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党的学说及邓小平的继承

摘 要：毛泽东党的学说的内在逻辑，亦即毛泽东建党之道，就是“正确处理”五大关系：党的建设与国情党情的关系、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党的建设与党的性质的关系、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党的建设的内部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建党之道，党才不断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天地。毛泽东建党之道具有长久的方法论价值。

关键词：党的建设；毛泽东；邓小平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必须按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建设党。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没有毛泽东党的学说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时逢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重温毛泽东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领会邓小平对它的历史发展，是极其有意义的一件事。

(一)

毛泽东党的学说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孕育诞生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践和自身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毛泽东党的学说是马列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党的学说是在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问世的：其一，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存在和发展的。其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在一个阶级力量对比和分布完全不同于西欧的国家里进行的，即无产阶级人数很少但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其三，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进行的，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其四，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在同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中进行的，既有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关系，又有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熔铸出毛泽东党的学说具有极强的历史个性和民族个性。

邓小平指出：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学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建国以后，党内生气勃勃，生动活泼。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以后又有新的发展。”［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对毛泽东党的学说作了历史性的中肯评价：“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邓小平的论述和历史决议的结论，讲清了毛泽东党的学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独特的历史地位。毛泽东党的学说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过程而孕育成熟的；同样，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过程是在毛泽东党的学说的哺育下一步步实现的。毛泽东党的学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

（二）

毛泽东一生写了大量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其主要的代表性篇目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反对自由主义》（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反对党八股》(1942年)、《学习和时局》（1944年)、《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1945年)、《关于健全党委制》(1948年)、《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等。在毛泽东党的学说宝库中，有涉及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诸如：关于党的性质的原理、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原理、关于党的纲领的原理、关于党的宗旨的原理、关于党的组织原则的原理、关于党员条件的原理、关于党的干部的原理、关于党内斗争的原理、关于党的团结的原理、关于党的领导的原理，等等，构成了毛泽东党的学说的完整体系。

毛泽东党的学说的生命力和个性化，不仅在于学说本身的体系性，而且主要在于毛泽东党的学说开辟了一条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道路。毛泽东的建党治党之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正确处理党的建设与国情党情的关系。所谓“正确处理”，就是要求党的建设不能脱离本国本党的实际，必须从国情党情出发，根据国情党情选择和开辟党的建设的道路。

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2］他认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恰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3］所以，应从“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负的任务”去考察和解决党的建设的问题。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倡导中国的事情、中国党的事情，应由中国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解决。他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主观主义，始终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号召全党要认真学习中国历史，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分析了红四军党内的八种错误思想、三十年代他分析了党内的十一种自由主义表现、四十年代他分析了党内的三种不良作风。由于针对性强，切中时弊，因而大大加强了党的建设。从国情党情出发，才使中国共产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成熟和胜利，找到了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具体形式。农村包围城市、党和军队的大门向农民敞开、党的建设与军队建设紧密结合、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整党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等，都是从国情党情出发建设党的伟大创举和丰硕成果。

毛泽东晚年在治国治党上之所以出现某些失误，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正确认识国情党情。这个教训说明，根据国情党情建设党是多么重要。

第二，正确处理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所谓“正确处理”，就是要求党的建设必须把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为党的领导创造条件和提供资格，切实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同时，党的领导离不开党的建设，党要领导得好，必须把自身建设好。

毛泽东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4］中国共产党正是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从而党成为“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5］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的模范。在为党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共产党员应该做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共产党应该保持“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6］这些条件就是共产党保证自己政治领导的基础。

第三，正确处理党的建设与党的性质的关系。所谓“正确处理”，就是要求党的建设必须始终以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作为自己的前进目标和建设尺度。不论党处在何种环境下、担负何种任务，党的性质都不能变。不能“降格以求”。党存在一天，党的性质就必须保持一天．改变了党的性质，党也就名不副实了。党的建设的始终如一的使命，就是发现、创造和运用一切形式(政治的、思想的、组织的、作风的等)来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7］他还说：“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8］毛泽东一再强调，党应当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应当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应当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应当在思想上完全入党。不能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改造党，“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9］毛泽东始终认为，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党必须坚持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党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必须“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10］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张思德、白求恩、雷锋。他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

第四，正确处理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所谓“正确处理”，就是要求党的建设必须自觉地环绕于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按照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同时，党的建设的状况又制约、影响着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党的建设是党的政治路线贯彻执行的组织保证。

