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结伴旅游中旅游者自我呈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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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研究关注在互联网发展和中国文化的双重背景下，借助互联网主动寻找陌生人結伴旅游的旅游者之间的互动。文章基于“场景特征-场景解读-个体行为”的理论框架，对33位互联网结伴旅游者的自我呈现风格进行类别-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在旅游前、中、后的完整过程中，互联网结伴旅游者自我呈现的变化表现为从有限的到自由交杂的，最后是基于关系内涵的。其中，旅游中旅游者的自我呈现具有多元性，相对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可分为颠覆型、回避型和延续型3种，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差异程度逐渐降低，体现了旅游作为一种释放或逃避日常生活压抑的方式的意义。因此，互联网在结伴旅游中发挥了渠道作用，提供了多元角色扮演的机会，个体对关系的选择性得以被强调。同时，受中国文化影响，旅游者保留了对长期关系的追求，维系松散或友爱的关系。

[关键词]旅游者互动;非标准化结伴旅游;自我呈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9）09-0090-11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9.013

引言

旅游者之间的互动是旅游意义的重要内涵[1-2]。旅游者互动的相关研究主要来自国外学者，但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旅游者的互动行为可能存在差异。互联网结伴旅游，指旅游者借助互联网在旅游前主动寻找陌生人结伴，是近年国内兴起的一种旅游方式，融合了互联网发展和中国文化的双重背景。互联网发展以前，旅游者只能在旅途中偶遇陌生人而后结伴。随着互联网发展，旅游论坛和社交网络为旅游者提供结伴平台，如马蜂窝、捡人网，旅游者的互动顺序从日常交往的“见面-认识-表达”转变为“表达-认识-见面”，互动场所从线上发展到线下，最终又回到线上。同时，中国人人际交往的特殊性体现在个体的自我呈现和关系的建立与维系两方面，一是中国人以和为贵的交往核心背后是自我的压抑[3]，二是中国人排斥短暂交往，人际关系多为具有长时效性和低选择性的固定关系[4]，而互联网结伴旅游与此相反，旅游者之间的人际交往具有短期性和有选择性的特征。因此，关注互联网结伴旅游中旅游者的互动行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解释个体在社会交往中的心理和行为。

本研究基于Goffman、Blumer等社会学家的理论，尝试提出分析微观社会互动的框架，以自我呈现行为为核心，即互动中个体在他人心目中创造印象的行为[5]，运用类别-内容分析探究互联网结伴旅游者的自我呈现风格，从动态视角关注旅游前到旅游后的完整过程中旅游者自我呈现行为的变化及原因。

1 文献综述

1.1 自我和自我呈现

根据符号互动论的观点，自我是社会的产物。自我呈现行为反映了自我的社会性，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突出特征。Cooley认为个体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获得新的自我，即“镜中我”[6]。Meyrowitz进一步强调个体用以定义自我的大部分概念都是相对的和具有社会性的，这一事实加强了以表达和印象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的稳定性[7]。除社会化自我外，自我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自发性自我，Mead将二者称为“客我”和“主我”。“客我”是自我的社会方面，是其他社会成员对自己的期望、态度和行为等的认同，“主我”是个体对他人对自己的态度的反应，是当前状态下活跃着的自我，主我和客我之间的对话反映了当我们决定如何思考、感受和行为时我们赋予社会场景的重要性[8]。Goffman继承Mead的观点，指出正是为了协调主我和客我之间的矛盾，为了维持有效的社会互动和符号社会期望的场景定义，人们处处都在演戏。Goffman把社会比作舞台，把社会成员比作使用各种技术来维持表演的表演者、观众和局外人，提出分析日常生活中个体自我呈现行为的理论框架[5]。此外，由于个体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结合共时和历时二维度可将自我化约为真实自我、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3个形式要素。其中，真实自我是每个人生长和发展的根源或原始力量，本质内涵是自发性[9]，但在社会生活中并未充分表达[10];现实自我由真实自我受环境的熏陶磨练而成，受时空的限制[9]，是在当下互动时表达的自我;理想自我是个体努力期望未来能够拥有的自我[11]。理想自我是真实自我的发展动力，现实自我是真实自我的发展过程，通过探究个体对自己的想法和社会生活如何影响其自我呈现行为，可以解释个体的个性演变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定义自我的角度和自我呈现行为均存在文化差异和个体差异。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使用自己私底下的行为表现来对自己进行主观设定，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使用被赋予不同权重的角色来描述自己[12]。中国人形成了以“和为贵”的人际互动价值体系核心，和睦的背后是个体被迫放弃选择性意志和压抑自我，表现为缩小或放弃自我去迎合他人的需要，或是压抑真实自我，给自己戴上一个面具来同他人交往，例如中国人喜欢强调行为表达得恰当与否，而非真假[3]。因此，中国人的行为本身便是一场戏，强调一个人如何“对付”社会[4]。

在旅游研究中，一些学者将旅游也视为舞台，旅游者是在旅游中的表演者，并探讨旅游者如何生产、设计、展示他们的体验[13]。整体层面的研究认为旅游者获得了迥异于日常生活的真实体验：谢彦君从互动对象的角度指出，旅游者与脱离了原社会系统职能约束的平等的旅伴沟通时没有组织规范的严格约束，以感情上的沟通或物品交易为主要内容[14];彭丹指出旅游者在旅游中抛弃平日的地位和身份，上演新角色，通过新角色的扮演来满足自己内心隐藏的需要，实现被日常刻板生活所压抑的梦想，获得平等、和谐的交往[15-16];王宁认为人们在旅游中寻求返璞归真，体验日常生活中所缺乏的自然、简朴和真我，以及异于日常生活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17]。微观层面的研究将旅游者行为看作是多元的：Edensor根据是否依赖脚本、角色和方向以及如何依赖，将旅游者表演分类为被指导的表演、身份导向的表演和非墨守成规的表演[18];Wickens根据旅游者的假期选择、活动类型和对于东道主的看法，将旅游者的角色分为5类[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