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学于藏

周绍良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学者、文物收藏家和鉴定家，以清墨与古籍善本的收藏闻名，也是中国早期的集邮家。其珍贵的藏品，已经无偿捐献或低价转让给了国家，现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天津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先生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文化部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先生继承和发展了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多年来潜心于中国古典文学、敦煌学、佛学以及历史学的研究，独树一帜，成就斐然。因为帮助先生整理文稿的缘故，耳濡目染，对先生的收藏及研究工作得以有了一些了解。对《兰亭序》真伪的考证 先生的突破性学术成就是参加了与郭沫若同志讨论传世《兰亭序》墨迹的真实性论辩，并写了创建性的文章。

《兰亭序》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书法的精品，有“墨皇”之称，素为书家尊奉。王羲之擅长草隶、行书、正书等书体，其在书法的重要建树、并被东晋人崇尚的就是“新体”的行书、正书、今草。唐太宗李世民锐意学二王书法，搜罗真迹备尽，惟缺少《兰亭序》，当得知王羲之的《兰亭序》在僧辩才处时，在房玄龄推荐下特派御史萧翼将其骗到。太宗去世后，《兰亭序》真迹被陪葬在其昭陵墓中。唐太宗所喜爱的也是王氏的“新体”，而非章草。

在中共的高级干部中，康生的艺术鉴赏水平是比较高的，常常有些独特意见，在戏曲、金石、诗词等方面的造诣颇深，尤以章草擅长，被称为“康体”。康氏自认独具慧眼，书法主要临习王羲之的章草《豹奴帖》(元人题为《眠食帖》)。今日所见摹本、刻本王书中，惟有此帖为章草作品)，故其对为世人广为推崇的王羲之的“新体”书法《兰亭序》早就不以为然、存有疑问。1964年9月10日、1965年1月19日东晋《谢鲲墓志》、《王兴之夫妇墓志》分别在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残墓和新民门外人台山出土。墓志上的字迹与《兰亭序》的字迹迥异。而王羲之和王兴之是兄弟辈，和谢尚、谢安是亲密的朋友，《兰亭序》写作于“永和九年”，后于王兴之的夫人宋和之之死仅五年，而文字的体段却大有距离，这正与康氏意见吻合，为康氏的疑问提供了证据，故康生认为《兰亭序》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但康氏凭借着政治上的嗅觉和经验，又考虑到自己的地位，不便出面提出。此时的康生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设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可谓是炙手可热，后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解散，康氏又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笔者见到一封康生于1965年4月10日，写给当时江苏省委秘书长宫维桢的信，现将原文摘录如下：

谢谢你几次寄来的东晋诸墓志拓片，王兴之、谢鲲等墓志出土，这是书法史料的一个重要的发现，对于研究晋代书法很有价值。南京市文管会关于王兴之的考证，也是很对的。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文物，重见天日，引起郭沫若同志很大兴趣。他写了一篇文章，对王、宋、谢、颜诸志作了考证，由此并论及《兰亭序》之真伪。这篇文章，如果得到你们的同意，将连同墓志照片，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但，郭老和我的意见，在发表之前，先寄你和文管会的同志们看看，如果文章有不妥或错误之处，请你们不客气地提出意见，以便修改。

我和郭老迫切希望南京文管会也写一篇文章(至少写一篇诸志发现的经过)，与郭老文章一道发表。如果只登郭文，不同时登你们的文章，不报导你们的工作成绩，这就有点不好。为此，我们有以下建议：

一、请南京文管会尽快地写篇文章或报导寄来。

二、请你们看看郭老文章，提出意见，以便修改。

三、请将颜谦妇志发现的时间、地点和经过见告。

四、王兴之父亲的墓，是否有志，如有，望能拓寄几份。

据我估计，南京地下埋藏文物甚富，尤其是晋代书法史料，可能还有重要的未被发现，也可能王羲之真迹有一天也会发掘出来。 从信中不难看出康氏在对待《兰亭序》真伪问题上的观点是抱有一定的成见，在这里推行他的幕后指挥。

清代中期由于碑学的兴起，一些人便怀疑起传世王字的真实性，李文田即是其中一员，在为端方所藏定武《兰亭》(原为汪中旧藏)题写的跋文中指斥《兰亭序》为伪造，并提出三点疑问： 第一点，关于《兰亭序》与《临河序》这两个题目的异名问题。 第二点，自“夫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 第三点，“录其所述”之下《世说新语》引用多出42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

当时，正值出土了东晋《谢鲲墓志》和《王兴之夫妇墓志》，郭沫若撰写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阐扬李文田的说法，认为传统所说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从书法和文章思想内容来看都不像王氏所作，实依托于书家智永，为伪作。

由于郭沫若当时的特殊地位和康生等人的背景，当时报纸只刊登支持郭氏的文章，反对郭氏的文章极少登载。本来一个学术问题，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变成了政治表态，一时应者如云。而坚持《兰亭序》为真晶的文章，根本无处发表。高二适先生“不识时务”，撰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坚持《兰亭序》为真品。7月，高文经毛主席指示后在《文物》发表。高文坚持真理固然可嘉，但思路不清，证据不足，并不能真正驳倒李文田、郭沫若的观点。8月郭氏撰写了《{驳议)的商讨》一文，大行挞伐，更使舆论噤若寒蝉。

