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光为什么笑及其他

一、田光为什么笑：人物性格的探讨

田先生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也，驽马先之。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乏国事也。所善荆轲，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交于荆轲，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之至门，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诺。”

这是课文《荆轲刺秦王》中的片段。太子丹将复兴燕国的重任寄托在田光身上，田光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堪重托，转而推荐了荆轲，太子希望田光介绍自己认识荆轲，田光慨然应许。临别时，太子叮嘱田光，此乃国家机密，不可轻易泄露。田光弯下腰（“俛”通“俯”）笑着说：好的。

太子丹临危重托，田光因为年纪大了不能受命可以理解；太子丹叮嘱他不要泄密，田光应该坦率承诺，让太子丹放心。当时场面十分严肃，田光怎么会低头发笑呢？

是啊，田光如果仰天大笑还有一点豪迈之气；如果低头窃笑，岂不显得有些猥琐？或者他是讥笑太子丹小肚鸡肠，或者他是因不被信任而苦笑？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课文的开篇。燕国是小国，在欲吞并天下的秦国面前，难有还手之力，这是大背景。燕太子丹从小在秦国做人质，受够了嬴政的欺侮，回国之后，复仇之心十分迫切，但是，燕并不具备与秦抗衡的能力。太子丹向师傅鞠武请教，师傅除了说不要“批其逆鳞”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办法。至于师傅提出的“西约三晋、南连齐楚”的长远规划，明显不能满足太子丹急于复仇的要求。鞠武最后推荐了“智深而勇沉”的田光，希望田光的韬略能补正太子丹的急躁。

田光已非盛年，不堪重托，鞠武为什么还建议太子丹去找他呢？要么是鞠武不知道太子丹的真实想法——作为太子傅，这可能吗？要么是希望借助田光的威望和沉着，影响和阻止太子丹的冒进行为？

结果，田光没有直接出山，也没有阻止太子丹的行为，相反，他推荐了荆轲。是不是田光说服不了主意已定的太子丹？这样一来前面铺垫的所谓“智深而勇沉”就落空了，因为田光几乎是马上就推荐了荆轲，而对太子丹没有做任何国际形势和对策取舍的分析。司马迁为了突出主人公，将其他人物全都推到一侧作为陪衬了。

太子丹到底要实施什么计划，司马迁没有正面叙述，不过从太子丹离开田光时特地叮嘱此乃“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一句可以推测，田光此时应该知道了。临别的这番叮嘱，让作为侠义之士的田光颇为不快。既然相信田光，将国之大事托付于他，就应该信任他，怎么还要叮嘱他不要泄密呢，田光如此被人怀疑，是作为侠士的耻辱；另一方面，田光因年老无法完成太子丹的重托，遂推荐荆轲赴任，万一荆轲退却岂非失信于太子丹，所以田光以激烈而悲壮的自杀，保全了侠士的形象，也坚定了荆轲的下一步行动。所以说，田光的自杀，既是为了明志，又是激励荆轲，完全符合鞠武介绍的特点：智深而勇沉。

明白了这些，回头来想一想田光的“笑”，思路似乎清楚了：从接受请托的那一刻，作为重义轻生的侠士，他已有了初步的选择；面对太子丹的急躁多疑，他知道任何解释都毫无意义；他了解太子丹计划难以实施时，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在他“笑”的那一刻，已经做出了必死的准备。因此，这笑，可能有讥讽嘲笑的成分，可能有苦楚无奈的味道，但更多的应该是坦然坚定，是安稳沉静。

二、司马迁为什么这样写：历史和文学的区别

本来，历史写作以对象为事实，文学以虚构为主体；历史只陈述事实，文学则多探讨事实后面的原因。但是在中国古代作品中，许多历史叙事有着强烈的文学色彩。不单是《史记》，《左传》《国策》也有不少这样的篇什。

上文说到的田光，在太子丹叮嘱之后本来只要说一声“诺”即可，为什么还要写他“俛而笑”呢？这一“笑”牵扯出了太多的想象，使得他描写的人物性格更加丰满。读者不免要问：作者当时在场吗？如果不在场，他如何得知田光在“笑”呢？我们只能这样解释：叙事者由一个单一视角的外在旁观者，变成了全知全能且能进入人物内心的透视者，视角的转换使文本意义丰富起来。

