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记账方法倡导者：章乃器

章乃器（1897～1977年），原名埏，字金烽，亦称子伟，男，浙江省青田县人。教授，经济学家，会计学家，银行学家，商科教育家。中国第二次记账方法争论的旗手。救国联合会“七君子”之一，救国联合会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建人。

一、个人生平简介

章乃器，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3月4日（农历二月初二）出生于浙江省青田县。1900年开始接受私塾教育。1908年进入青田县城的县立敬业小学读书。1912年（民国元年）一度参加辛亥革命军队。翌年考入杭州省立甲种商业学校（现浙江工商大学）学习。1918年夏季毕业。

大学毕业后，旋即进入位于上海的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工作至1936年7月，先当练习生、营业部科员，后升任副经理。期间，1919年，曾离开浙江地方实业银行，进入北京通州的京兆农工银行任营业部主任，次年升任襄理兼营业部主任。后因京兆农工银行倒闭，转入北京的中美实业公司任会计部主任。1921年回到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任营业部科员。1927年创办《新评论》杂志，支持中国国民党。1929年，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创立国内首家中国人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后将其建设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信用评价机构。1931年秋赴日本考察。翌年3月，与上海银行界同行发起成立中国兴信社，当选为干事。6月，当选为中国征信所董事长。同年9月至1935年9月，先后受聘兼任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上海光华大学教授。1935年与宋庆龄、沈钧儒等组织救国联合会，后因反对损害中华民族权益的《日苏中立条约》，于1939年退出救国联合会。1936年，被迫辞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中国征信所董事长。

1936年11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一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次年7月出狱。

1938年，任安徽省国民政府委员，并暂代理省政府秘书长，出任安徽省国民政府财政厅厅长。翌年创办上川实业公司，担任总经理。1942年筹建工业研究所，应聘到中央大学做“名人学术讲座”。次年，担任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出任上海沪江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1945年，与黄炎培、胡厥文等人发起中国民主建国会，任中央常务委员。翌年，在重庆校场口惨案中受伤，后被迫离开重庆前往香港，创办港九地产公司。1948年底，离开港北上，次年初到达东北解放区。

1949年，应聘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并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1952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部长。与陈叔通、李维汉共同负责创建全国工商联，任副主任委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撤职。1962年，由于上书全国政协要求平反，被中国民主建国会开除。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受到批斗。1980年“右派”错案平反。

曾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3届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还曾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兼财经组组长，政务院政务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委员等职。

1977年5月13日，时年80岁的章氏结束了叱咤风云的多变人生，在北京驾鹤远行。

二、理论主要贡献

章乃器先生的理论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尤其擅长经济、货币和会计理论研究。一生编撰专著和教材20多部，发表各类学术论文120多篇。

章氏发表的经济学及金融类学术论文主要有《工商业金融问题研究报告书》（与杨荫溥、张肖梅合作，《银行周报》1924年第19卷第10期），《承受业务与信托事业之前途》（同前1933年第17卷第10期），《关于票据法及票据施行法之各种疑问》（同前卷第11期），《银行员与法律》（同前第27期）；《票据法草案关于背书及支票画线规定之失当》（《银行月刊》1925年第6卷第1期），《中国金融统制论》（《新中华》1933年第1卷第15期），《矛盾百出之世界经济会议》（《申报月刊》1933年第2卷第7号），《“九·一八”后日本经济状况及其对华政策》（同前第9号），《世界政治经济概况》（同前1934年第3卷第7号）《关于中国经济改进的几个问题》（《经济学季刊》1933年第4卷第4期）和《国际银协定的检讨》（《时事月报》1933年第9卷第7～12期）等。

经济学及金融学著作主要有《中国经济恐慌与经济改造》（中华书局1935年），《中国货币制度往那里去》（与钱俊瑞等合著，新知书店1935年），《中国经济现势讲话》（与孙怀仁、武堉干、钱亦石合著，申报月刊社1935年）和《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生活书店1936年）等。

