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问题视域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形成期的历史境遇

[摘要]1927-1930年这段期间，就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内外不同的阶级和派别提出了诸多疑问。这些疑问和挑战围绕革命“是否继续可能，如何继续可能”这一主题，涉及到革命性质、革命客体、革命中心问题、革命依托、革命领导核心等方面，形成了一个问题域。一定程度上说，回答和解决这些疑问和挑战就是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形成期的历史境遇。

[关键词]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形成期；历史境遇；问题

[中图分类号]D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1-0025-04

特定时代的理论是对特定时代所面临问题的一种尝试性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形成期（1927-1930）的历史境遇，就是要回答和解决当时不同的阶级和派别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继续可能，如何继续可能”所提出的诸多疑问。从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内容来看，涉及到革命性质、革命客体、革命中心问题、革命依托、革命领导核心等方面，形成了一个问题域。

一、革命性质：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后能否把继续进行的革命仍然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出路何在，不同的阶级和派别都在进行探索。这些探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在维持现存统治即国民党统治的前提下进行改良；另一类为不承认现存统治秩序并主张通过革命手段改变现状。前者主要有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主张“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的改组派；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人权派；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等。后者除中国共产党主张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外，还有以邓演达为代表的第三党坚持进行平民革命，以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一批人所提倡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主革命”。由于当时国内的现实，使民众的处境“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1](P47)；同时国民大革命的影响和党坚持不懈的宣传教育，民众的革命决心和勇气与日俱增。这些都促进了改良思想渐被民众所抛弃，革命成为第一选择。但就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革命阵营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具体表现为：第一，第三党将中国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的平民革命，认为中国共产党借“革命”之名行“工人独裁”之实。第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一批人提倡“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主革命”[2](P734)。

能否正确认识革命性质，既关系到对革命规律的把握，也体现了对社会性质的判断。为提高全党和民众的思想认识水平，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定性的相关质疑和挑战进行了有力的回击：第一，指出这是由革命任务的未完成所决定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阶段的任务没有解决……所有这些任务，就规定中国革命的当前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性质。”[3](P591)第二，认为邓、陈思想的根源是忽视了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犯了取消主义的错误。“取消派陈独秀们……他们歌颂世界帝国主义统治的稳定，反对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3](P257)“邓演达的社会民主党……不但不会有任何反帝国主义的意义，并且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麦克唐纳尔，汤麦，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制度的拥护者。”[3](P258)第三，初步分析了反对资产阶级与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关系。“反对领导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新任务,并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代表而应反对,乃因民族资产阶级变成为反对民权革命的反革命之领导者而应反对的。”[4](P201-202)第四，较为科学地认识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强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趋势是社会主义革命。“此时只有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直接的来完成此一革命的使命，但此一革命的性质虽是资产阶级民权的，然而他发展的趋势是生长而向社会主义方向走的。”[5](P247)另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优秀党员立足根据地的革命实际，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对革命性质进行了分析，强调现阶段所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1](P115)

二、革命客体:新统治阶级能否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毫不犹豫地将新统治阶级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内外对此产生了众多质疑和变相挑战，集中表现在：第一，新统治阶级的变相挑战。新统治阶级在治国理政上糅合了一些现代民族民主元素，如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争主权、促发展，并实行一定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形式。其根本目的就是证明和维持自己统治的合理和合法性。这些新变化客观上给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中国继续革命的必要性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例如“资产阶级国民党……开始则唱先完成北伐而后对外，干涉制止民众，继则做一点上层的不彻底的反帝工作”[5](P537-538)。第二，国民党改组派提倡以孙中山“三民主义”来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反对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企图在现时，利用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广大民众日益增加的不满意，去达到改组南京政权，而预防新的革命爆发的目的。”[2](P793)第三，1927年后的几年，中国共产党将南京国民政府定性为豪强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政权，认为蒋介石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蒋桂战争以及二五减租之争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和豪强地主之间的利益冲突。陈独秀等认为党对于统治阶级的阶级性的错误分析，对党所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变相地承认了中国资产阶级依然存在革命性，客观上表明党自身将新统治阶级视为革命对象的思想破产；另外一种结果就是党自己虚构了一个革命对象，所鼓吹的革命是“超时代的政策”[2](P734)。

