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约夫·南森与1917年革命后的俄国难民问题

摘要：1917年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国内战争、俄波战争及1921年史无前例的饥荒，迫使大批俄国居民逃往国外。1921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联合颁布了《关于剥夺若干境外人员公民权的法令》，大批俄国移民失去国籍，变成了法律意义上的难民。1921年8月，国际联盟于日内瓦设立了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任命弗里德约夫·南森博士为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南森针对俄国难民问题的措施包括重新安置、遣返回国、发放南森护照和南森邮票等，虽然南森的俄国难民遣返计划最终被迫夭折，但其建立的难民援助组织确立了国际社会保护和安置流亡者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弗里德约夫·南森;俄国难民;遣返;人道主义

中图分类号：K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11-0093-03

19世纪80年代起，俄国爆发了大规模向外移民的浪潮。整个19世纪至1915年，有250万至300万人离开俄罗斯帝国。[1]16这一时期移居各地的俄国人主要是受到大规模迫害的犹太人、遭到政治迫害或怕被迫害的革命者、受迫害的非主流宗教群体及一些逃离司法、债务和兵役的人。1917年革命后，政治因素成为引发大规模移民的决定因素。根据1926年9月国际联盟发布的数据，在1917年10月后，有116万人离开了苏俄，1920年至1925年期间，苏俄领土之外约有一千万名俄国难民。[1]16弗里德约夫·南森是国际难民救援工作的发起人，其对俄国难民救助问题的尝试开创了国际社会对难民保护的新阶段，为当今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奠定了根基。

一、1917年革命后的俄国难民问题

伴随着1917年革命的爆发，大约150万人逃离或被驱逐出前俄罗斯帝国领土。二月革命后，沙俄专制政府垮台，依附于罗曼诺夫王朝的贵族和政府官员因害怕被迫害而离开俄国，引发了第一波以贵族为先导的移民浪潮。十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布尔什维克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导致社会结构“单一性”，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阶级概念的泛化加剧了政治对立。苏俄政府开除积极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非无产阶级人员，用激进方式重建国家和私人的生活空间，使得贵族、大商人、学者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官员被迫移民国外。[2]1917年11月至1922年，白军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中战败，白军军官、士兵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和家人逃离苏维埃俄国，白军难民人数超过13.5万人。[3]1918年，新生的波兰共和国成立，企图夺取白俄罗斯、西乌克兰和维尔纽斯地区，在协约国的支持下，波兰于1920年4月对乌克兰发动进攻。战争使苏俄遭受严重损失，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社会矛盾，苏俄满目疮痍。1921年，史无前例的饥荒波及苏俄的三十多个省份，受灾人口达3350万。[4]种种原因迫使大批俄国居民逃往国外。

1921年，苏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联合颁布了《关于剥夺若干境外人员公民权的法令》，规定了几类将失去俄国公民权的境外人员：十月革命后未获得苏联官方允许离开俄罗斯的人员、自愿加入反革命组织的人员、拥有选择俄国国籍的权利但未使用该权利的人员、截止1922年6月1日在国外逗留五年以上且未获得苏联颁发的护照或相关身份证件的人员。[5]剥夺公民权的法令导致大批俄国移民变成无国籍者，即法律意义上的难民。

国际联盟于1920年成立，旨在“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国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政治性的国际组织，呼吁解决超国家的难民问题，尽可能援助和安置难民，为难民提供保护。1921年8月，国际联盟于日内瓦设立了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任命弗里德约夫·南森博士为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自1922年以来，“任何不再享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保护且未获得其他公民身份的俄罗斯籍人士”被视为苏俄的“南森难民”。[6]

弗里德约夫·南森是挪威著名的极地探险家，享有巨大的国际声望。南森不仅作为极地探险家而闻名，还因在动物学和海洋学领域的科学贡献而名声显赫。1905年，他在帮助挪威脱离瑞典独立的过程中，进入了国际政治领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南森担任挪威驻英国大使。这些经历提高了他的威望，他被公认为正直和人道的政治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南森已成为国际联盟的坚定支持者和杰出的国际人物。

