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金融化与城镇化的空间计量分析

发布时间：2022-10-23 12:45:03 浏览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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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理论分析经济金融化影响城镇化机制的基础上，运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并采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解的方法来探寻经济金融化对本区域和邻近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效应及特征。研究发现，经济金融化对本区域城镇化的影响存在着倒“U”型的非线性转换特征。当经济金融化水平未达到倒“U”型曲线的顶点以前，对该区域城镇化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而其跨越“U”型曲线的顶点后，对该区域城镇化发展的负面效应便开始显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对邻近区域城镇化影响的非线性特征并不显著，而是存在显著的、线性的负向关系，会制约邻近区域城镇化的发展。此外，工业化和农业人力资本两个控制变量对本区域和邻近区域的城镇化影响效应均显著为正。

关键词：经济金融化；城镇化；空间计量；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3-0070-14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纵观世界经济演变与发展过程，经济金融化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经济金融化描述和反映的就是金融业在经济体中所占比重不断攀升，经济活动中心由实体经济转至金融部门、生产贸易为中心转移到以金融为中心的客观事实（Foster和Magdoff，2008；赵峰，2010）[1-2]。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在1980年初，发达国家的股市市值已经与GDP相当，而现在其股市市值普遍是GDP的3倍以上，金融部门地位及其贡献不言而喻。就我国而言，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联动，我国已晋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融业发展迅速、实力不断攀升、经济“核心”地位不断显现。据统计资料显示：金融业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2.09%上升至2014年的7.32%。当然，这也不仅突显了金融系统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地位，而且也带来了整个经济发展的金融化趋势（王国伟，2011）[3]，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和服务支撑。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理性和辩证看待经济金融化现象。前车经验充分表明经济金融化是一把名副其实的“双刃剑”，会改变传统利润积累模式、诱发金融利润投机和加剧收入分配失衡。更为甚者，过度经济金融化还会造成实体经济结构的“虚拟化”、产业发展的“空心化”，进而使一国陷入转型困境而不能自拔。

当前，我国经济已迈入新常态，处于结构转型的关键节点、自我修复更新的关键期、改革攻坚的“最后一公里”，但新问题却“抱团”涌现。条分缕析：这些矛盾问题集中体现在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不同步性上。所以从宏观层面来说，推动“四化”同步是当前经济发展必然选择和战略框架。在“四化”中，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是随着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从而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农村地域向城镇地域转化、城镇数量增长和规模不断扩大、城镇生活方式和城镇文明不断向农村文明扩散的历史过程（张占斌，2013）[4]和必然趋势，是“四化”同步的空间载体和支撑。也即此，新时期城镇化被中央决策高层寄予厚望并被认定为“经济增长引擎”。但城镇化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和根植条件，其发展需要实体经济保驾护航、产业支撑保障，进而才能得以实现“产城互动”的政策目标预期和提高城镇化的发展质量。

综合经济金融化和城镇化的核心内涵我们会发现：二者都体现一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代表着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时代特征，这也是已有发展规模所呈现的不争事实。经济金融化虽然代表着金融部门的地位和综合竞争力的攀升，可以通过金融部门的规模经济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撑和基础条件。但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经济金融化深化，其所带来的是国民经济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比重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可能会虚化城镇化发展的产业基础。那么，二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呢？在我国现实发展实践中，经济金融化对城镇化影响如何？这些都需要理论和实证予以解答。尤其是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若不能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和现实影响极易会陷入制度背离困境。研究的必要性在于：通过分析经济金融化对城镇化的影响可以不但可以把脉我国经济金融化的发展程度，而且可以从经济金融互动的层面揭示钳制我国城镇化发展原因，为增强政策时效和宏观战略制定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支撑。

关于经济金融化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深入、系统探究。但若对其进行追根溯源，关于经济金融化研究最早发轫于发达国家的体制“土壤”，具有浓重的“体制性”色彩。总体来说：虽然成果丰富，但并未达成共识（赵峰，2010；Freeman ，2010；Lapavitsas，2011）[1][5-6]。若进行归纳，基本上围绕概念认知和效应评估两大主题。在概念认知层面，Palley（2007）[7]认为金融化是一个过程，意味着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及国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是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关系变化（Epstein，2005；Stockhammer，2010；赵峰，2010）[8-9][1]。崔学东（2009）[10]认为经济金融化是指发达国家以金融为核心并支配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概况，涵盖企业治理、资本关系与积累模式等内容（Arrighi，1994；Fligstein，2001；Tickell，2000；莫雷拉和阿尔梅达，2010；何自立和马锦生，2013）[11-15]。此外，还有学者从生产关系层面进行探索，认为经济金融化是经济关系的日益金融关系化（白钦先，2003；严启发，2008）[16-17]。当然，也有学者提供了较为综合的概念，如赵玉敏（2008）[18]就认为狭义金融化是指运用金融技术将实体资产置换为金融资产的过程，广义金融化则是指世界主要经济体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过渡的进程。

基于概念理清，学者也将研究重点转至效应评估，但也众说纷坛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结论。Foster 和 Magdoff（2008）[1]、蔡如海和刘向明（2008）[19]、Corpataux和 Crevoisier 等（2009）[20]、鲁春义（2014）[21]充分肯定了经济金融化在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缓解收入不平等等方面的正向效应，并发现当增长速度濒临停滞时，金融化有助于经济发展。Stockhammer（2010）[9]、Gleadle和Haslam（2010）[22]、Lin 和Devey（2013）[23]、Mishra 和 Sivramkrishna （2014）[24]聚焦的是经济金融化的微观效应，认为金融化在改变非金融机构治理模式、提升金融人才谈判能力、提升价值创造、维持利润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学者对此并不以为然并对经济金融化的负面效应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渲染。如在国外学者中，Palley（2007）[7]、Foster和Magdoff （2008）[1]、Dore （2008）[25]等一致认为经济金融化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会引致金融部门行为变化，是影子银行出现的直接原因（Stockhammer，2010）[9]，会加剧经济系统性风险（Kedrosky 和Stangler，2011；Lee 和Cheng，2011）[2627]。在国内学者也有类似观点，如刘刚和白钦先（2008）[28]经济金融化会导致短期资本逐步演化为专业性投资资本，往往会对一国乃至世界经济金融发展造成巨大威胁。吴晓灵（2009）[29]认为金融危机是在经济金融化的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赵磊和肖斌（2013）[30]认为经济金融化造成了实体经济与虛拟经济的严重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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