对将新统治阶级视为革命对象的质疑和变相的挑战，关系到革命的合理性和党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回避，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特殊的国情，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给予了较为科学的回应。这也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初步成功开辟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一，指出新统治阶级并未改变中国旧社会现状，反而有恶化倾向，民主革命任务依然没有完成。“民权革命在经济上既没有完成（土地革命及封建关系之消灭），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权斗争上也没有完成（中国之统一及民权解放），在政权的阶级性上更没有完成（工农独裁制）。”[5](P757)第二，揭露和批判新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虚伪和欺骗性。“国民党已经无数次的宣布‘全国统一’，‘训政开始’，无数次的宣布努力‘和平’，‘建设’，但这些不仅是等于不兑现的支票，并且完全是军阀战争与白色恐怖的装饰品。”[3](P253)第三，强调中国不具备走改良道路的条件，鼓吹改良只能阻碍革命的进展。“实现改良主义，必须有三个条件：资产阶级统一的政权，工商业资本相当的发展，工农斗争消沉，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能力继续领导工农斗争，在这三个条件毫未具备的现在，改良运动客观上即难有实现的可能。”[5](P543)第四，指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中国社会性质（资本主义社会）和新统治阶级属性（资产阶级）的错误定位，带来的只能是抹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这一后果，陷入取消主义的泥潭。“照这样说，资产阶级克服了封建势力、帝国主义也对他让步了，那么，在经济上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束缚都没有了，可以坐享资本主义发展的幸福了，在政治上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矛盾都没有了……这样很简单的取消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取消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自然根本把整个的革命都取消了。”[2](P496-497)第五，在新统治阶级的阶级属性定位问题上进行艰辛探索。这段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南京国民政府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从民族资产阶级政权，到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联合政权，再到民族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这样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尽管中国共产党因自身理论水平的有限和受斯大林、共产国际的影响，没有把反帝反封建、反大资产阶级与反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严重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但毕竟突破了原有的统治阶级单体性的固定化思想，认识到了新统治阶级是众多反动阶级的联合。

三、革命中心问题：土地革命能否成为引导农民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

在这期间，尽管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认识还未达到将其视为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心问题的水平上，但已经认识到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完成农村革命任务的中心问题，并给予践行。而这一正确的认识既遭到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质疑，也有来自改良派的挑战。大家都认识到解决农民和农村问题对改变中国命运的重要性，但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方案：第一，邓演达为代表的第三党，强调要依靠国家和农民自身双方，并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去解决土地问题，如提出土地分配的“执行机关之组织及其地位，应由农民领导的乡区自治机关派员组织，土地委员会为区乡自治机关组织中之一部分，负没收分配登记各责任”[6](P115)；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暴力手段，认为其是极端报复心理和无政府主义。第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内一批人，则强调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农民主要受商业资本和封建残余的剥削和压迫，农村革命的对象应该还包括商业买办阶级。“中国的农民革命，不是简单的反对封建地主问题……商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及富农和地主阶级同样是农民革命的对象。”[2](P731)第三，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强调通过人民教育的方式去解决农村中最迫切和核心的四大问题即愚、穷、弱、私问题。“用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用生计教育攻穷，培养农民的生产力；用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农民的强健力；用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农民的团结力。”[7](P434)

为有力地回击相关的质疑和挑战，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过反复的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既认识到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是解决此难题的突破口和中心点，同时也就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形成了一些较为科学的思想。这些认识和思想，提高了党进行社会力量整合的效度，初步指明了中国革命道路前进的方向。第一，正确分析农村土地革命的必要性。党主要侧重于从解决农村主要矛盾、改变农民现状和实现反帝、反封、反资来思考农村土地革命的必要性，认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到了“以土地革命为中枢的时期”[8](P350)，土地革命就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的表演”[9](P312)。第二，对农村土地革命的目标和内容、保障问题等做了较为科学的规定。如党的六大强调要“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中国的农民（小私有者）要将土地制度之中的一切束缚完成（全）摧毁”[5](P299)。毛泽东更是将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密切联系起来，提出了“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总体战略构想。第三，密切联系实际，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执行了一条较为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在经过“没收大地主土地——没收大中地主土地，不没收小地主土地——没收一切地主土地——没收大地主土地，实现土地国有”这样的反复实践后，党的六大基本上确立了“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和策略，改变了过去不分地主富农一律打击的“左”的政策。第四，揭破新统治阶级和改良主义派在农村问题上的欺骗宣传。着重从资产阶级与豪强地主的狼狈为奸、国民党在农村的统治基础、国民党内部之间的斗争等方面给予了分析，指出所谓的“减租二五”、“佃租交纳条例”等，实际上是延长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变相加重农民的负担。

