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来源地FDI对我国技术外溢的对比研究
发布时间：2022-04-04 15: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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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必要从外资的源头即来源地的不同进行分析，探究不同特征的外资在我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来源于港台地区以及新加坡的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具有正效应；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也起到积极作用，并且其溢出能力大于港台及新加坡的FDI；来自韩国和日本的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显著。
关键词：外资来源地；FDI；外溢效应
从确立利用外资政策以来，我国利用外资经历了起步尝试阶段、全面优惠和曲折发展阶段、高速发展阶段和结构调整稳步增长阶段。现如今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上已相当庞大。从1993年开始，我国就已成为世界上公认的吸引外投最快、最有成效的国家之一。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2003年中国累计吸引外资535亿美元，第一次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接受国。200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已达到606.30亿美元，2005年为630亿美元，2006年为720亿美元，全球列第三，仅次于美国、英国，2007年为835亿美元，2008年为923.95亿元，同比增长23.58％。由于不同来源地的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行为和动机上存在差异，因此研究不同来源地的外资有利于选取和确定不同外资的市场战略，方便今后对FDI规模和趋势的估计，有助于外资政策的选择。
一、对外资来源地进行划分
目前，在华投资连续几年排名前十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美国、英国、德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以及维尔京群岛。在对这些投资国的研究后发现，可以根据投资行为和目的的不同划分为如下几类：
首先，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因贸易导向型的投资意向可划为一类。中国的香港与台湾地区与内陆的东南沿海地区相毗邻，自古就有很悠久的商业贸易往来。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对大陆的资金投放就达25.79亿美元，香港回归时其FDI已高达215.51亿美元。中国台湾的FDI也是一直占到总投资份额的6％左右。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中最早和我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国家。新加坡企业1981年便开始到我国投资。从1997年开始，中国就开始超过马来西亚，成为新加坡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2005年，新加坡的对华投资明显加速，达到22.04亿美元，在华累计设立企业14791家，合同外资金额557.29亿美元，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89.56亿美元，分别占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总量的2.67％、4.33％和4.65％。当前，新加坡对华投资又进入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潮中。
其次，美国、英国、德国作为对华投资较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些国家对外投资的共性是强调对东道国的市场占有、关心国际性生产关系的建立。从1998年到2008年，美国对华FDI的绝对额由38.98亿美元上升到564.2亿美元。英国的对华FDI绝对额也从1998年的11.75亿美元略降到2002年的8.96亿美元之后呈反弹性的逐步上升趋势。
再次，韩国对华FDI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后一直增长迅猛，早在2004年就跃居我国吸引外资的第三位。日本、韩国国内市场目前基本饱和，本土外的市场像中国的市场能有效的弥补本国需求规模较小的特点。在华投资一方面为其全球生产体系服务。另一方面也可满足本土市场的需求。他们的共同特点还在于本身劳动力昂贵，原材料和资源匮乏，也是为了降低成本而将生产基地放到我国。
最后，对维尔京群岛FDI的吸引逐年增多。在该群岛注册离岸公司，每年只要缴纳工营业执照费用，免交当地所有税款，无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任何货币都可以注册资本。此部分外资只能解决资金缺口，而到2009年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高达到2.399万亿美元，并不存在资金缺口。又因其不可能弥补技术缺口，因此本文在分析来源地时不讨论此部分外资。
二、不同来源地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比较实证分析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时间变化而引起产出增加的部分是由技术进步导致的。企业的产出由其所投入的资本K、劳动L决定。全要素生产率TEP代表着技术进步，为了找出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因素，分析不同来源地FDI与我国技术进步的关系，应先计算我国1991-200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故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加以变型得：
GDP=f（A，K，L）=A×Kα×Lβ ①
其中，A、K、L分别表示全要素生产率TEP、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α、β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为避免变量计量单位差异而引发异方差和伪回归现象，对公式①取对数得：
lnGDP=lnA+αlnK+βlnL ②
分别以我国1991-2008年GDP、资本形成总额、从业人员工资总额表示上述各变量， 对公式②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出：
lnGDP=1.3548+0.6589lnK+0.2643lnL
③
（8.74） ** （6.87）** （2.03）*
调整后R2=0.9890，F=61.49**
由此可得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代入公式②即可计算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进一步令1991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为100，即可得出我国1991-200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本文中对FDI的不同来源地作出了详细的划分，此模型也旨在考察分类后的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情况，故将来华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分为FDI1、FDI2、FDI3并建立对数回归模型进行研究。
