文化领域
1.全面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解决各类矛盾的标准。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党的指导思想,这是由我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和“三个代表”的科学性决定的,这不仅为我们的各项工作确立了指导思想,也为我们解决各类矛盾确立了一个总体的标准。农村矛盾复杂多样,我们在解决的过程中,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有一个总体标准,这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提高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1)把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使全体村民和干部正确处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
(2)解决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问题,特别要解决好失学儿童问题,不断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这是解决农村落后的基础。
(3)提高农民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掌握市场经济的规律,尤其是加入WTO后对农产品质量方面的要求,牢固树立“钱在市场里”的意识,严格按标准化生产和服务。
(4)组织农民学科学用科学,自觉抵制封建迷信思想。
3.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在化解各类矛盾中的作用。
在化解农村矛盾的过程中要牢固树立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其重要性不容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对一个村来讲在短期内可能效果不很明显,但对一个村的长期发展,化解村内各类矛盾会收到不可估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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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农村矛盾的主要表现
(一)经济生活中的矛盾
1.贫富差距拉大引发的利益群体间的矛盾。
(1)农村贫富群体之间的矛盾。随着农村单一所有制格局的被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农村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等日益出现多样化,因而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除传统农业劳动者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如农村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承包经营者等,形成了不同特色的利益群体。这些新的利益群体在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有着日益强烈的优越感和对社会各项事务的支配意识、干预意识,正向强势群体转化。而原有的普通农民,则由于素质较低,收入相对较少且不稳定,而有一定的自卑感,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相对下降,越来越向弱势群体转化。与此相对应,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局面,形成了高收入阶层和相对贫困阶层。一方面,低收入阶层特别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劳动者,由于思想比较陈旧,对比过去计划经济平均分配的时代,心理不平衡,对高收入阶层产生妒忌心理,甚至对党的现行政策不满;另一方面,确有个别高收入者是靠钻空子,甚至是靠权钱交易、损公肥私等手段暴富的,更引起一般群众的不满。
(2)城乡贫富差距拉大形成的城乡矛盾。中国改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用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的农村改革来推动体制落后的城市改革。但是当城市居民走向小康之路时,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处境却不容乐观,城乡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居民收入之比1978年为2.56∶1,1982年为1.82∶1,1994年为2.86∶1,1999年为2.56∶1。90年代前期这一差距明显反弹,中间略有缩小,但1998年以后在波动中呈现扩大趋势,仅以1999年2.56∶1为准,若按可支配收入计算,这一差距为3∶1;若考虑到货币收入,这个差距为4∶1;若将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补贴算进去,这种差距为5∶1。生活消费差距拉大,1978年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相当于农村的2.93倍。20多年来这一格局不但没有改变,差距在波动中还在拉大,1999年这一比例上升为3.37倍。储蓄差距拉大,1998年占总人口30%的城市居民的储蓄占总储蓄的80%,人均储蓄11324元人民币,是农村居民1201元的9.4倍,而1985年仅是6倍。
人地矛盾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村贫困、城乡差别拉大的自然因素。由于我国人均耕地不到1.2亩,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不到1亩,耕地所承担的对农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土地的生产功能,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民收入难以提高。要提高农民收入,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让农民在耕地以外找生存发展的空间,恰恰在这一点上,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紧紧把农民锁在土地上,制约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的数量减不下来,农民就难以增收,城乡差别就不可避免。
2.农村生产经营诸多环节矛盾增多。
