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上几个重要关头讲解

　百年党史上的几个重要关头 讲解

　★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了这个判断。“开天辟地”，是我们中国人喜爱使用的最高级的形容词。它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它由此开辟了一个以往从未有过的新天地；第二，既然是“开辟新天地”，那就不是局部性或一时性的变化，而是具有总体性、根本性和长期性意义的变化。

　中国古代在君主制度下没有政党。到近代，虽然出现了众多西方式的政党，但并没有真正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并且有着科学理论指导和严密组织的政党。连辛亥革命时期起过重要进步作用的中国同盟会也是如此。只有中国共产党诞生，才在中国破天荒第一次出现有着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能够依靠和发动最广大民众齐心奋斗，并且形成由民众中先进分子为核心的政治力量。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来领导，要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建立，就有着跟以往中国历史上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的三个特点：

　第一，它旗帜鲜明地用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很多人以为革命大功告成，事实证明“革命尚未成功”。到早期新文化运动，进步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不仅要在政治上推翻旧政权，更要从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但光从思想文化上得到解放还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于是就提出“改造社会”，建立新的社会理想。而只有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才破天荒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从此，前进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并且还把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说清楚了。

　第二，党从成立时起，就下决心深入下层，到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中去做群众工作。这是共产党的根本，是中国以往任何政党没有做过的。陈望道先生跟我讲过，那个时候，深入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和沈雁冰常在工厂放工的时候，站在一个高处对工友演讲，却没有多少人理他们。后来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些做法，到工厂里面办工人夜校，提高了他们的思想，发现了积极分子，然后搞工人俱乐部，以后再开展工人运动。再以后就到农村里面来开展农民运动，所以这个党一成立就到底层去，到最基本的群众中间去，特别是工人、农民中去。

　第三，把党建成一个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使它成为领导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党刚建立的时候，党员也是很复杂的，一大代表中间，有的始终坚持革命，成为党的领导人，像毛泽东、董必武；有的为革命牺牲了；有的中间脱离党了；有的成了叛徒……大浪淘沙，最后把党真正建成一个有共同理想、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的组织。没有这样一个核心力量，什么事也做不成。

　★ 大革命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因为具备了上述三个全新的特点，所以建立不久就进行了国共合作，推动了大革命的兴起。但很不幸，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

　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我想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

　客观原因在于双方力量的对比：世界资本主义正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能够集中较多力量来干涉中国革命。中国的旧势力盘根错节，反动政治经验丰富，绝不是一两次革命冲击就能摧毁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年轻，理论准备、实际政治经验和对中国国情的了解都不足，客观形势却迫使他们必须立刻投身到这样一场大革命中去，并且站在斗争的前列。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有好的方面，也有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要在当时就取得大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条件是不具备的。

　从主观指导思想来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特别是敌对力量和同盟者的力量都明显地大于自己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的主要错误是右倾。大革命时期正是这样。尽管在城市和农村的实际工作中也出现过“左”的错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虽然对蒋介石的作为有时也有所警惕，但过于看重国民党的力量，害怕太刺激蒋介石、汪精卫，总认为退让就可以使国共关系中出现的紧张局面得到缓解，就可以维护团结。结果，国民党右派看准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气焰越来越高，力量越来越大；共产党却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不敢放手发展进步力量，不敢在必要时理直气壮地进行反击，于是，已有的阵地一个一个地丢失，还抱着种种幻想，没有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面对失败，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了许多重要问题，制定了一些新政策。最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党的独立性问题。独立性不是两党为各自利益争权夺利。党的独立性，是否由党独立地根据人民愿望和中国实际情况来提出意见并积极行动，而不是被别人牵着走，这是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

　第二，土地革命问题。农民占中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土地所有制的正确解决，是广大农民千百年来最强烈的渴望。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已实行几千年，形形色色当权人物几乎都同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真要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遇到的阻力不言而喻。

　第三，军事问题。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八七会议上响亮地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民众运动自然是重要的、应该做的，但不能“专做民众运动”。世界历史证明，没有正确的军事指挥，没有一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有着严密组织和丰富作战经验的军队作为骨干，是不能夺取政权的。即便一时取得了，也难以持久。

　党的独立性、土地革命、“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中三个根本性问题。弄清了这三个问题，中国革命就大大跨前一步，进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新时期。

　★ 革命根据地的开创

　为工农兵谋利益的政权，它应该实行民主集中制，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第四，要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地形和经济条件有利的区域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且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采取“傍着发展”的方式，像滚雪球那样地不断扩大这种根据

　地；第五，所有这一切都要依靠党的领导，而党为了实行正确的领导，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极重要的地位，时刻注意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否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会变成一句空话。