在1933年毛泽东就说过：“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11］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讲：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2］五十年代谈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泽东指出：“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3］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毛泽东最充分地论述了党的建设和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他指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当党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时，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否则就会要后退一步。“倒转来说，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14］即使在毛泽东晚年，他也是把党的政治路线同党的建设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来考察和处理的，虽然政治路线脱离实际，党的建设也受到损失，但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在一起建党治党的方法论则是一贯的。

第五，正确处理党的建设的内部关系。所谓“正确处理”，就是要求党的建设在处理内部建设诸关系时，应当有重有轻、有主有次、有先有后，有纲有目，并互相配合，协调一致。抓不住根本或单打一，都是不合适的。

毛泽东建党治党的突出特点，就是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以思想建设带动和保证党的其他建设。早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就指出，要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首先的主要的是进行党内教育，分析错误思想的性质、来源，灌输和树立正确的思想，通过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和思想教育，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延安整风时他说，党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15］毛泽东认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思想建党是通过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斗争来实现的，整党整风是思想斗争的有效形式，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开展思想斗争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他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6］

毛泽东并非孤立地强调思想建设。他提出的建党目标就包括三个方面：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他认为纠正盲动主义残余的方法是（一）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二)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他倡导并创树了党的作风建设：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就会影响全民族；他科学地揭示了民主集中制的内在关系，推陈出新地提出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他奉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开拓性地运用于党的建设方面；等等。毛泽东是把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作为一个有机的辩证的整体来考察和处理的，当然，其中思想建设是纲，是根本。

以上五个“正确处理”，就构成了毛泽东党的学说的主干，构成了毛泽东的建党治党之道，构成了毛泽东建党治党的方法论。

1994年，党中央精辟地评价道：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旧中国小生产十分广大、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社会里，在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和白色恐怖下的城市，建设起一支团结统一、纪律严明、英勇善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见的壮举，毛泽东豪迈地称之为“伟大的工程”。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其中，就包括对毛泽东党的学说的历史发展。

在党的建设与国情党情的关系上，邓小平带领全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要从“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实事求是地解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环境下党的建设的新问题。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就会亡党亡国。在改革的形势下，党的建设要走出新路，也必须适应改革的要求，对党的自身建设进行改革。邓小平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要敢闻、敢冒、敢试，没有闯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新路。

在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上，邓小平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主题，就是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他明确指出，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包括改善党的组织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改善党的领导方式，改善党的领导作风，也就是加强党的建设。他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概念，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其中的核心；他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主张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中国决不能搞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邓小平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归根到底是要有一个好的党来领导，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因此，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党要管党。

在党的建设与党的性质的关系上，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指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是要恢复党的战斗力。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阶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是统一的、有高度觉悟的、有纪律的队伍，只有恢受到这种状态，党才能有战斗力。”［17］又说：“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必须严格执行这几条。否则，形成不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也就没有资格当先锋队。”［18］为了保持党的先锋队资格，邓小平提出了党员合格与否的问题，强调对党员的要求一定要严格；他提出了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共产党要把它当作大事来抓，腐败不除，党就有失败的危险；他强调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尽管国际上出现了大的曲折，但并不证明马克思主义失败了、不灵了、没用了，哪有那回事!

在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上，邓小平带领全党制定和执行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即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强调，不坚持这条基本路线，就是死路一条，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指出：“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19］他认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这也就为现阶段党的建设规定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在党的建设的内部关系上，邓小平提出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新思路。他认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相对于个人因素而言，制度更重要，是决定因素。克服特权，既有思想教育问题，也有制度问题，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永远不能丢。在强调制度建设重要性的同时，邓小平也十分重视党的其他建设。在思想建设上，主张实事求是地反对各种错误倾向，他主张，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不搞政治运动。对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主张允许看，不强迫，不争论。在作风建设上，认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组织建设上，提出了“四化”方针，实现了干部的新老交替，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

正因为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党的学说，并用这个学说教育和武装全党；江泽民、胡锦涛坚持邓小平理论不动摇，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才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地位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资格，才开创并正在领导全党继续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的工程”，才不断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1］［17］［18］［19］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41、42、232、235、236、214.

［5］［6］［7］［11］［16］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185、263、77、123、306.

［2］［3］［4］［14］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646、605、652、605.

［8］［9］［10］［15］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833、876、793、875.

［12］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1428.

［1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04.

编辑：王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