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玩弄中国农民

　 被玩弄的中国农民

　摘要: :从 1840 年----1949 年的一百余年间,中国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发展,由于随着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在近代中国逐渐瓦解，近代中国农民在一定程度上也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开始接受了商品经济的价值观念。但农民思想的形成必定与当时的社会意识,社会生产方式有关联,所以本文分阶段讨论农民的经济思想。

　1、封建思想压迫下的”无思想意识状态”； 2、外国资本主义思想入侵时的”内心释放期”； 3、解放、土地改革时期的思想狂热时期； 4、建国之后的若即若离状态。

　一、无思想的劳动压迫时期 可以说在民国时期之前,中国的农民对于经济思想的观念可谓是“没有思想”,或者说所提倡“道义文化”也是属于统治阶级而非自我群体意识所形成的。但对于思想范畴的东西应该是由思想本体“由内而外”的产生,而非“由外而内”义理道义的接受。他们从统治阶级话语中得到的社会崇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贵义贱利

　中国农民传统的价值观念是农民小生产者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经过几千年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价值观念的影响，逐步内化为农民头脑中的对客观事物的评价标准，它制约着农民自身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在儒家传统的经济价值观念中，贵义贱利,重本抑末的思想.具有代表性贵义贱利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价值观念，其核心是重精神价值。轻物质价值，重名声，轻利益，这与西方的务实不务虚，注重经济利益和实效的重商主义价值观

　念截然相反。早在春秋时期，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就把义和利对立了起来，他声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认为追求物质利益的人在人格上低人一等，他把利和义作为区分人的品德的重要标准。孟子从国家的角度出发，也把义放在第一位，梁惠王问：“叟不远千里而来，将有利以吾国乎？”，孟子回答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西汉大儒董仲舒倡导“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到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认为人欲是利，天理是义，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至明代黄宗羲则主张“君子小人之大辨，人禽之异，义利而已矣”。义和利成为了不可调和的对立事物，他们把这种贵义贱利的思想直接和人格标准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对一个人评判的基本原则。

　2.重本抑末

　 这种对人道德标准的评判原则牢牢压抑着农民内心深处潜在的赚钱赢利的心理与贵义贱利相辅相成的就是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商鞅提出了重农抑商思想。秦始皇时期将商人和罪犯同等看待，秦始皇“三十发诸尝逋之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南海、象郡，以谪遣戍”（《史记秦始皇本纪》）。汉高祖刘邦“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以困辱之（《汉书·食货志》）。唐朝同样实行“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旧唐书·食货志》）的政策。到了近代，商人的税仍然很重，传统的封建社会将人分四等：士、农、工、商，商人是最低下的。这种轻商贱商的传统思想的直接的结果就是压抑了农民对利益的正常追求心理，也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内心思想萌发的可能性-----外来资本的入侵 这里说在这个时期中国农民由于外在打击和内在的驱动,内心中有了简单,

　纯粹的经济思想。可以说这是一个“思想在内心”的时期。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列强一直保持着贸易利差,对于欧洲的工业制品,美洲的原料,非洲的劳动力这样一个三角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中国经济因为有自己一整套的生产加工和交换的模式,因此有一定的优势,但正是列强的武力干预下,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因而农民经济生产方式,价值观念也随即发生变化。

　当远离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之后,即抛开了所谓的“社会崇高和崇尚的范畴”所有对于外在的经济活动和观念都回归到了农民个体本身。下面所说的瓦解过程一方面是外部动因,但另一方面更是农民群体的内心需求和渴望的趋势 1、纺与织的分离 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基本特征。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主要是耕与织的结合,这种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在鸦片战争之前一直占据主要地位,但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自然经济开始逐步分解。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纺与织的分离。随着西方国家的纺织技术的提高,棉纱的成本显著降低,1887 年在牛庄每包300 斤重的洋纱售价银 57 两,而当地同量土纱价格达到 87 两。低廉的进口商品彻底击溃了中国农村”最顽强的抵抗”这一过程被称为”洋纱取代土纱”。

　2、耕与织的分离 自然经济解体的第二步是耕与织的分离,农民的手工织布业被进口洋布彻底击垮,即”洋布取代土布”的过程，最初洋布在中国的消费者仅限于城市里的富裕阶层。由于价格一再降低,一般平民、洋人同样使用价格战的方法一步步挤垮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运行.

　就这样,以上的瓦解过程实质上是从上对于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的改变来改变改变中国的经济模式。

　三、思想成长的土地暧昧时期 中国农民对于自身经济思想的构建有着无比的热情,他们对于自己的“土地世界”有自己的生产,分配的愿望和理想。正是对于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他们轻而易举的被共产党带着去共创未来。在这个时期农民将自己的思想在共产党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的诱导下稳步成长。

　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来看，农民土地问题在革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不了解这个国情，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就不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与支持，就不能顺利地完成革命的任务，甚至最后被人民所抛弃；反之，谁能了解这个国情，解决这个重要问题，谁就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与支持，取得革命的胜利。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没有发动广大农民，缺乏力量，虽然取得了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伟大胜利，但未能巩固住革命成果，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蒋介石统治中国大陆 22 年，曾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大力支持，拥有庞大的军队和政权，但由于始终没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所以终于被广大农民所抛弃，被赶出了中国大陆。与他们不同，中国共产党深知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紧紧抓住这一问题，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从而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与支持，一举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辉煌胜利。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半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亦称土地制度的改革或土地革命。

　四、建国之后的农民思想的自我解放

　由于本文的行文只局限于近代农民思想分析,并加上建国之后的农民思想已经走入自我解放的时期,可谓说,建国之后由于政策的指导作用.农民的经济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对于土地真正做到了”若即若离”的状态,可能是城市、工厂等现代经济模式的转型,导致他们不太关注自己的经济思想,而逐步关注其他思想,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农民思想应该是“不务本业”。

　综述可以看出农民经济的思想经历了从无到有,内心萌发,外在帮助成长，到最后的为革命服务。可以看出农民一旦有了思想就好比如鱼得水,即没有思想的阶层稍微加点思想,那就是思想和实践的伟大结合,力量不容小觑。但今后的农民思想如何走,是应该一直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