　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不可能只靠少数人凭空地想出来，也不是一下子就很完善的，只能在实践的探索中不断总结成功和失败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而形成。这种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又不能只停留在就事论事地就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解决方法的归纳，而是需要加以深化，提升成规律性的认识。这种认识过程很难一次完成，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反复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正是这样在实践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环境，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状况下，中国共产党应该怎么办？出路在哪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在 1930 年 1 月在古田给林彪的一封复信中提出来的。这封信以党内通信的形式发给红四军的部队，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出路是什么这个当时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它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国革命现在还处在“星星之火”的阶段；二是有了这“星星之火”，只要有正确领导，一定能在中国大地上燃起可以“燎原”的大火。

　为了使“星星之火”能发展成“燎原”大火，正确的领导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好几个问题：第一，要有坚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也就是有可靠的有战斗力的革命武装力量，没有这个条件，其他都谈不上；第二，充分地发动并依靠群众，使这支军队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得到群众的全力支持，并从群众中不断得到补充；第三，在条件许可时建立起人民政权，这种政权应该是工农兵自己的、能为工农兵谋利益的政权，它应该实行民主集中制，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第四，要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地形和经济条件有利的区域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且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采取“傍着发展”的方式，像滚雪球那样地不断扩大这种根据地；第五，所有这一切都要依靠党的领导，而党为了实行正确的领导，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极重要的地位，时刻注意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否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会变成一句空话。

　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不可能只靠少数人凭空地想出来，也不是一下子就很完善的，只能在实践的探索中不断总结成功和失败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而形成。这种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又不能只停留在就事论事地就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解决方法的归纳，而是需要加以深化，提升成规律性的认识。这种认识过程很难一次完成，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反复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正是这样在实践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

　★ 遵义会议

　对遵义会议的历史定位，中共中央在 1945 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明确的论断：它“是中共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在 1981 年发表的《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指出：“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亲身经历过这场巨大变化的陆定一在 1944 年说：“它在党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内战时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遵义会议是由错误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的关头。” 陆定一所说的“两条路线”，前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定神圣化，一切听从它的指挥行事，在十年内战时期表现为“左”的机会主义错误，王明和早期的博古是它的主要代表；后者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去夺取胜利，毛泽东是它的主要代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

　遵义会议前，前者在中共中央占有优势；遵义会议后，后者在中共中央取得了优势地位。这个变化，可以称得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折点，对党和国家民族命运的关系太大了，而取得这个变化实在极不容易。

　“左”倾错误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使党和红军面对极端严重的危机。但长征开始时，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仍掌握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他们不顾周围的实际情况，采取直线式行军，企图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同红二、六军团汇合，又导致抢渡湘江时的惨重损失。进入贵州时，红军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如果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党和红军都必将被完全断送。事实是最好的教员。矛盾的激化，也表明长期存在的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遵义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遵义会议直接解决的是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这是当时具有决定意义而又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但它的意义并不只限于这两个问题，在这两个问题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两种指导思想、两种方法论的根本对立。毛泽东 1963 年同外宾谈话时明确地说道：“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次会议扭转和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究竟一切按共产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的指挥行事，还是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会后，党和红军立刻以全新的面貌，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四渡赤水，直入云南，抢渡金沙江和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和，又摆脱新发生的内部危机，挥师北上，到达陕北，取得长征的胜利。

　这以后，又经过瓦窑堡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六届六中全会、全党整风到党的七大。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观念，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深深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成为党内公认的正路，形成全党新的传统。以后，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它成为一种无形的衡量是非的行为准则。

　★ 延安整风和中共七大

　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是中国革命过程中关键性的重要环节。可以说，没有延安整风，就难以有革命的迅速胜利，就不会在短短几年后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为什么当抗日战争正处在艰苦的生死搏斗中时，中国共产党会下如此大的决心连续几年在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挤时间开展这样一场整风学习运动呢？因为，人们的行动总是受自己思想指导。如果没有五四运动以所向披靡之势破除那些原来长期

　居于支配地位的种种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又经过反复的争论和比较，就不可能接受新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不可能在人们头脑里树立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也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中国历史发生的大转折。延安整风就是要解决这个思想指导的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它是在欧洲产生的。世界各国有着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要实现这个理想就有一个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中国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 1930 年所著《反对本本主义》中就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他又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毛泽东的办法是：切切实实地做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但要把这种思想化为全党的普遍作风并不容易。毛泽东这个极重要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被党内许多人所接受，甚至被讥笑为山沟沟里怎么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他们中有两种人：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一遇到问题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