农业产业化经营正在加速发展,生产集约化程度大大提高,各种中介组织应运而生,并形成服务网络,与此相应的各环节之间相互依赖度增强,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出现连锁反映。例如种子的质量出现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种子公司和农民之间的利益矛盾,而且还涉及到农民与收购单位的合同无法履行及相关的其他问题;再如,市场预测情况与农民的生产结果有着直接联系,一旦预测不准确,将带来农民收入的严重损失,特别是在政府号召下形成的一些产业与市场发生矛盾时,带来的不仅仅是农民收入的损失,而且直接影响政府形象,甚至出现突发事件。
3.农民在日常交往中借贷关系引发的矛盾。
中国农村社会已由封闭转为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增长,借贷关系频繁。而农村经济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农民的市场意识、法律意识、诚信意识不强,这些情况的出现往往导致一些恶性事件的发生,甚至出现暴力和犯罪。
(二)政治生活中的矛盾
1.干群矛盾。
干群矛盾是农村诸多矛盾的焦点,其核心是个利益分配问题,既有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又有干部利益与群众利益的矛盾。从干部来看,一方面由于个别人素质较低而导致家长制、一言堂、形式主义等作风,法律意识不强,宗旨观念淡薄;另一方面是私心杂念严重,在工作中跳不出个人的小圈子,因而出现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加重农民负担等现象。从群众看,一方面处理不好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有时只要权利不要义务,这本身就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当然也与干部的正当协调与管理发生矛盾;另一方面,群众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对有些事情不理解、不明确,而干部又没有及时向群众做政策法律等方面的解释工作,干群思想不沟通因而造成干群矛盾。
2.党支部与村委会的矛盾。
按照党章规定,农村党支部领导本村的工作,同时保证支持村委会和其他自治组织充分行使权利;按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应当接受党支部的领导,同时又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按照上述规定,应当说二者没有矛盾,尤其是在代表本村广大群众根本利益这个本质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多数“两委”关系协调较好,能形成合力,但也有不少“两委”存在两张皮现象,甚至分庭抗礼,有的村支书和村主任还出现“龙虎斗”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两委”成员水平低造成的,有的对党的政策不理解,有的科技文化知识偏低,在关系群众利益问题上,看法不一致,产生分歧;另一方面是由于各自利益得不到满足,又不把群众的共同利益作为合作的基础,因而出现为各自的利益(或集团的利益)争权夺利;再一方面是“两委”选举方式有重大区别。村支书是在乡镇党委领导下由村党员选举产生的,对村级重大事务有实际决策权,但又缺少这种决策权的限制与程序框架,容易导致“家长制”,而村委会是由具有选举权的全体村民选举的,这种选举方式又使村主任在村级决策事务中的地位升高且具有一定群众基础,因而造成了“两委”的摩擦。
3.民主和集中的矛盾。
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必须妥善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因为没有民主就不能使集中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在决策的执行中必然受阻;没有集中,多数人的意志形不成一致,正确的决策也无法实行。但在现实生活中把握二者关系的度却比较难,特别是在农村,由于民主法制意识比较淡薄,又加上文化水平比较低,在把握二者关系上更难,一是有些群众不愿意参与经济、政治事务,但当决策不利于自己的利益时又不顾全大局;二是干部的民主意识不强,集权思想严重,认为叫我在这个位子上就得说了算,甚至有些把依法治村片面认为是变着法子治老百姓。
(三)文化生活中的矛盾
1.市场经济意识与传统经济观念的矛盾。
我国已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但传统的小农意识、计划经济意识仍未完全退出,这样在农村就出现了两种思想的矛盾和对立。有的农民思想比较解放,有竞争意识,法制观念牢固,在经济上也站稳了脚跟;有的正在接受这些进步思想,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寻找自己的地位;还有的小农意识,计划经济思想,不依法办事的思想,仍然非常严重,这些不同层次的思想反作用于社会生活,使人们产生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和作为,因而必然产生矛盾。
2.科学和迷信的矛盾。
“科技兴农”已初见成效,学科学、用科学已在广大农民思想中占居主导地位,但一些带有迷信、愚昧色彩的落后文化仍大量存在,有些销声匿迹的封建迷信现象又重新抬头,科学与迷信的矛盾比较突出,双方斗争还将长期存在。
3.不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各种媒体,当地政府通过各种形式对农民进行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但效果不够理想。目前在许多农民头脑中,判断是非标准差距相当大,有的真假、美丑、善恶不分,甚至正不压邪,有些地方的邪恶势力兴风作浪,毒化了社会风气。
二、解决矛盾的途径
(一)经济领域
1.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一切矛盾的关键。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农村,目前最主要的是增加农民收入,这就需要农村党组织,要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寻找增加农民收入的路子。
(1)跟上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在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就是加快城市化进程,这已成为共识。世界各国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城市化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也符合这个规律。充分发挥城市的聚集和辐射作用,可以带动经济资源重组整合,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