为避免变量计量单位差异而引发异方差和伪回归现象，仍对设计模型进行对数得：
lnTEP=B+αlnFDI1+βlnFDI2+γlnFDI3+ε ④
其中，TEP、FDI1、FDI2、FDI3 分别表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来自港台地区和新加坡的FDI、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FDI和来自韩国和日本的FDI， 利用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出：
lnTEP=1.5512+0.2732lnFDI1+0.4581
（2.64）* （6.99）** （2.57）**
lnFDI2+0.069FDI3 ⑤
（1.45）**
调整后R2=0.9950，F=205.10***
注：***、**、*分别表示相关统计量通过1％、5％、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三、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
（一）来源于港台地区以及新加坡的外资对我国的技术外溢具有正效应
一直以来，港台投资在我国利用外资总额中都占据重要位置。20世纪90年代初期，港台投资的进入方式大都是加工贸易为主，主要投资于轻工业、电子、纤维等行业。当时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低，管理能力弱。而此时的港台企业虽是从其他发达地区被边缘化而转移到内地，但与内资企业相比，仍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有助于内资企业模仿与创新。由于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在语言上的无障碍，使得内资企业和港台企业之间的交流更容易进行。
在港台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内资企业也在进步，差距越来越小，之间更多的表现为竞争。一般认为，发生外溢效应的有效途径就是通过竞争。竞争压力可以刺激当地厂商更加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迫使当地企业竞相加大研发的力度，推动技术水平的提高。
（二）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起到积极作用，并且其溢出能力大于港台及新加坡的FDI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投资战略多为市场导向型，以占领我国市场、扩大我国市场份额为目标。在全球生产线的设计布置上，并不只是把我国作为简单的加工环节，往往会考虑到与本土企业的产业配套程度，不只是依赖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更多的会选择向我国的企业购买零部件和原材料，将国内生产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运用于生产。一旦利用当地采购，会对中间产品的配套能力进行测试，对其质量和性能提出相应的技术标准要求。在要求达不到时，还可能提供技术援助或是共同投资开发技术来保证品质。
从事实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华投资的平均项目规模要大于其他类型来源地的外资。绝大多数的欧盟企业在中国从事的研发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使产品本土化和适应中国消费者特点，他们看重的主要是我国市场规模及其增长的潜力。当然要发生技术外溢，东道国自身应具有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较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一定的人力资本存量等优先条件。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条件我国已经相当具备，双方在没有巨大悬殊的基础上，能够发生外溢的可能性也较大。除此之外，我国企业还可以通过外资研发的示范效应，从中加以模仿，利用这些信息资源，提高内资企业的平台，提升本地的研发能力。美国、欧盟是近年来在中国从事研发活动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是对华技术转移程度最高的国家和地区，他们通过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加强员工技术培训、母公司提供技术等各种方式对中国进行技术扩散，从而直接和间接地提升了国内相关产业的技术层次。
（三）来自韩国和日本的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显著
在第二部分的公式⑤中，由预先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分布表中查出相应的自由度为n-k-1=13的双侧分位数为1.77，而FDI3的t值为1.45小于1.77，因此，对我国的外溢影响是不显著的。和日本一样，韩国企业的主要动机就是满足生产的要求，由于国内昂贵的劳动力价格，为了降低成本，都选择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然后将生产出来的产品出口，稍有不同的是韩国大部分是将产品出口到韩国国内或是第三国。日本则是将产品大部分返销到母公司的内部。先是考虑这样的投资目的，如果出口需求得到满足，韩国和日本的公司才会将我国市场作为他们生产的目标，进行特色研发，生产本土化和当地化的产品和服务。
这种以返销和出口为动机的投资行为是以全球销售为目的，因此研发和技术创新活动主要围绕母国和母公司内部展开，并不需要与东道国的企业进行前后项和上下游之间的配套联系，当地化率很低，缺乏造成技术外溢的必要条件，技术保密程度高，加之产品的销售不是以当地市场为对象，不易模仿和创新。从这些方面看，韩国和日本对我国的技术外溢存在负效应。不过，也可能是，除了出口以外，韩国和日本的企业也会考虑到具有潜力的中国市场，有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目前，也有部分的韩国和日本的企业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这又对我国的技术外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总的来讲，他们在中国的技术转移是相对有限的，因此，对我国总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参考文献：
1、Fabienne Fortanier.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host country economic growth: Does the investor’s country of origin play a role?[J].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2007(6).
2、何洁.FDI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进一步精确量化[J].世界经济,2000(12).
3、赵晋平.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查贵勇.不同特征FDI技术外溢效应比较分析[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5(6).