二、弗里德约夫·南森针对俄国难民问题的措施

1921年，国际联盟和受俄国难民影响的主要国家政府召开了两次会议来讨论难民问题。第一次会议于1921年8月22日至24日举行，会议将俄国难民问题定义为世界范围的问题，呼吁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协助下，确定实际难民的数量及想返回家园的难民数量。第二次会议于同年11月召开，会议讨论了迫切需要增加志愿人员的问题。南森认为，最需要被帮助的是被迫涌入君士坦丁堡的大批白軍士兵。

（一）从重新安置到遣返回国

南森对难民问题的初期尝试是重新安置，即为逃离苏俄的难民寻找新的家园，这种努力持续到了1922年。1922年初，1200名俄国难民被转移到保加利亚，保加利亚成为安置难民的目的地之一。但事实证明，重新安置和搬迁不可能最终令人满意地解决由150万俄罗斯难民造成的问题，遣返大部分俄国难民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1922年9月，南森向国际联盟理事会报告称，应与苏联政府联系，以便大量难民返回他们的家园。

1922年底，南森与苏联外交部长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最终达成协议：苏维埃政府每月将接受2000名俄国难民，将其安顿在顿河、库班等地;每个人都需要书面宣布他们将自愿返回;军官们需由莫斯科单独审理;将在遣返回国的难民之间安置一名驻俄代表，以便对其进行监督;遣返费用为每人17先令，国际联盟支付10先令，难民支付差额。[3]

保加利亚是第一个且唯一允许苏俄红十字会代表团在其境内监督俄国难民遣返过程的国家，当地的许多难民已建立了保守的、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组织。前记者杜查拉充当南森、俄国难民和布尔什维克当局之间的中间人，据他估计，保加利亚有4000至8000名俄国难民想回家。[3]保加利亚的俄国难民成立了一个名为“返回家园联盟”的组织，同时，保加利亚政府同意与国际联盟和布尔什维克共同处理俄国难民问题，这也反映出难民问题对该国造成了不稳定。从地理上讲，在保加利亚开启难民遣返计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瓦尔纳有通往南斯拉夫和希腊的铁路线，并且到俄罗斯的船只租金便宜，同时它也接近君士坦丁堡。

俄国难民的遣返路线被设为从瓦尔纳到诺沃罗西斯克。国际联盟在瓦尔纳建立了营地，以便在登船前将人们关押起来，在登上船只之前，返回者需填写一份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过去是否参与1905年和1917年革命，是否参与内战期间的反革命活动，过去的职业与政治派别、信仰状况、与外国人的关系等。

在南森的努力下，744名受国际联盟保护的第一批返回者于1923年1月10日停靠在诺沃罗西斯克，由于大雾天气，这次航行所用的时间较长。布尔什维克官员教导难民，若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则将受到良好的待遇，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在此之后，840名难民于2月23日抵达，815名难民于4月5日抵达，1068名难民于5月11日抵达。[3]

（二）“南森护照”与“南森邮票”

国际联盟将俄罗斯难民定义为“不享有或不再享有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保护，且未获得另一国籍身份的具有俄罗斯血统的人”。[7]在没有任何其他形式身份认可的情况下，“南森护照”的创建，使俄国难民的身份在整个欧洲得到了承认。

从1922年开始，国际联盟通过提供南森护照的方式向俄国难民提供保护，护照由难民居住国政府签发，有效期仅为一年。虽然南森护照无法与标准国民护照相媲美，但其的存在确实给持有者带来了某种身份认同，使其得到联盟的各种法律保护，保证了难民自由迁居的可能性，并为他们找到工作提供了便利。

1926年，在国际联盟的支持下，南森说服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发行了特别邮票，即“南森邮票”。有经济能力的人支付5瑞士法郎来购买这张邮票，使得较富裕的人能够帮助到那些不幸的难民。南森护照和南森邮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仍对难民社区具有重大作用。

三、弗里德约夫·南森对俄国难民遣返计划的终结及评价

（一）俄国难民遣返计划的终结

国际联盟在援助俄国难民的最初几个月里成绩卓著。在弗里德约夫·南森的努力下，数十万人得到了生活保障并被安置。然而，看似周全的遣返计划在几个月后遇到了许多问题。

首先，遣返行动本身具有复杂性。处理难民事务的公务人员和混乱的苏联官员之间存在文化鸿沟，难民的遣返过程也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难民遣返途中可能被扣押、转运，受到恶劣天气阻拦，或在难民集中的游船出现疫病等问题。