(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业内部结构是提高农业内部就业容量的重要途径。就广义农业而言,发展林、牧、副、渔需要大批劳力,又不占或少占土地,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的特点。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在于龙头企业的带动,因此,一方面要积极支持龙头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有条件的要依托龙头企业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
(3)加快劳务输出步伐。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人地矛盾突出,工业项目偏少,加快劳务输出更具有迫切性,特别是山区农村,交通不便,发展工业无望,又没有自己的特色农业,应当特别抓好这一点。劳务输出,不仅能增加农民收入,而且能转变农民的观念。
2.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
(1)处理好城市与农村的利益关系。国家在发展教育、卫生、计划生育、社会公共服务的支出,用于农村的比例不断提高;用于农业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术,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投资不断提高;用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不断提高,这就从宏观调控上为解决城乡差距拉大的矛盾创造了条件。
(2)处理好先富与后富的关系。一方面要依法保护人们的合法收入,包括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绝不能因为贫富有了差距、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矛盾,就伤害富裕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要特别做好帮贫济困工作,对农村特困户要给予救济,尤其要解决失学儿童问题。
(3)处理好干部富和群众富的关系。农村干部要在发展经济中处理好个人富与群众共同富裕的关系,既要自己带头富,又要支持和帮助群众共同富裕,有些村采取了村“两委”成员对贫困户的帮扶制度,值得借鉴。
3.在实施产业化经营中,增强农民的市场意识、法律意识、契约意识,完善各种法规合同,减少农业产业化中各环节的矛盾。
4.在人们的日常往来中,引入法律规范,增加诚信意识,充分利用法律和道德规范约束经济往来。
5.在农村逐步推行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防止矛盾激化。
(二)政治领域
1.扩大基层民主。
在农村建立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保证村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让广大村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目前,特别要搞好村务、财务和对村干部的监督工作,发挥“议事会”和“理财小组”的作用。
2.改革选举方式,处理好村“两委”的关系。
一是村支书和村主任“一人兼”的方法。这只是解决了两个“一把手”带来的矛盾问题,但也有弊端,若“一人兼”的人水平不高,民主意识不强,主观主义的东西会多起来,决策也会失误。不管是“一人兼”还是两个“一把手”,关键是个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为谁当干部的问题解决了,“两委”之间的矛盾就很好解决,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很容易达到一致的意见。二是村支部在选举中采用“两票制”。“两票制”首先由党委在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党支部书记任职条件;其次,组织群众投信任票,选出3~5人作为党支部书记候选人;第三,组织党员投票选出两名党支部书记候选人,进行竞职演说,最后由全体党员差额选举。
3.扩大农村的民主渠道。
建立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和经济参与制度渠道,从制度上保证国家决策代表和反映广大农民的利益。这包括制度上使他们充分享有公共事务信息知情权、经济利益表达权、政治民主参与权,以及享受宪法明文规定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城市统治农村、政府忽视农业、市民歧视农民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基本格局。
(三)文化领域
1.全面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解决各类矛盾的标准。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党的指导思想,这是由我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和“三个代表”的科学性决定的,这不仅为我们的各项工作确立了指导思想,也为我们解决各类矛盾确立了一个总体的标准。农村矛盾复杂多样,我们在解决的过程中,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有一个总体标准,这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提高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1)把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使全体村民和干部正确处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
(2)解决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问题,特别要解决好失学儿童问题,不断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这是解决农村落后的基础。
(3)提高农民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掌握市场经济的规律,尤其是加入WTO后对农产品质量方面的要求,牢固树立“钱在市场里”的意识,严格按标准化生产和服务。
(4)组织农民学科学用科学,自觉抵制封建迷信思想。
3.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在化解各类矛盾中的作用。
在化解农村矛盾的过程中要牢固树立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其重要性不容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对一个村来讲在短期内可能效果不很明显,但对一个村的长期发展,化解村内各类矛盾会收到不可估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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