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文学主张

　韩愈的文学主张

　韩愈的文学主张，与他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有密切关系。他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比较复杂，主要渊源于儒家，但也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他一方面谈仁义，谈性三品，继承孟轲、董仲舒的儒学传统，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原道》），僧徒返俗，佛经焚毁；另一方面又相信天命和鬼神。一方面赞扬孟轲辟排杨、墨，“功不在禹下”，认为“杨、墨行，正道废”（《与孟尚书书》）；另一方面又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一方面主张“宗孔氏”，“贵王贱霸”(《与孟尚书书》)；另一方面又盛赞管仲、商鞅的事功，指斥后人“羞言管、商氏”为“不责其实”（《进士策问》）。一方面诋毁王叔文集团的改革；另一方面却追随另一个比较进步的政治家裴度,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擅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反映。因此,韩愈虽然以儒学的卫道士自居,可是在宋代理学家看来，他是“为文所得处多”，但对儒家之道“却倒学了”（《二程遗书》），“其论著不诡于圣人盖寡矣”（杨时《送吴正子序》）。

　关于散文和诗歌的写作,韩愈有整套理论。第一，他继承儒家的传统观点，认为道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主张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而道的内涵，就是仁义。

　第二，古道载于古人之文，尊尚古道，就要提倡古文。“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提出学习先秦两汉古文的主张，严格规定“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的学习标准。于五经外，也要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同工异曲”的作品，“沉浸醲郁，含英咀华”（《进学解》），合“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旧唐书》本传）于一手。

　第三，学古的用意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惟善用古者能变古”（刘熙载《艺概》），所以他坚持“唯古于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的写作原则。

　第四，用古文的形式写有充实内容的作品，首先要求作者有扎实的道德修养。他根据《孟子》的养气说，提出了“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的养气论，认为“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第五，充实的内容又必须来自现实生活的土壤。他认为作者对社会现实的不平情绪是使

　作品思想性深化的原因，因而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送孟东野序》），“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等论点，“自言其文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词”(刘熙载《艺概》)。这就突破了文以载道观点的局限、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关于《诗三百篇》的“怨”“刺”作用、屈原的“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等说，并对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起了重要影响。

　第六，在作品的风格方面，又强调“奇”。“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李肇《国史补》），可见韩愈的诗文，在“元和体”中代表着“奇诡”的一路，韩愈与元稹、白居易，都推崇杜甫，但发展的方向不同。元、白重杜轻李，韩愈则李、杜并重。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奇情壮思、幻想驰骋，更倾向于李白。他批判扬杜抑李论者“蚍蜉撼大树”,推崇“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表示自己跟李、杜“精诚忽交通，百怪我入肠”，向往并追求李、杜那种“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调张籍》）的雄奇风格，这对同时代的作者如樊宗师、李贺、卢仝、皇甫湜和宋代王令、清代胡天游等人的创作，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