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柯新传

蜂巢

我们的办公室，像个硕大无朋的蜂巢，悬挂在树形办公大楼的顶端。

半人高的绿色墙板，间隔出好几百个一米见方的格子，或三角或四方或六棱，密密麻麻层叠交错宛如迷宫。几百号人，把身体蜷缩成几百只螃蟹，寄居在卵石堆垒般的狭缝里，眼珠凸起，紧贴电脑屏幕，十个手指，像蟹爪一样，在一个个键上，漫无目的地爬来爬去。

巢穴四壁，拉扯着窗帘，跟舞台幕布一样，铺天盖地遮蔽一切，以致晨昏不辨日月难明。房顶四周的顶脚线，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结出几万张蛛网，沉甸甸地兜住一包包灰尘。窗帘子的布面拖泥带水沾满污迹，一道道皱褶间，拖拽着各种昆虫的残肢断臂。据说，这些窗帘悬挂的年头，比这屋子里所有人的年纪都大，从树形大楼启用的头一天就挂在那里，不过那时候，这些个窗帘还不是现在的样子，帘子的分量也没有这样的沉重。

在这蟹壳般的格子里，我像只豆蟹一样蜗居了整整六年。键盘上的字符，被我的手指磨损殆尽，唯一可辨的只有F键与J键上的盲文凸起。鼠标把上摞满油垢，黑不溜秋软软塌塌像一团污泥。液晶屏上满是瑕疵，坑坑洼洼像雨后的乡间山路。

几百盏日光灯，在头顶上嗡嗡嘤嘤地叫。冷白的灯光，在偌大的蜂巢里飘来荡去。填塞了巢穴里的角角落落，把里面映照得一片蜡白。在这冰冻似的空间里，一年四季听不到人声，甚至，连晃动的人影也难得见到，我总以为，这巨大的蜂巢里就只有我一个人。

蜂巢里面，秃头主任是我的顶头上司，也是我唯一的联系人。六年前，我到军械技术研究所报到那天，见到的正是这位脑壳上闪闪发亮像顶了面镜子一样的秃头主任。他可是个和蔼的人，扁平的脸上总挂着一副和善的笑容，鱼泡一样的眼睛里黑多白少，尖鼻子，薄嘴唇，牙齿洁白，门牙凸起，始终袒露着亲切柔和的目光。

秃头主任是我们机械设计部的头，管理着蜂巢里面所有的人，不过，他并不在蜂巢办公，他的办公室在树形大楼某层的某个隐秘的地方。只有每年的12月25号，他才会扛着他那锃亮如镜的大脑袋在蜂巢里出现一次。

六年当中，在蜂巢里面，我总共只见过他六次。

头一次见到秃头主任是在他那间隐秘的办公室里，我把毕业证、学位证、派遣证、身份证一并搁到他的大班台上。因担心言语有失，心里一直默诵着早已预备好的一套说辞。毕竟。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校园招聘会上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我把脑袋削尖了、身子压扁了、脚丫子踩烂了才签到这份合同。

秃头主任并没有伸手动那张单子，也没有如我想象的那样问东问西，只是坐在高高的皮靠椅上抬了抬眼皮，上上下下瞄瞄我，然后站起身子，领我走出了办公室。

我跟着秃头主任上蹿下跳转弯抹角，穿过迷宫一样的楼道与走廊，踏进硕大无比的蜂巢，立刻被万千重复的木格子搞得晕头转向。秃头主任扁起身子偏着脸在前面走，我则收住胸腹歪着脑袋在后面亦步亦趋，涉过万千羊肠小道，在一个紧靠墙角的格子旁边停住。

你以后就在这里办公！秃头主任抬起胳膊，指了指里面的空桌椅，吐沫飞溅地说道。然后，伸手入怀，摸摸索索好大一会儿，掏出三张皱皱巴巴的纸片儿，塞到我手里道，这里有三张设计图，把它们做出来，做好了，一起交给我。

主任转身走了。

这是个三角形的隔间，两边顶着墙角，背后斜块挡板，围出个一头大一头小的区域，比较于办公室其他四方形或者六棱形的格子，隔板材料要俭省了许多。里面的桌子，也依着格子的形状，两头靠墙，桌沿与背后的隔板平齐，做得像个一头细一头粗的角柜。桌面与隔板之间，留了条不足一尺宽的过道，塞了一把钢管的折叠椅。我必须把椅面折叠起来靠住挡板。身子才刚刚能挤进去。

我缩紧身子，勉勉强强把屁股搁在了折叠椅上，前胸杵着桌沿，后背顶住隔板，肋骨脊椎生疼，气都喘不过来。

我把秃头主任交给我的三张图纸，一张张摊开在三角形桌面上，压平捋直，把眼睛趴下去，一处处地细看。

每张图纸上，都画着一枚六棱螺栓，六棱形的螺头，带斜纹的螺杆。纸面泛黄，字迹模糊，墨线断断续续似有若无。

我仔细核对了三个螺栓的参数，材质相同，硬度一样，精度和表面平面度，也毫无二致，甚至，连螺头的尺寸螺杆的长度螺纹的间距。也是一模一样的。在图纸的右下角，还留有同一个制图人的钢笔签名。旁边，注明的制图日期也是同样一个日子。

这样的螺栓，掏上五毛钱，走进任何一家五金杂货店。就能买上七八个。我想象不出它能做什么用，也想不明白这么简单的图纸为什么还要做成单独的三份，主任没有讲，我也不能问。这是我到单位之后接到的第一份活计，我不能不尽心尽力做好。后来，我才知道，设计这三个六棱螺栓也是我在机械设计部的唯一工作。

我打开电脑，调出机械设计软件AUTOCAD，在机件模型库里，一下子就找到了同图纸上一样的螺栓图样，甚至连模型的默认尺寸内设材质，都与主任图纸上的相同。我把它调出来，粘贴到AU，TOCAD的工作区，连接激光打印机，花了不到三分钟，便把三张螺栓的机械制图全部做出来。我把打印图纸码齐摞好，端端正正摆在桌面上，在底角的签名栏上一笔一画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等待着主任随时来取。

三张图纸在桌子上搁了整整一年，面子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灰，纸面皱皱巴巴卷了边，我也没有看到秃头主任的身影。我问遍蜂巢里所有的人，没有人说得清主任的行踪。

其实，我完全没有必要这么费事——把图纸画好打印出来再满世界找他。事情本来很简单，只要把那三张制图的电子文档，通过大楼里的局域网Email到主任的邮箱里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把纸质件交给他。

我没有那样做，更没有向人提起我的想法——我很想见见人，很想见到秃头主任，我想听到人讲话，看到人笑，哪里怕一年当中，只能有那么一次。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胸闷，气短，心慌，四肢无力，额头像勒了根带子，令我头痛欲裂彻夜难眠。我跑到单位的门诊部，又坐车去市区最大的人民医院，向医生们一遍遍描述我身体的种种症状，讲述我感觉的各种不适。医生们毫无表情地看着我，给我量血压，测心速，查体温，做B超，拍X光片，埋头往病历本上记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什么也不说，把我打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