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钟书文学作品的变式比喻艺术

摘 要:钱钟书文学作品中比喻应用是其一大特色,其比喻多属“变式比喻”,并大多和其他修辞手法结合使用,这种比喻对其作品语言风格中起到独特的作用。文章运用修辞学、幽默语言学等有关知识,结合大量例证,对钱钟书作品中变式比喻的类型、构成、特点及作用进行了分析阐述。

关键词:变式比喻 类型 构成 特点 功用

一代语言大师钱钟书对比喻修辞特别的忠爱,无论是对比喻理论的阐幽发微,洞悉烛照,还是实践上的身躬力行,他都作出了许多前无古人的成绩。一般修辞书通常依据联系词和喻体是否出现,把比喻分为明喻、暗喻、借喻,这类比喻可称之为“常式比喻”。但在钱钟书作品中却出现许多虚喻、曲喻、博喻、约喻、撇喻、倒喻、分喻等等,这类比喻可称之为“变式比喻”。善用“变式比喻”是钱钟书作品语言的一大显著特点。下面对其作品中的“变式比喻”的运用作初步论述。

(一)虚喻

也称“抽象式比喻”[1]。其主要特征是喻体是抽象的或不可捉摸的物或理。具体有两种表现形式:以虚喻实、以虚喻虚。传统修辞学大部分认为比喻应是以“具体的”、“熟知的”、“浅显的”事物或道理来说明那些“抽象的”、“生疏的”、“深奥的”事物或道理。但钱钟书则一反传统,以抽象之物、之理作喻体。如在《围城》中,把鲍小姐“裸赤”的身体比喻成“真理”或“局部真理”,把许多女人的眼睛比作“政治家的大话,大而无当”。又如在写褚慎明时,作者有趣地写到“褚哲学家害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睛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用“绝对观念”来比喻极度睁大的眼睛。再如“假如苏小姐也不跟他讲话,鸿渐真要觉得自己子虚乌有,像五更鸡啼时的鬼影,或道家‘视之不见,抟之不得’的真理了”。前三例是以虚喻实,后一例是以虚喻虚,喻体都是抽象的。

钱钟书的虚喻一反人们形成的以具体喻抽象的习惯认识与心理,超越常规,令人耳目一新,读后产生一种浓厚的新奇感。同时,抽象的喻体也给人一种不确定的、缥缈而朦胧的感觉,这种比喻打破了“具体式比喻”单一、封闭的思路,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为文学形象的再创造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并“能在想象中引起一种乐趣,满足它的好奇心,使它得到原来不曾有过的一种观念”[2]。这就满足了人们的审美好奇心,通过抽象的喻体激发读者的想象,让读者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贮备和艺术感知,透过无形的喻体把握本体之神,显示出钱喻非同一般的高妙之处。

(二)曲喻

曲喻也可说成是比喻的曲折化,它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辞格,而是比喻的灵活运用。钱钟书在三十年代就曾提出曲喻之名,他在《谈艺录》中说:“至诗人修辞,奇情幻想,则雪山比象,不妨生长尾牙,满月同面,尽可妆成眉目,英国玄学诗派之曲喻多属此体。”又说:“长吉乃往往以一端相似,推而及之于初不相似之他端……‘羲和敲日玻璃声’,日比玻璃,皆光明故,而李长吉笔端,则日似玻璃光,变必具玻璃矣。”[3]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曲喻常从喻体生发开去,进一步发挥想象,写出能进一步丰富本体含义的一连串动作、行为或情状来。如《围城》中“鸿渐气得心头直冒火,仿佛会把嘴里香烟衔着的一头都烧红了”。前半句以“火”喻“气”,习用已久,毫无新意,但后半句由“火”与“气”相似之一端,推及不相似的他端,引出仿佛会把香烟的一头烧红这个夸张性的比喻,使一个已经“老化”的比喻翻出了新意。再如“辛楣向办事人讨过一支毛笔来填写……。这支笔写秃了头,需要蘸的是生发油,不是墨水,辛楣一写一堆墨……”,先用“头秃”喻“笔秃”,再引出“头秃可搽生发油”。钱钟书作品中的曲喻,往往从常中求变,推陈出新,从“一端”推及“他端”,化单一为繁复,较之一般比喻愈显丰富多彩,妙趣横生,耐人寻味。这同他丰富敏锐的生活感受、广博渊深的学识修养和得心应手的语言功力都有密切关系,更与其富于独创性的想象力密不可分。