政治及其他方面的论著主要有《对付绝交的苏俄人民就应该这样的么？》（《新评论》1927年第2期），《反共势力的自杀》（同前1927年第2期），《〈贡献〉与〈新评论〉》（同前1928年第2卷第1期），《中日问题之又一烟幕弹》（《申报月刊》1933年第2卷第5号），《急转直下之华北停战问题》（《申报月刊》1933年第2卷第6号），《“九·一八”三周年祭》（同前1934年第3卷第9号），《给失学的人们》（《读书月刊》1934年第1卷第2期）和《日本对华外交之现势》（《机联会刊》1934年第99期）等。

章氏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国际与中国》（上海文库1933年），《章乃器论文选》（1934年），《中国目前形势底分析》（青年协会书局1934年），《民众基本论》（上海杂志公司1937年），《抗日必胜论》（同前1937年），《中日问题》（政训丛书，《中日问题丛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一分校1937年），《出狱前后》（上海杂志公司1937年）和《章乃器文集（上、下卷）》（章立凡选编，华夏出版社1997年）等。

章先生在会计理论研究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大公报》上海版1950年1月29日）和《再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大公报》上海版1950年3月31日）等。

1950年代初期，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学习和借鉴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拉开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序幕。中国会计何去何从？在记账方法的运用上，是坚持收付记账法，还是推行借贷记账法。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章氏发表了上述两篇论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章氏在文章中指出，应该使用自己原有的簿记原理记账，因为它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不应该盲目的接受复式簿记的原理，因为它不适合中国民族的特性，从而也就不是中国大众所能了解的。它在科学上的根据，也不及自己的簿记原理。我们说收付记账法是民族的，因为中国自从古老的“四柱清册”开始，一直到山西票号，以至当时的大多数工商业、家庭和个人，都是用收付记账法；我们说收付记账法是大众的，因为一直到现在，90%以上的工商业者依然用收付方法记账。即使没有学过会计的，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教他用收付方法记账。新中国的文化必须是科学的，因为它是进步的，从进步意义上讲，收付记账法远比借贷记账法强。复式记账可能还是物物交换时代的残余，收付记账法是货币交换的产物。因此，固有的收付记账法不但是民族的，大众的，而且是更科学的；反之，外来的借贷记账法，当然不是民族的，不是大众的，而且还是不够科学的。不仅如此，收付记账法学习起来也比借贷记账法节省时间，更适宜于账目公开。

先生在文章最后说，我欢迎大家提出意见，给我反驳。今天是人民的世纪，有话必须说。不管在报上发表或者写给我个人，都一律欢迎。

虽然，历史的发展证实，借贷记账法作为一种世界通用的商业语言，已经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会计界所推崇，1993年7月1日以《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为标志，收付记账法退出了中国会计实务的历史舞台，但章氏在文章中提出的下列基本观点，以及其研究问题的基本思想方法，仍然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

一是任何文化与理论，只有是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一种民族文化与理论，要想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民族，扎根于本国民众之中。只有这样，才可能走出本民族，奔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记账方法作为会计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应如此。

二是任何理论与方法，只有是大众的，才能是科学的。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能否被大众所接受，是衡量其是否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准。只有被大众所接受的理论与方法，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具有科学性的真理，会计方法也是这样。

三是文章通篇充满了作者浓郁的民族情感，表露了积极保护和传承收付记账法这一传统文化的责任意识。先生主张使用收付记账法，视其为中华民族的产物，是民族文化的一个元素。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如何通过理论研究保护和传承我国传统文化，不仅需要会计学人认真对待，各行各业都需要具有这样的意识和责任感。

章氏倡议改掉借贷记账法使用收付记账法的主张，引起当时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高度重视和广泛的共鸣，引发了肇始于1930年代的中国记账方法取舍问题——是坚持收付记账法，还是推行借贷记账法讨论的再次展开，掀起了中国记账方法的第二次讨论。

事实上，这次讨论早在1949年夏天，中国人民银行的业务会上就已经萌芽。会上，作为发起此次讨论旗手的章氏明确提出了在人民银行系统推行收付记账法的主张。在同年9月他与徐永祚先生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期间，也曾就收付记账法的推广进行过磋商。1951年1月，安绍芸先生在《新会计》创刊号上发表《关于记账方法的说明》一文，为记账方法之争在新中国的延续开了绿灯。1951年2月《新会计》又发表了《讨论章乃器先生的收付记账法》（张道传、朱家珍合写）和《我所知道的4种收付记账方法》，中国记账方法的第二次讨论活动蓬勃展开。“一花引来万花开，万紫千红春满园”的会计学术氛围在中国大地悄然兴起。