5、韩刚.外商直接投资与安徽省技术进步关系研究——基于来源地和投资行业的经验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9(5).
＊本文属《跨国公司网络、知识流动与安徽省吸引外资新思路》安徽省社科规划课题（ASK03-04D07）。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关键词：外资来源地；FDI；外溢效应
从确立利用外资政策以来，我国利用外资经历了起步尝试阶段、全面优惠和曲折发展阶段、高速发展阶段和结构调整稳步增长阶段。现如今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上已相当庞大。从1993年开始，我国就已成为世界上公认的吸引外投最快、最有成效的国家之一。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2003年中国累计吸引外资535亿美元，第一次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接受国。200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已达到606.30亿美元，2005年为630亿美元，2006年为720亿美元，全球列第三，仅次于美国、英国，2007年为835亿美元，2008年为923.95亿元，同比增长23.58％。由于不同来源地的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行为和动机上存在差异，因此研究不同来源地的外资有利于选取和确定不同外资的市场战略，方便今后对FDI规模和趋势的估计，有助于外资政策的选择。
一、对外资来源地进行划分
目前，在华投资连续几年排名前十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美国、英国、德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以及维尔京群岛。在对这些投资国的研究后发现，可以根据投资行为和目的的不同划分为如下几类：
首先，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因贸易导向型的投资意向可划为一类。中国的香港与台湾地区与内陆的东南沿海地区相毗邻，自古就有很悠久的商业贸易往来。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对大陆的资金投放就达25.79亿美元，香港回归时其FDI已高达215.51亿美元。中国台湾的FDI也是一直占到总投资份额的6％左右。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中最早和我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国家。新加坡企业1981年便开始到我国投资。从1997年开始，中国就开始超过马来西亚，成为新加坡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2005年，新加坡的对华投资明显加速，达到22.04亿美元，在华累计设立企业14791家，合同外资金额557.29亿美元，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89.56亿美元，分别占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总量的2.67％、4.33％和4.65％。当前，新加坡对华投资又进入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潮中。
其次，美国、英国、德国作为对华投资较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些国家对外投资的共性是强调对东道国的市场占有、关心国际性生产关系的建立。从1998年到2008年，美国对华FDI的绝对额由38.98亿美元上升到564.2亿美元。英国的对华FDI绝对额也从1998年的11.75亿美元略降到2002年的8.96亿美元之后呈反弹性的逐步上升趋势。
再次，韩国对华FDI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后一直增长迅猛，早在2004年就跃居我国吸引外资的第三位。日本、韩国国内市场目前基本饱和，本土外的市场像中国的市场能有效的弥补本国需求规模较小的特点。在华投资一方面为其全球生产体系服务。另一方面也可满足本土市场的需求。他们的共同特点还在于本身劳动力昂贵，原材料和资源匮乏，也是为了降低成本而将生产基地放到我国。
最后，对维尔京群岛FDI的吸引逐年增多。在该群岛注册离岸公司，每年只要缴纳工营业执照费用，免交当地所有税款，无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任何货币都可以注册资本。此部分外资只能解决资金缺口，而到2009年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高达到2.399万亿美元，并不存在资金缺口。又因其不可能弥补技术缺口，因此本文在分析来源地时不讨论此部分外资。
二、不同来源地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比较实证分析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时间变化而引起产出增加的部分是由技术进步导致的。企业的产出由其所投入的资本K、劳动L决定。全要素生产率TEP代表着技术进步，为了找出影响经济产出的主要因素，分析不同来源地FDI与我国技术进步的关系，应先计算我国1991-200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故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加以变型得：
GDP=f（A，K，L）=A×Kα×Lβ ①
其中，A、K、L分别表示全要素生产率TEP、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α、β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为避免变量计量单位差异而引发异方差和伪回归现象，对公式①取对数得：
lnGDP=lnA+αlnK+βlnL ②
分别以我国1991-2008年GDP、资本形成总额、从业人员工资总额表示上述各变量， 对公式②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出：
lnGDP=1.3548+0.6589lnK+0.2643lnL
③
（8.74） ** （6.87）** （2.03）*
调整后R2=0.9890，F=61.49**
由此可得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代入公式②即可计算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进一步令1991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为100，即可得出我国1991-200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本文中对FDI的不同来源地作出了详细的划分，此模型也旨在考察分类后的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情况，故将来华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分为FDI1、FDI2、FDI3并建立对数回归模型进行研究。
为避免变量计量单位差异而引发异方差和伪回归现象，仍对设计模型进行对数得：
lnTEP=B+αlnFDI1+βlnFDI2+γlnFDI3+ε ④