(三)博喻

“博喻是连用几个喻体从不同的角度多方面地来说明或描绘本体的比喻。又名‘莎士比亚式比喻’。”[4]无论在艺术创作还是理论建构上,钱钟书对“博喻”都反复运用、详加阐释,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重视。其博喻按结构形式可分为以下二种类型:

一是以一组为基础,由此层层生发式的博喻。如“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该把留学这事忘了;像曹元朗那种人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围城》)

二是用一组比喻来说明一个事物。其中有用几个喻体来表现同一对象的不同方面的。如“李太太跟建候做个眼色,没说什么,只向颐谷一笑。这笑是爱默专为颐谷而发的。像天桥打拳人卖的狗皮膏药和欧美朦胧派作的诗,这笑里的蕴藉,丰富得真是说起来叫人不信。它含有安慰、保护、喜欢、鼓励等成份。颐谷还不敢正眼看爱默,爱默的笑,恰如胜利祈祷,慈善捐款等好心好意的施与,对方并未受到好处。”(《人·兽·鬼》)通过四个比喻,将爱默对颐谷笑的内涵与成分揭示得情致毕现。还有用几个喻体来说明本体的一个方面的,如“鸿渐没法推避回脸吻她(苏小姐),这吻的分量很轻,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那嘴唇抹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围城》)很平淡的轻轻一吻,可用几个极富特写性的喻体一比,将方鸿渐那种“应付”的心态和“敬而远之”的表情描募得淋漓尽致,使语言散发出一种幽默、风趣和智慧的光辉。

钱著中大量运用博喻,这些“博依繁喻,乃如四面围攻,八音交响,群轻折轴,累土为山,积渐而高,力久而入”(钱钟书《管锥篇》)。作者运用“一连串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和一种状态,连一接二的搞的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5]。钱钟书尤重博喻,这不仅与文学形象描写的自身需要有关,而且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要使被表现的事物“本相毕现”,这无疑暗合具“现象的亲切体认”、“现象的自我显示”[6]的现象学原则。而他以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通过这一事物,也使这貌若千里的五花八门的形象聚合在一起,相互交通,彼此映发,这无疑又是其“打通”研究方法在比喻上的体现。

虚喻、曲喻和博喻是钱著中大量运用而又在理论上给以充分阐释的比喻形式。此外还有约喻、撇喻、分喻、倒喻等诸种 “变式比喻”,他虽没有在理论上予以详释,但在其著作中却不乏其例,也应值得我们重视。

如“约喻”(本体与喻体的相似点不止一个,一喻可同时关涉“两边”)。如“唐小姐……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得解馋,仿佛是好水果”。(《围城》)再如“苏小姐理想的自己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让方鸿渐卑逊地仰慕而后屈伏地求爱。谁知道气候虽然每天华氏一百度左右,这种又甜又冷的冰淇淋作风全行不通。”(《围城》)以“冰淇淋”之“甜”、“冷”既喻苏小姐容貌之“艳”,又喻其对方鸿渐态度之“冷”,一石双鸟,揶揄、嘲讽溢于言表。钱钟书曾反复提到喻之多“边”,所谓“边”,指每件事物的各个性质(有本质的亦有非本质的),“事物一而己,然非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正因为如此,所以“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异”。作者在设喻时,既可照顾“一边”,又可照顾“两边”乃至“多边”。约喻无疑是钱钟书“多边”理论的一个体现。

如“分喻”(先引一喻之相似处并加以否定,再引出其不相似处),有的修辞书称之为“回喻”。此类比喻,相似处与不相似处对比鲜明,迂回曲折,引人入胜。如“这车厢仿佛沙丁鱼罐,里面的人紧紧的挤得身体都扁了。可是沙丁鱼的骨头深藏在自己身里,这些乘客的肋骨膝骨都向别人的身体里硬嵌。罐装沙丁鱼条条笔直,这些乘客都蜷曲波折,腰跟腿象几何学上有名目的角度。”(《围城》)先说“车厢”挤如“沙丁鱼罐”,然后写厢内的人与罐中沙丁鱼形态之差别,极形象地写出了车厢的拥挤。再如“反喻”(或称“撇喻”,借一个和本体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很少有相似点的事物作喻体,然后否定喻体,从而衬托得本体尤其显豁)。如“鸿渐的心不是雨衣材料做的,给她眼泪浸透了。”(《围城》)再如“倒喻”(又称“互喻”,本体与喻体相互更换,上句以甲喻乙,下句以乙喻甲)。如“他记得《三国演义》里的名言:‘妻子如衣服’,当然衣服也就等于妻子,现在新添了皮外套,损失个把老婆才不放在心上呢。”(《围城》)又如“他常宣称‘发现一个误字的价值并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哥伦布是否也认为见新大陆并不亚于发现一个误字,听者无法问到本人,只好点头和赵玉山同意。”(《猫》))

