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丁玲”研究总论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晚年的丁玲经常被认为是没有多大研究价值的。其实不然。一条河流丰水期值得研究，枯水期同样值得研究。河流为什么干涸？这本身就具备研究价值。事实上，关于丁玲晚年，有太多需要正视、包容、廓清和去伪存真的东西，去掉覆盖在丁玲身上的表象和似是而非的印象，把丁玲放置到左右着她的个体和社会政治的无奈处境之中，才能看见真实的整体的丁玲。

“晚年丁玲”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本研究是在晚年“被视为文学界僵化保守的‘左’的代表人物”的丁玲这一特定内涵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简而言之，即“老来‘左’”的形象内涵。

丁玲晚年的“左”，一定程度上是为历史问题平反所累的结果，是解决历史问题不得不借重的“工具”。当然，真实的丁玲并非完全不“左”，她的“左”也并非完全出自矫情，有一些是与自身政治利益、信仰、人生道路、既得利益相关的真实表达。

“晚年丁玲”研究的主要方面，即紧扣丁玲的“历史问题”及其晚年为“历史问题”的最终解决所作出的努力，对导致“晚年丁玲”形象被定格为“左”的主要事件和现象、传闻逐一进行分析，如丁玲教育青年、“晚年丁玲”与马恩著作、丁玲晚年的出访和受访、丁玲关于“创作自由”的言论共几个方面。通过这些分析，发现支配丁玲如此言动的真实缘由及其背后的无奈，说明“晚年丁玲”的“左”与其历史问题密切相关，揭示这种种因素与外在的社会形势、官方需要、文坛的世情人心等相结合，如何“打造”了这样一个“晚年丁玲”。晚年周扬是影响“晚年丁玲”形象的主要人物。造成“左”的“晚年丁玲”形象的是一股合力，是各种因素的相加，除了历史问题以及与周扬的恩怨外，丁玲自身的老年和性情特点、一生的道路选择趋向所决定的晚年必然心态，也是打造“晚年丁玲”形象的重要因素。

一、“晚年丁玲”的提出及其意义

“老作家”的晚年心态，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老作家”，是指跨越现代和当代，并且在现代已经成就斐然的作家。动荡多变的时代和复杂坎坷的人生经历使这些“老作家”到了晚年，在生活态度及历史认识上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有些属于“两头真”，即通过对历史和自我的深刻反思，回到了未被“异化”前的“真我”，开始说真实的话，写真实的文章，做真实的人。例如，巴金、韦君宜、徐光耀等。有些属于九死未悔、老而弥坚，比如丁玲、艾青、臧克家、欧阳山、魏巍、曾克、草明、舒群、姚雪垠等。后一种现象，或许可以称为“丁玲现象”。这种现象亦曾引起学者关注：“‘文革’的发生还使许多一直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解放前过来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进一步左翼化，这正如有一些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文革’以后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一样。如果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甚至不能完全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左翼道路以及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与一些思潮产生的背景。”①正是基于此，“老作家”的晚年问题值得研究。

丁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成就颇大、影响甚巨的重要作家，也是“症候性”很强的“问题作家”和悲剧色彩很浓的“问题人物”。她的创作，经历了从个性主义向集体主义转化的过程。进入“新时期”，丁玲所表现出的人格和心态，给人一种与时代脱节的感觉。在不少人看来，她是思想僵化的“左”的代表。事实上，问题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简单，丁玲身上既折射着特殊社会形态和文化背景中的复杂问题，又有她自身的特殊问题。历史问题对“晚年丁玲”的巨大影响，可以作为“晚年研究”的一个侧重面。虽然“丁玲现象”可以与“晚年丁玲”形象相连、以丁玲为个案来提出，但能够最好地代表这一现象的，也许不是丁玲，而是艾青、臧克家、欧阳山、魏巍、曾克、草明、舒群等人。因为丁玲晚年的九死未悔，是有自己历史问题平反的特殊诉求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丁玲1980年获得“丁陈反党集团”和右派问题的平反，历史问题则被遗留，直到1984年8月才获得彻底平反。丁玲晚年的大部分时间处于争取彻底解放——即历史问题平反的状态之中。丁玲的晚年心态及晚年形象，受到历史问题平反这一因素的严重制约。

丁玲晚年研究虽然已有不少，但丁玲晚年从什么时间算起，却鲜有明确界定。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只有王中忱在《重读晚年丁玲》一文中论述道：“本文所说的‘晚年丁玲’其实也可以置换为‘复出以后的丁玲’，这里的‘晚年’并不仅仅具有自然年龄的意义。因为‘右派’的头衔，丁玲的复出经历了一段颇为曲折的过程，1976年‘文革’结束后，许多作家重返文坛，发出新的声音，但丁玲却要到1979年3月，才得以在山西的《汾水》杂志发出一篇《致一位青年业余作者的信》，那时她已经75岁，到1986年3月4日去世，作为作家丁玲的晚年，只有六七年时间。”②王中忱的界定很有代表性，多数使用“晚年丁玲”的概念却未作出明确界定的研究者，在不自觉中认同的都是这一界定。其中或有细微差别，就是丁玲1979年1月12日从山西回到北京，有一些研究者在意念当中是以此作为丁玲复出的标志的。无论是以1979年3月丁玲发表文章作为复出的标志，还是以1979年1月丁玲回到北京作为复出的标志，在以丁玲的复出为晚年的开端这一点上，当无异议。

丁玲晚年的界定，以1976年为开端，标志性事件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去世。为什么如此界定？从丁玲的一些表述中可以找到依据。丁玲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的发言中说：“我以前还抱着一丝希望……总理逝世以后，我不抱希望了。将来也许还有希望，但是，我等不到了，我等不到啦！我就想，算了吧！我还得写文章，写文章不是为了翻身，不是为了翻案，更不是为了出名，都不是的。我只觉得我吃了小米，就要还账，还老百姓的账。我要写一点好的东西，写出一些好的人来，留给我们的后代，我就这么一点心思。”③丁玲1977年10月9日写给蒋祖剑、远英的信中也说：“一年来的变化太大了。总理、主席逝世真是使人太悲恸了。我个人特别感到永远的遗憾。我曾经希望我有机会在他们生前有一个好的汇报。可是这个机会永远失去了。我常常想到他们过去对我的教育、鼓励和希望，我也曾经深深体味过我为主席去写作的幸福心情，可是一切事与愿违，我却成为一个不肖之子，我是多么痛苦过，只希望有那么一天，我能使他们对我点一点头，我才可以瞑目归去，谁知一切无可挽回……”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