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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国家制度建设和国民经济福利

发布时间:2022-10-27 09:20:03 浏览数:

内容摘要 国民对国家认同的程度决定着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国家和国民通过文化认同、政治法律认同和经济福利认同结合起来。经济福利认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现代化 国家认同 国家制度建设

作者 杭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博士生。(北京:100102)

陈晓律先生在《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6期上发表的《法治化、民主化、社会保障制度化:英国发展经验的启示》一文,揭示了英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历程,提出了法治化、民主化和社会保障制度化呈现递进关系,认为可以用上述“三化”补充我国原有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将“民富”和“国强”联系起来,使我国国民和国家在现代化层面上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说,陈先生从英国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了我国现阶段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和重点,有助于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发展。然而,美玉也有微瑕。陈先生在文中忽视了民主化、法治化和社会保障制度化共同发展的一面,未能充分论述现代经济发展和“三化”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阐述“社会保障制度化”在国家获取国民认同的制度建设中的重要性。本文试图从国家认同和国家制度建设的角度出发,结合上述三点意见,对陈先生的观点进行补充,以求赐教。

按照学界普遍的观点,国家认同是使国民和国家结合起来的桥梁。所谓国家认同,是公民对其所属政治共同体主动的认同,由此产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愿意积极为共同生活效力,而且在共同体有危难时愿意牺牲自我。[1]国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效能,也标志着国家和国民结合的紧密程度和国民生活于国家中的舒适程度。国民的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只有当个人确认了自己的国民身份,才会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自愿地担起责任。获取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成为国家制度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国家认同又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方面的认同:文化认同、政治法律认同和经济福利认同。国家制度建设则是和国家认同相配套的。尽管必要的顺序考虑和建设重点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上述三方面的认同在构建之时并非递进关系,不应该安排为数个阶段来依次完成,而应是同时施行、互相促进和制约的。

文化认同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的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2]学术界对于文化认同在国家认同中的基础作用具有广泛共识。我国学者章太炎认为,国家的认同首先体现在文化认同上。安德森(B.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也肯定了文化认同的价值。国家管理方式的选择、发展方向的制定和凝聚力的强弱,都有赖于文化认同的类型和程度。文化认同的建构不仅仅有助于民族国家的形成,而且对国家实现工业化、产业升级和经济福利再分配阶段的任务也极为必要。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达成陈先生文中所述的“精英群体的共识”,更重要的是实现大众对国家的认同。大众认同的成熟度是民主法律认同和经济福利认同的基础。大众对国家的认同一方面是自然形成的,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的主动建设。

建设国家文化认同要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化和政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近代以来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旧有文化秩序的冲击。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都有试图从文化上重新构建现代国家认同的考虑在内。建设国家认同可以借助于传统,将之作为迈向现代化社会中具有稳定性的成分,如英国借用王室作为唤起国家认同的举措。所借助的传统因素可能是表面具有传统色彩而本质已经增添了新的现代内涵,也可能是个别传统因素以新形式重新恢复活力。虽然传统因素可以成为社会稳定剂,但是也有可能转变为社会动荡的诱因。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过分强调对社会现状的支持,阻碍了新时代国家实施最为重要的创新功能。所以,既不能抛弃也不能完全继承传统文化。

建设国家文化认同要处理好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现代国家文化认同的产生不能仅仅依赖于本土文化,而是要吸取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并加以中国化。从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面对西方强势文化,不骄躁不气馁,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加以融合创新,保持文化活力。

建设国家文化认同也要重视文化多样性。为了保持社会创新的活力,国家文化认同建设绝不意味着以一元文化取消文化多样性,出现全国“八个样板戏”、万马齐喑的局面。而是要形成一元主导、多样并存的局面,实行有重点、分层次的文化引领。

所谓政治和法律认同并不复杂,即改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权力和法律规定的产生和应用必须得到国民的普遍认同。政治和法律认同是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公民社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公共利益创造了现代国家,同时为了维护各自单独的利益而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以法律形式明确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范围,对法治的要求从此产生。作为对个人权利维护的另一种工具,也作为使国家保持效能和创新活力而不可缺少的制度,民主成为法治之外的另一项重要制度。通过民主参与,国民会表现出对政治制度自觉的拥护,也会产生对政治运作的信任。所以说,两者一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另一方面是相反相成的,即“法治是要约束国家的权力,而民主则是要在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动员社会”[3]。

如陈先生所作的总结,法治和民主制度的建立是英国国家认同建设的重要两步。法治是主权在民理念落实到宪法层面上的结果,任何行政和司法权威都要服从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法治的制度保障是议会拥有足够的权力。民主建设有两条原则:尊重多数权利、和平移交权力和保护少数派权利。从法治和民主相辅相成性来看,如陈先生所言,要实现大众民主首先要有精英对规则的共识,个人人身安全受到保障,社会将政治看作是一种非零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从法治和民主相反相成性角度看,我们固然要承认法治共识的实现和法治制度的建立能为民主建设提供良好的前提,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民主建设自身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两者的发展过程不能完全独立,往往一个因素的发展会自然而然地伴随另一个因素的发展。在所谓“专制过渡”阶段,法治得以建立也有赖于“民主”力量的抗争,也是民主程序逐渐形成、民主力量逐渐壮大的时期。

将法治和民主结合起来的民主形式是代议制民主,由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国家机关来履行国家权力,便利了在人口众多的国家中保证人民民主的实现,也在政府运作机制中确立了责任原则,最有助于创造国民对国家的政治法律认同。

经济福利认同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国民对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认同,另一方面是国民对国家使自己分享福利程度的认同。国民经济福利的需求是现代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国家履行经济福利职能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国家建立的基础是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产生的前提是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国家的产生实质上是亚当•斯密所述的“理性经济人”为实现自己最大利益进行的选择。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渗透进现代政治领域[4],服务职能在国家所要履行职能中的比重越来越重。国家为国民提供某种直接的服务或产品,而使国民得以促进自己利益的程度直接和国民对国家的认同程度相关。随着资本主义孕育的现代矛盾的发展,国家日益成为一种经济工具,不再局限于保护产权和取得税收,而是积极介入经济生产和分配领域,实行宏观调控、调整劳资关系、建设公用事业和推行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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