历史是真实的存在，但叙述历史必须进行选择和组织。历史学家的写作，总是从纷繁芜杂的材料里发现事件发生的内在逻辑，从貌似无序的事件中找到意义。因此，历史的记载者有时亦不免“虚构”。我们熟悉的课文《殽之战》篇首有这样一段文字：

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

晋文公的棺材里发出牛叫的声音，以常理推测当然不是事实。作者这样写明显是虚构，暗示和推动后文情节的发展。田光自刎是事实，但田光自刎前的表现和神态无法考究。作为历史叙述者，没有必要写田光的“笑”，但作者写了，只能有一个解释：作者是为他叙述的故事增强信度，为田光后来的毅然自刎做铺垫，使田光的人物形象更丰满，性格更突出。

司马迁无疑是这方面的高手，他以前的《左传》《国语》《国策》也多有生动的虚构情节，他接受了这些滋养，加上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史记》独特的写作目的，使得《史记》的文学性远远高出其他史学著作。

对历史事件的随意记录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叙事者总是对这些事件进行取舍，对某些细节进行虚构，目的是强化某个人物性格的特点或者某类事件的发生原因，历史学家这时会运用到一些文学家的手法，甚至会编造一些情节，这些是我们欣赏《史记》时必须明白的一个基本原理。

三、谁在沿袭谁的叙事：关于史书的流传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多部文献都有记载。关于上文引述的细节，《战国策》与《史记》的记载大同小异：

太子跪而逢迎，却行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也，驽马先之。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乏国事也。所善荆轲，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愿交于荆轲，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之至门，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诺。”

《燕丹子》在这个细节上的描述则要简洁得多：

太子下席再拜曰：“若因先生之灵，得交于荆君，则燕国社傻长为不灭，唯先生成之。”田光遂行。太子自送，执光手曰：“此国事，愿勿泄之！”光笑曰：“诺。”

这三个作者的叙事，到底谁在沿袭谁，有多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燕丹子》在《史记》之前，是秦汉之间的作品。

宋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认为此书“似是《史记》事本也”。清代学者孙星衍校注《燕丹子》在序言里说：“其书长于叙事，娴于辞令，审是先秦古书，亦略与《左氏》《国策》相似，学在纵横、小说两家之间”，他根据书中出现的一些古字古义，推断此书作于《史记》《国策》之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沿袭孙说，根据《燕丹子》文词特点推断此书是汉以前著作。认为《燕丹子》是“《史记》事本”的还列举了一些《燕丹子》中荒诞不经的记载，《史记》在选择时作了合理的删节，以突出主旨。

第二种说法，《燕丹子》当在《史记》之后，是唐以前的作品。

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记》认为此书当在唐以前，而在应劭、王充（在司马迁之后二三百年）之后，因为应劭的《风俗通义》和王充的《论衡》都提到燕太子丹从秦王求归，秦王执意相留，发誓说除非天雨粟、乌白头、马生角这些故事，而根本没有提到《燕丹子》；清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承袭此说。罗根泽认为，《燕丹子》是萧齐之世（在司马迁之后五六百年）的作品，并指出此书“娴于辞令，气息颇古”不能证明该书出自先秦，恰恰相反，这是该书采自《史记》《国策》的铁证。至于《燕丹子》中荒诞不经的记载，应是在《史记》基础上，根据历代流传的增饰，以增加其传奇性。

综上，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在汉以前已有流传，至汉代已基本定型，《史记》《国策》可能参考了此前的相关材料，《燕丹子》应该是司马迁和刘向之后经过删改增饰而成的著作。

有意思的是，不管谁在沿袭谁的说法，虽然文字各有增删，但司马迁、刘向和《燕丹子》的作者无一例外都保留了田光“笑”的细节，看来他们对这种带有浓重主观色彩的叙事都很欣赏。他们赞叹了太子丹的志向，荆轲的勇猛，对荆轲的失误都表示了惋惜。可以说，尽管作者不是事件的亲历者，但在叙事性作品中，作者大都采取全知全能的视角，珍视那些能展现人物个性的细节，也因此给后世读者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