正是基于先生上述观点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1988年，《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一文被作为新中国成立30年的“重要文章和报告”收入杨纪琬主编《中国现代会计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之中。2001年，先生“应用收付会计”的观点被作为20世纪中国会计的8大论点收录于《中国会计的世纪决算（世纪凭证——论文、论点）》（王建忠，《财务与会计》2001年第1期），排列首位。

在经济理论方面，他还曾就实现民生主义“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的经济政策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经济思想。

三、教育与实务主要贡献

章师不仅是经济学、会计学理论研究者，而且是一位出色的教学名师。先后受聘担任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上海光华大学教授，讲授经济学、簿记学和会计学等课程。后曾出任沪江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应中央大学“名人学术讲座”的邀请，作计划经济的专题讲座。曾与陶行知、黄炎培、潘光旦、钱钟书、叶圣陶等人一道执教于光华大学附属中学。抗日战争时期，身为安徽省国民政府财政厅长的章氏，仍不忘教育，举办会计人员训练班，亲自讲授借贷复式簿记课程。章师一生为中国的经济与会计教育，辛勤耕耘，育人数载，桃李满园。

一位年过八旬的成都私立光华大学校友在讲述他当年的求学情景时说：“我们在简陋的饭厅里，可以听到鲁迅、林语堂的演讲；在草棚里可以听到胡适之、章乃器、薛迪靖、杨荫溥、安绍芸等教授的讲学；在休息室里可以看到张韵海和徐志摩在谈诗，李石岑在谈人生哲学。“可见，章师当时在教学界与胡适之等人齐名，学术影响之大，留给学生的印象之深。

章氏还是一位杰出的理财专家。早年担任浙江实业银行练习生、科员与副总经理，在业务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有力促进了浙江实业银行业务的蓬勃展开。

1920年代创立中国征信所，亲任董事长。他对银行客户的信用进行调查，与外资竞争，取得成功。30年代末期，与上海银行合办上川实业公司，亲任总经理，开设酒精厂、手摇发电机厂等，生产酒精替代汽油，在保证战争的物资供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使企业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后创办上川企业公司，从事土产运销和进出口及其他业务，服务抗日战争。担任安徽省国民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持安徽省战时财政。在政治上主张团结抗战，不但以每月三万银元的财政拨款支援新四军，给他们送去急需的金鸡钠霜等药品，还为中国共产党培训了大批财经干部。20世纪40年代，创办港九地产公司，在香港最贵的地段经营房地产，获利甚多，自言“资本主义经营达到最高峰”，为社会积累了财富。

1950年代，出任新中国的粮食部部长，参与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首创粮票制度，基本解决了6亿人口的有效供给问题。他提出粮食的科学加工、储运等管理目标，确立了粮食管理的经济核算制，创造了新中国的粮政史上的利润赢余。在担任人民银行顾问期间主张实现国家币制的统一，创议以“信用扩张”代替通货膨胀，加快资本流通，建立现代化的资金市场和证券市场。并曾主张建立“立体工业经济体系”，避免平面发展和重复建设，合理利用外资，倡议财产实名制和西部开发。

章乃器，民国教学之名师，桃李芬芳遍九州；实业救国兴中华，誓与民众共奋斗；主张收付替借贷，会计理论之魁首；金融粮食与工商，治政理财皆好手。

参考文献：

[1]张学继：《坦荡君子：章乃器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王志艳：《探险解密：揭开近现代中国的科技谜团（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

[3]章乃器：《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载于《杨纪琬：〈中国现代会计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4]汪一凡：《“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新理财》2008年第9期。

[5]本书编纂委员会：《上海立信会计学院80周年校志》，立信会计出版社2009年版。

[6]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发展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7]章乃器：《章乃器论文选》，生活书店1934年版。

[8]章乃器：《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生活书店1936年版。

[9]邓加荣、田羽：《章乃器传》，明主与建设出版社2011年版。

[10]李青葆：《此山原是鹤家乡——青田揽胜》，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编辑 余俊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