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书写者的情怀与担当

王丽一：古岳老师好，首先祝贺你的新书《生灵密码》《坐在菩提树下听雨》《巴颜喀拉的众生———藏地的果洛样本》出版。这两年你的创作呈现井喷之势，佳作连连，新书不断。从2017年年底到2018年上半年，你接连出版了三本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作品，它们的叙事元素、时空语境差别很大，这让我们看到了你在拓展自己文学疆域方面所做的努力。这种拓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因为人总是习惯于在自己熟悉的写作领域里游走。请你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三部作品，它們的创作初衷和创作过程。

古岳：谢谢！先说《生灵密码》吧，我在序言文字中写过这样的话：我写的是一群动物的故事，你可以说它们都是我的朋友，你也可以这样看待它们。不过，我并不是一个野生生物学家，也非自然博物学家，而只是一个自然书写者，我写这些文字的目的只是想留住一种记忆。在很多方面，我的观察和判断未必是正确的，至少我并不十分确定———很有可能还是非常荒谬的，只是自己的一种猜想。可是谁又能确定呢？我们与它们无法像人与人那样交谈———虽然我们确实是朋友，至少应该是朋友———甚至也无法近距离接触，比如握个手、道个别什么的。它们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奇怪举动时，究竟在想些什么，其真实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不得而知。比如你写一头狮子或一头鹿，即使再精彩的书写，那也是人的感觉，是一个人留下的某种痕迹，而在狮子和鹿的眼里未必是这样，也许什么都不是，它们说不定会觉得那是一种羞辱。

这也许是自然书写的一大局限。说白了，我们试图以书写者的视角和心思讲述一个自己并不太清楚的世界，自以为是。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努力是一种徒劳，恰恰相反，它会使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亲近大自然，并探索构建一种相互感知和信赖途径的可能。假如我们的本意是友善的，进而用这样的书写传递一种天地伦理的悲悯情怀，唤醒对自然万物的慈悲之心，相信万物会感受到我们的慈悲，并以它们的方式将万物更大的慈悲回赠给我们。

再说《坐在菩提树下听雨》。从文学意义上说，这可能是我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毋庸讳言，我写的是“死亡”。因为，终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死去，而且，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死亡的机会———即使你曾很多次面对死亡，所以，在我们还好好活着的时候，就该对这个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此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文学创作中也是。

当然，由此我也发现写作其实是一件非常私密的事情，你得从内心深处一点点钩搂出深埋已久的那些记忆，而那些记忆可能是你的个人秘密。那感觉就像是自己揭开一个个不忍目睹的伤疤让别人去看，所有的疼痛只有自己知道。继而，我还产生了一个疑问，你为什么要恬不知耻地将自己内心的伤痛公诸于世，让人去读呢？坦率地讲，我并不知道答案。如果我知道答案，可能也会发现写作不仅有其私密性，而且其过程还非常残忍。要是那样，我可能就没有勇气继续写作了。这也许正是我还在写作的原因———或许，写作原本如此。

《巴颜喀拉的众生》是我刚刚出版的一本书，这是我完成的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资助项目成果。我用了整整两年时间在果洛做田野调查，写作也用了一年时间。在书中，我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就这个文本而言，我还是愿意把它归结为生态意义上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或文化大散文。”抑或是一部生灵万物的思想笔记，与我此前的生态作品或自然书写有所区别的是，我重新审视了自己以往的思想，并有所矫正，从而展现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全新视野，继续我对人与自然主题的深入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还是比较看重这部作品，它是我自然书写的一次全新尝试和探索。说远点，它可能会对我未来的写作产生深远影响。

不好意思，说得有点多了！

王丽一：很惭愧，我对生态文学、自然文学了解得并不多，除了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比较认真地读过以外，很多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鲜有涉猎。但是对你的作品自感并不陌生，你可是我们《江河源》副刊最热心的作者了，每次约稿你都认真对待，有求必应！这让我一直很感动，也很感谢！借此机会，也让我发自衷心地说一声：“谢谢！”

能与你长期在一个单位共事，我深感荣幸。无论是在新闻写作还是文学创作领域，你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20世纪90年代初期，你就开始了对青海生态环境的关注与思考，你曾用十多年的时间苦心经营绿色专栏《家园守望者》，并创办了绿色专页《绿色地平线》，这个专栏和专页不仅是《青海日报》创办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绿色生态专栏、专页，也是国内省一级的地方报纸创办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绿色生态专栏、专页之一。记得当时你在《青海日报》撰写了不少有关生态环境、生态人物的新闻作品，比如索南达杰、尕布龙等典型人物的报道，印象中都是由你第一个采写完成的。这些人物报道既体现了你敏感的生态意识和危机意识，也脱离了以往高大上的宣传模式。看得出来，你在文章中总是努力挖掘并还原人物身上更人性化、日常化的东西，用细节抓人，语言也很优美，人物形象都比较丰满，读来非常感人。你所了解和掌握的关于这些人物的资料、信息，如今仍然被人一用再用。应该说，那个时候，人们对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如现在。在那样一种时代背景下，是什么触发了你对生态问题的深切关注和持续追踪？

古岳：也感谢《江河源》的厚爱！难得你还记得那些专栏文章。不过，这个话题说来有点复杂，从根源上看，对我个人而言，它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不幸，一层意思是幸运。这两层意思是相互矛盾的。不幸的是，作为一个自然的人或生命，就整个地球而言，我正好生活在一个自然万物沉沦的时代———历史地看，自然万物从未面临过这样的灾难；幸运的是，作为一个记者，我不仅见证了这个时代，而且记录了这个时代。因为在一线采访，有很多年，我几乎每天都在人与自然关系急剧恶化的现场。还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重新思考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问题。客观地讲，这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必然选择，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感受到了我们为这次艰难抉择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而记者不仅是时代变迁的记录者，也是公众良知的守护者，对此，我也不能漠然视之。如果说，我所有的努力还有一点意义，或者说，我与别的同行有一点区别的话，那就是持续地关注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必须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想必，那就是家国情怀。生态环境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关注三江源乃至青藏高原和地球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持续了三十余年。如果此前的30年我只做了一件事，那这件事就是，呼唤全社会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这一意识也贯穿我所有的新闻实践和文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