《(兰亭序)真伪考》是当时周氏就自己所见写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首先，对李文田提出的所谓《兰亭序》是伪造的三条“证据”据理反驳，使之无成立之余地。因此，《兰亭序》书迹不能说明是伪造，伪造说遂无市场。其次，阐述了“草隶”字体的范围，指出：草书、隶书，在现代书法分体上是两种迥不相同的字体，可是在晋、唐时代，连称“草隶”。晋人所谓“隶书”，它包括楷书和“离而不绝”的行书在内；而“草”书只是汉献帝时齐相杜度创造的那种“将奔未弛”、“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的章草。因而不能用今人书体的概念去判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体。再次，先生在文章中，从分析王羲之书法的字体类型，提出在现在尚在流传而认为是“王羲之”的书法中，从字体而论，是晋代当时流行的字体，并非特例；就书体而论，纯然虞世南风味，又有《瘗鹤铭》气息，符合魏晋时期的气息。因此认为，从晋代当时的书风和书法原理来看，现在流行的一些王羲之的笔迹，纵然一些是摹本、临本，但王羲之的气韵、骨骼、神态，仍然应该大致是他的原样，这也包括《兰亭序》一篇在内。在文章最后，周氏从内证、外证、旁证三方面确认《兰亭序》是真迹无疑。

《〈兰亭序〉真伪考》最为突出的贡献是清晰地阐述了老子、庄子思想内涵的不同本质，指出老学积极、庄学消极，王羲之崇“老”而反“庄”。这是历来哲学史和书法史上都没有提到过的观点，给后人研究晋代思想以很大启发。先生指出人们在论及魏、晋崇尚玄学时，往往老、庄不分，总认为这两家血脉相连，不可分割，是同一个思想体系。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汉魏时代，老、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思想流派：黄帝、老子为一系，《周易》、庄子为一系。表面看来，两家都是以“无为”作为最高宗旨，但两家的人生观、世界观完全不一尝样。老子把“无为”作为手段，目的在“无不为”，这是一种用世的态度。庄子虽然也以“无为”作为手段，正好相反，它是消极的出世态度。这正是《世说新语》注文多出四十二字的原故。

中山大学的商承祚教授反对郭氏的观点，~1965年撰写了《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亨序)》。正值绍良先生到广东出差，与商氏说起此事，谈到自己的意见。因与商氏的观点相似，知道先生撰写了《{兰亭序)真伪考》一文，商氏就将文章要去，推荐在广州某内部刊物上发表。由于当时众所周知的原因，该文无法正常刊出，也来不及选人《兰亭论辩》中，直到1980年才得以正式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

应该说在反驳“郭老所认为的《兰亭序》为伪作”观点的文章中，先生文章的论点和证据是最为充足的，是带有结论性的。所以，他的文章发表后，也就没有人再提到《兰亭序》的问题。只是因为先生不赶热闹、不人云亦云，《〈兰亭序〉真伪考》被搁置十几年才得以正式发表。

清墨的收藏和研

先生出身于一个显赫的世家，家族中有许多收藏大家，受家庭的熏陶，自幼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旧时的书香门第，亲友间常常以墨相馈赠，婚姻嫁娶也以墨作贺礼。先生小时候看到许多墨块上的图案很漂亮，就时常拿来玩。后来，受鲁迅先生提倡版画的影响，认为墨不独具有实用价值，还体现了传统的木刻艺术和造型艺术，其上的图案就是精美的版画，于是逐渐收集起墨来。当时的藏墨大家寿石工喜欢收集清代年号墨，受其影响，先生也想收齐清代年号墨，研究清代墨的渊流和清代版画发展的过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先生收藏了一千余笏、二百多种年号墨(其中大多数是名人自用墨)，超过了寿氏所收的一倍。其中尤以雍正年间制墨和道光御墨最为珍贵。先生收藏的道光御墨填补了清墨研究、特别是御墨研究的空白。雍正年间制墨甚为稀少，藏墨大家寿石工只有一二块，张子高仅有一块，而先生藏有九块，不同年份者达八品，不同墨作者达六七家之多，当时的藏家无出其右者。1979年3月27日，先生将各式墨一千锭连同三十余件古代书画作品一同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特发给捐赠文物凭证(捐字第213号)。在堂兄周珏良去世后，先生又收购了其遗藏的婺源墨二三百笏。

约从1956年开始，京城雅好集墨的人士，若李一氓、张纲伯、张子高、尹润生、周珏良及绍良先生，经常不定期举行墨会。据曾经参加过墨会的冯其庸先生回忆：聚会时，大家各自拿出珍品，观摩品评、探本究源、去伪存真。从而成就了墨史研究的一个辉煌的时期，为世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明清墨的研究资料。

先生不仅爱好集墨，更注重清墨的研究。所撰写的《墨缘小记》于1962年至1964年间，在香港《大公报·文史周刊》上连载，其中多有原创性的论述。 例如，“贡墨”与“御墨”过去一直混淆，笼统称为“御墨”。先生在《清代的贡墨和御墨》一文中从形式与意义上科学地界定了“贡墨”与“御墨”的区别；进一步阐述贡墨分为例贡之墨、织造与钞关贡墨和一般贡墨三种形式；御墨分为皇帝专用的“御用墨”和皇帝用于拓制法帖、颁赏臣工的“御墨”两类。

又如，徐康所撰《前尘梦影录》三卷，吴昌绶取其上卷前部纪墨部分刻人《十六家墨说》，题作《窳叟墨录》，总计共47条。据徐氏自跋，可知其所记乃全凭记忆。先生在《(窳叟墨录)质疑》一文中，加以核实、考订，证明徐氏所记之墨多有仿造、臆造、伪造及误记之品，共有17条错误。

曹素功墨铺是三百年来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