其中，TEP、FDI1、FDI2、FDI3 分别表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来自港台地区和新加坡的FDI、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FDI和来自韩国和日本的FDI， 利用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出：
lnTEP=1.5512+0.2732lnFDI1+0.4581
（2.64）* （6.99）** （2.57）**
lnFDI2+0.069FDI3 ⑤
（1.45）**
调整后R2=0.9950，F=205.10***
注：***、**、*分别表示相关统计量通过1％、5％、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三、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
（一）来源于港台地区以及新加坡的外资对我国的技术外溢具有正效应
一直以来，港台投资在我国利用外资总额中都占据重要位置。20世纪90年代初期，港台投资的进入方式大都是加工贸易为主，主要投资于轻工业、电子、纤维等行业。当时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低，管理能力弱。而此时的港台企业虽是从其他发达地区被边缘化而转移到内地，但与内资企业相比，仍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有助于内资企业模仿与创新。由于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在语言上的无障碍，使得内资企业和港台企业之间的交流更容易进行。
在港台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内资企业也在进步，差距越来越小，之间更多的表现为竞争。一般认为，发生外溢效应的有效途径就是通过竞争。竞争压力可以刺激当地厂商更加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迫使当地企业竞相加大研发的力度，推动技术水平的提高。
（二）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起到积极作用，并且其溢出能力大于港台及新加坡的FDI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投资战略多为市场导向型，以占领我国市场、扩大我国市场份额为目标。在全球生产线的设计布置上，并不只是把我国作为简单的加工环节，往往会考虑到与本土企业的产业配套程度，不只是依赖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更多的会选择向我国的企业购买零部件和原材料，将国内生产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运用于生产。一旦利用当地采购，会对中间产品的配套能力进行测试，对其质量和性能提出相应的技术标准要求。在要求达不到时，还可能提供技术援助或是共同投资开发技术来保证品质。
从事实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华投资的平均项目规模要大于其他类型来源地的外资。绝大多数的欧盟企业在中国从事的研发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使产品本土化和适应中国消费者特点，他们看重的主要是我国市场规模及其增长的潜力。当然要发生技术外溢，东道国自身应具有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较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一定的人力资本存量等优先条件。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条件我国已经相当具备，双方在没有巨大悬殊的基础上，能够发生外溢的可能性也较大。除此之外，我国企业还可以通过外资研发的示范效应，从中加以模仿，利用这些信息资源，提高内资企业的平台，提升本地的研发能力。美国、欧盟是近年来在中国从事研发活动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是对华技术转移程度最高的国家和地区，他们通过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加强员工技术培训、母公司提供技术等各种方式对中国进行技术扩散，从而直接和间接地提升了国内相关产业的技术层次。
（三）来自韩国和日本的FDI对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显著
在第二部分的公式⑤中，由预先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分布表中查出相应的自由度为n-k-1=13的双侧分位数为1.77，而FDI3的t值为1.45小于1.77，因此，对我国的外溢影响是不显著的。和日本一样，韩国企业的主要动机就是满足生产的要求，由于国内昂贵的劳动力价格，为了降低成本，都选择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然后将生产出来的产品出口，稍有不同的是韩国大部分是将产品出口到韩国国内或是第三国。日本则是将产品大部分返销到母公司的内部。先是考虑这样的投资目的，如果出口需求得到满足，韩国和日本的公司才会将我国市场作为他们生产的目标，进行特色研发，生产本土化和当地化的产品和服务。
这种以返销和出口为动机的投资行为是以全球销售为目的，因此研发和技术创新活动主要围绕母国和母公司内部展开，并不需要与东道国的企业进行前后项和上下游之间的配套联系，当地化率很低，缺乏造成技术外溢的必要条件，技术保密程度高，加之产品的销售不是以当地市场为对象，不易模仿和创新。从这些方面看，韩国和日本对我国的技术外溢存在负效应。不过，也可能是，除了出口以外，韩国和日本的企业也会考虑到具有潜力的中国市场，有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目前，也有部分的韩国和日本的企业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这又对我国的技术外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总的来讲，他们在中国的技术转移是相对有限的，因此，对我国总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参考文献：
1、Fabienne Fortanier.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host country economic growth: Does the investor’s country of origin play a role?[J].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2007(6).
2、何洁.FDI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进一步精确量化[J].世界经济,2000(12).
3、赵晋平.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查贵勇.不同特征FDI技术外溢效应比较分析[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5(6).
5、韩刚.外商直接投资与安徽省技术进步关系研究——基于来源地和投资行业的经验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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