其次，保加利亚政府与苏联政府的态度都发生了转变。1923年5月，保加利亚警方发现，返回保加利亚进行会谈的遣返难民可能运送了关于苏联的宣传手册。保加利亚外交部在6月底表示，不会再接受新的俄国难民，国际联盟必须停止对俄国难民遣返计划的宣传。

再次，难民自身的态度有了转变。有关返回者在苏俄遭到枪击的谣言不断流传，有报道说，登记遣返的任何人都会受到“社会暴力”的侵害，这使渴望返回家园的难民心生忌惮。同時，俄国难民普遍接受了南森护照的事实，也使多数难民开始反对遣返。

最后，保加利亚的政变是遣返计划破产的决定性因素。1923年7月，保加利亚发生了由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反政府武装起义，保加利亚警察搜查了驻保加利亚苏联红十字会代表的房屋，发现了关于苏联的宣传品，指控遣返工作人员一直在为反革命分子提供苏联的武器，二十余人被捕。这使国际联盟、保加利亚及苏联政府之间的关系陷入僵局，俄国难民遣返计划破裂。

仍在保加利亚的难民绝望地掌握着自己的命运，1923年7月31日和9月7日，先后有828名俄国难民在没有相关文件支持的情况下撤离瓦尔纳港，直到11月2日，最后一批难民返回苏俄。[3]而不幸的是，10月23日离开瓦尔纳的一批难民因费用不足而被拒绝在诺沃罗西斯克靠岸，他们不得不返回瓦尔纳，而在瓦尔纳，难民也不被允许下船。他们在船上待了两个多月后，终于被允许在瓦尔纳登陆，他们最终的命运是被安置到城外的一家修道院。至此，与俄国难民遣返工作有关的一切行动都已结束。

（二）评价

随着中欧和苏俄之间的难民遣返，弗里德约夫·南森及其团队在短期内为俄国难民修建了一座通往家园的人道主义桥梁。南森是难民们有史以来最忠诚的朋友，他承担了囚犯交换、饥荒救济和难民援助的工作，建立了有效的难民援助组织，确立了国际社会对流亡者负责的基本原则。

难民遣返计划的失败是国际联盟解决俄国难民问题的转折点。1924年6月，南森认为，鉴于欧洲仍有大量俄国难民，必须为他们找到工作，将他们重新安置。1924年9月，国际联盟理事会指出，难民工作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在各个大国于法律上承认苏联之后，俄国难民的重新安置相对稳定。1930年，在弗里德约夫·南森去世后，国际联盟成立了南森国际难民办事处来继续他的工作。该办事处的主要活动是为流离失所的难民提供服务，对受到驱逐出境威胁的难民进行调解。[6]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联盟在难民援助方面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1934年，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后，便反对国际难民事务处向白军难民提供援助。随后，大批来自纳粹德国和西班牙难民的涌入，也加剧了难民事务处在援助国际难民上的困难。无论如何，南森在难民问题上的努力，都为二战后联合国难民署所主张的理念奠定了基础，即“‘不分种族、宗教、政见或性别’的维护难民的权利和福祉，并为他们提供保护”。

参考文献：

[1]АИД.р.н.е.к.вЭ.и.р.ц.я《п.р.о. в.л.ы》он.ц.о.а.ь.ы. п.о.л.м.хис.д.б. Р.с.и.[M].С.н.тП.т.р.у.гСп.т.pб.р..2001.

[2]张宗华.十月革命后俄国贵族在中国的流亡[J].新视角， 2017（12）.

[3]Martyn Housden.White Russians Crossing the Black Sea：Fridtjof Nansen，Constantinople and the First Modern Repatriation of Refugees Displaced by Civil Conflict，1922-23[J].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88（3）.

[4]沈莉华.试析1921—1923年美国救济总署对苏俄的饥荒援助[J].西伯利亚研究.2006（2）.

[5]郝葵.试析20世纪20年代若干欧洲国家对俄国难民的政策[J].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5）.

[6]ЭЛН.т.б.р..Р.с.к.евС.АИ.т.р.яис.д.б.（1870-1970）[M].М.с.в.：М.С.В. Н.У.А，2005.

[7]James E.Hassell.Russian Refugees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he World Wars[D].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ew Series，Vol.81（7），1991.

作者简介：李旋（1995—），女，汉族，甘肃天水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俄国历史文化。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