上面共列举了七种“变式比喻”,除此这外,钱著中还有其他比喻形式,因篇幅所限此不一一论述。钱钟书不仅在比喻的形式构造上求变化、求新异,而且他还善于将比喻与其他修辞手法融合在一起加以运用,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下面着重从比喻与夸张、比喻与通感、比喻与拟人的综合运用上加以说明。

(一)夸张性比喻

夸张就是故意夸大或缩小表达对象的某些特征或性格以增强话语表现力的一种手段。钱著中许多比喻和夸张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幽默、讽刺的效果。如《围城》写孙柔嘉初次在船上亮相,作者写到“鸿渐道:‘……有一次,我们坐的船险的嵌在鲸鱼的牙齿缝里。’灯光照着孙小姐惊奇的眼睛,张得像吉沃吐画的‘O’一样圆”。用吉沃吐(意大利画师)加在圣像头顶的硕大、浑圆的光环“O”来比喻孙小姐惊奇的眼睛,漫画般刻画出她当时故作天真的情态,又“挪揄她心机深沉又假充圣洁”(赵一凡《〈围城〉内外》,通过比喻和夸张把孙小姐的矫揉造作之情描绘得维妙维肖,产生了强烈的讽刺、幽默效果。

(二)通感式比喻

即比喻与通感相结合的比喻。通感是指人们在接触客观事物时所获得的多种主观感受的相互沟通交融。钱钟书对通感十分重视,在1962年出版的《旧文四篇》中对这种修辞手段作了独到的论述:“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身体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含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含有重量,气味似乎含有锋芒……。”钱著中的大部分通感往往和比喻结合在一起,构成一种通感式比喻。如《围城》写女明星的唱歌:“那女明星的娇声尖锐里含着浑浊,一大半像鼻子里哼出来的,又腻又粘,又软懒无力,跟鼻子的主产品鼻涕具有同样的性质。”本来是听觉形象,而在作者笔下,不但具有了视觉形象“浑浊”,而且又与鼻涕相比,具有了触觉的形象“粘”、味觉形象“腻”,视觉和触觉的综合“软懒无力”,这样就使“娇声”这个听觉形象成了可视、可尝、可触摸的具体之物。此类通感式比喻在钱著中大量存在,它们以人的各种感觉对象为喻体,立足于各个感觉系统的彼此打通,突破了人的感觉对应的单一性,调动起读者的各种感觉,从多方面去理解形象的内涵与本质,达到对客观事物更深的感受与体验。同时,大量通感式比喻的使用也给钱著语言染上了鲜明的幽默色彩,从深层意义上体现了钱钟书的“打通”研究。

(三)拟人式比喻

即将比喻与拟人结合在一起的比喻类型。钱著中的这类比喻不仅赋于本体(物)以人的灵性,生动地表现出被修饰的对象,而且有时在表现这一事物的过程中,还着意突出从这些被表现的事物中“反射”出来的虚像——“人”,从而使被描写的事物具有了某种象征的意味。如“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骛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驶了解……”(《围城》)。以“大官僚”、“小女郎”比喻破汽车,不仅鲜明、形象地再现出破车外在形象与时行时止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读者透过“破车”还认识到“象破车一类的人”。在这里,“破车”不仅仅是描写的对象,而且成为一种现实中某些人的象征。“车”是“实像”,而透过它又反射出“虚像”——象“车”一类的人,喻体在此返次为主,得以强调突出,读者对喻体的关注甚至超出本体。这正反映出钱钟书修辞的思想,借助拟人,把可笑的人讽刺尽,使读者在“虚”、“实”结合的幻化审美意境中感受到讽刺的乐趣。

总之,钱著中的比喻与夸张、通感、拟人等诸种修辞手段相结合,大大丰富了比喻的形式,增强了比喻的表现力,显示出作者超凡的语言技巧,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作者那打通一切的艺术功力,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现代修辞理论和实践。

注释:

[1]温锁林:《论“抽象式比喻”》,山西大学学报,1993年版,第4期。

[2]爱留生:《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3]钱钟书:《谈艺录》,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4]《修辞方式例解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5]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6]胡范铸:《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段素峰 江苏省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2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