四、革命依托：落后和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农村能否成为革命的战略根据地

革命依托问题的解决是革命“如何可能”的重要部分，因为它关系到革命战略基地的选择。回顾1927-1930年这段历程，中国共产党以错误的理论及其错误的实践否认或忽视了落后和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农村能成为革命战略根据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具体为：第一，坚持城市中心论。持此论者也不反对在农村通过革命建立政权，但更多侧重于从策略而不是从战略考虑，强调农村斗争要配合城市斗争，农村不能长久而只能短暂地作为根据地。这段期间党所犯的几次“左”倾错误就是典型。第二，流寇观念或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思想。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说：“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在反复实践过程中所呈现的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其不仅解决了革命形式、革命的中心问题，而且还解决了革命的战略依托问题，回答和解决了落后和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农村能否成为革命的战略根据地，从而逐步形成以革命的农村包围反动统治中心城市的局面的问题。第一，分析了在农村建立战略根据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对于现实可能性，在《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中，毛泽东认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1](P48)，并具体分析了发生这种奇事的五个原因。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联系斗争实践又增加了“有很好的群众”、“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三条。而必要性就在于敌强我弱、强大的敌人长期占据中心城市的形势下，只有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才能实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二，论述了农村斗争“如何开展”及需要注意的问题。如发动农村斗争和城市斗争，务必因地因时，不可盲动；农村斗争和城市斗争要相互配合；农村斗争必须克服单纯的军事投机情绪，要肩负引导、提高群众的觉悟，实现群众动员的战略使命。第三，提出了巩固、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系列措施。如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提出要建立农村的统一战线，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军事斗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设和巩固革命政权、重视社会建设等。第四，强调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应遵循波浪式推进、巩固地向前发展的原则。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将其具体阐述为当敌人内部矛盾比较尖锐、进行军阀混战、革命处于高潮之际，根据地可以较快地发展；而当敌人统治相对稳定、革命力量遭受挫折、革命处于低潮时，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只能是较小幅度的，甚至要放弃一部分根据地，以保存力量。这种阐述，既回答和解决了农村根据地和农村割据、军事大本营之间的关系，又给在农村根据地发展过程中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即保守和冒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五、革命领导核心：党深入农村后吸收大量农民分子入党，有没有被同化的可能或能否把党仍定性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

党的阶级性是党的立党之本，党的群众性是党的力量之源，两者最终要体现和服务于党的先进性。如何根据不同的时期正确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党建历程中需要面对的长期性问题。对于这段期间党的建设来说同样如此。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随之转入农村，要使党能更好地扮演继续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角色，就需要处理好党的阶级性与群众性的关系。针对这种情况，党内先后出现并实践了两种不同的错误的党建路径：第一种，“拉夫式的吸收”，注重党的群众性，淡化党的阶级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党的力量的薄弱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为此必须大力吸收包括农民在内的群众入党，壮大党的队伍，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但伴随大量农民分子的入党，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日益严重，组织观念淡薄，无产阶级在党的成分上和领导上的缩小，使党又面临着沦落为“农民党”和“小资产阶级党”的危险。[5](P679)第二种，“唯成分论”，强调党的阶级性，忽视党的群众性。把苏联党建经验教条化，强调党建中心要立足于大城市和重要产业区域，重视从产业工人中大量吸收党员，把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工人化。“各级党部要……尤其应当打入产业中去工作，从广大的产业工人群众中建立党的基础。”[5](P646)尽管这种党建路径有助于保持党的纯洁性，但长期下去也会使党演变成脱离广大群众的狭隘小团体。同时在中国这一产业工人不占人口主导成分的特殊国情下，其也不利于壮大党的队伍，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以实现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

这期间，对农村条件下党如何保持无产阶级性质问题的解决，提出较系统科学思想的当属毛泽东。具体为：第一，将思想建党放在首位，解决党的无产阶级化问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党内不正确思想固然与党员成分的复杂化有关，但更重要的在于松懈和忽视了党内思想教育。为加强思想建党和开展党内教育，在其主持制定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党内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分别做了十项和十八种具体规定。第二，厉行“洗党”、严格党员标准，解决党员质量差的问题。相对于“拉夫式”吸收党员的做法，毛泽东实行了改造旧基础与发展新基础同时并进的原则，以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的大量优秀分子吸收入党。改造旧基础，开展“洗党”，其实质就是通过妥善地洗刷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以纯洁党的队伍。发展新基础，就是通过严格党员标准，以挑选坚强的革命分子入党，培养与壮大党的队伍。第三，严肃党的纪律，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解决组织松懈问题。在具体分析红军第四军党的组织存在如“党员加入太随便”、“一般的纪律松懈”、“上下级的关系不密切”等六种松懈表现后，毛泽东主持制定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强调务必严格党的组织生活，严格执行纪律，严格执行报告和指导制度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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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作者系淮北师范大学讲师、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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