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批评品格与争议尺度

[摘 要]1932年北平朴社出版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虽入围《人间世》九学者推荐的“五十年来百部佳作”，却遭遇到吴世昌的酷评。他先后两次以长文公开指摘，且措辞尖刻，从二者饶有趣味的争论态度与表现，可以一窥1930年代媒体的批评品格与争议尺度。

[关键词]媒介批评；学术争议；吴世昌；郑振铎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8 — 0128 — 02

1932年12月，北平朴社出版了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然时年25岁且与郑振铎有师生之谊的吴世昌，却先后发表《评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及《评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三、四各册》两文公开指摘。关于这段文字纷争，董乃斌先生曾分别在二位先生的诞辰纪念年里发表看法，颇有盖棺定论之意。本文不欲置评两位先生争论的学术焦点，只是试图从二者饶有趣味的争论态度与表现上透视三十年代的图书评论态度与批评品格。

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出版

早在郑振铎刚刚踏入学术领域之初，就表现出对文学史写作的兴趣和敏感：1924年他接连发表过《文学的统一观》、《我的一个要求》、《评G.A.Giles的<中国文学史>》、《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等文章，阐明其欲“打破一切传袭的文学观念”和采用“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来整理中国文学的雄心。就资源占有而言，且不说他已闻名藏界的“西谛藏书”，光就其《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与《各国文学史介绍》两文，就可知他对文学史著的收藏已够丰富了。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之前，郑振铎也已出版过四册本《文学大纲》，内中包括了十二章的中国文学部分，约二十万字。故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虽仅恃一人之力，但以“求全求备”来要求中国文学史的话，舍郑振铎之外当时还难有适者。

郑振铎自己对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还是比较满意的，二十余年后他迫于形势作自我检讨时，尚且言“我的著作还是有一定影响的”〔1〕378。此言不假，虽被鲁迅戏称为资料长编，实则颇受“学子珍赏”。《读书月刊》就肯定其为“中国文化界和史学界”的很大贡献，并推荐于教学与普通阅读。尤其是1935年《人间世》发起推荐“五十年来百部佳作”活动，共有九位学者推举此书①。朱星元称其为“确是现在文学史中的最好的一部”〔2〕5。朱自清也在序林庚《中国文学简史》里将其与胡适及刘大杰所著并称为“有独见的文学史”。

二、吴世昌的批评与郑振铎的回应

尽管好评如潮，酷评却毫不留情，且撰者正是郑振铎在燕京大学的学生——吴世昌。正如郑振择曾在《我的一个要求》中对前面列举到的九本文学史评价刻薄一样，吴世昌所评也极为严苛，并断言“在各时代的断代文学史没有完备以前，我相信，决不会有像样的整部文学史出现。”〔3〕55吴世昌毕竟年少气盛，文章颇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架势。综合两篇长文，其主要质疑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作通史是不明智的。原因是条件还不成熟——各时代的断代文学史还没有完备。这种观点据说他至晚年依然不变②。这从吴世昌自己的论著也可看出，他一生治学范围颇广，涉及文字学、诗学、词学、小说、史学等，但始终没有试图去撰就一部文学通史，也反对别人贸然就著文学史。他揶揄市面上文学史时髦的原因一是跟风西洋文学，二是“各学校为使课程表好看起见”。

2. 郑振铎尚不具备写作文学史的条件。既然文学史的需求量大成为了推动市场出版的巨大动力，这已是客观事实。吴世昌也就没有坚持认为不要文学史，却给文学史著者开出了四个条件：

文学史是可以写的，是应当写的，假使1）作者是这方面极精湛的学者；2）作者是自有其文学批评之新见解或新理论；3）作者在某一种文学作品的演变上或和社会别方面的关系上有新发现；4）作者自己是一位受人爱好的文学作者，他的文学史本身即可成为一篇优美的文学。〔4〕46

既要求作者要学问精湛或精于文学创作，更强调新见解、新理论和新发现，这是他认为郑振铎还不够格的地方。从他肯定的各论著来看——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甚至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和刘毓盘的《中国文学史诗词略》（注意：这四部都不是文学通史）。郑振铎确实与他们有着一定差距：新材料也许还差强人意，新见解却不够格。

3. 文字不够准确优美。吴世昌对郑著文学史的准确性深表失望：“自从偶然发现李群玉这条后，我本来对于本书的最低限度的信仰——至此已不得不根本动摇”。除了李群玉的出处以外，他还指出了论述《尚书》中引用了伪古文尚书《旅獒》、《诗经》原文没有仔细核对、《喜乐词》的出处不确、《梁父吟》的著作权归于诸葛亮名下有疑义等等不够正确精审的地方。另外就是语言生硬不够清顺切实，那些意义晦涩似乎自相矛盾的实例，以及诸如“直如粪土似的无可评价”或“陶谢并称，然渊明远矣”之类用语，确实离“优美”的标准甚远。

4. 史料的选择与考证。吴世昌认为既名为“史”，对于史料的取舍就应当尊重史实，不应该阿其所好。他指责郑振铎“一个专门学者，可以将发现的经过、版本的源流，作者的研究等写成他爱那么厚就那么厚的专书”。并反对那种不尊重当时文坛现状、抹煞古人著作以及恣意贬低或抬高文学价值的写法，认为作为一名“文学史”的执笔者，应该“节制自己所要说的话和说自己所不爱说的不熟悉的话”，才能算是平心之论。

吴世昌第一篇长评在《新月》第4卷第6期发表之后，郑振铎立即致信主编叶公超给予回应，该信全文登于《新月》1933年第4卷第7期。相对于吴世昌的咄咄逼人与言辞孟浪，郑振铎的回应堪称“泱泱君子”。他虽也有感于此评“有不能已于言者”，却仍一一详细辨白了几个比较尖锐的问题。诚然，在研究尚不算深入的三十年代，对具体学术问题各执一词是很常见、也很可以接受的。吴世昌的质疑，就学理层面上来说都是关于文学史该如何写作的宏观问题。郑振铎避开了文学史该不该著及该如何撰著的大问题，仅就具体细节进行辨驳。一来显示了自己不纠缠于无定论之“空话”的态度，二来也表示对其批评的重视。

有意思的是吴世昌接下来的回应，这最能体现出三十年代的图书评论环境与读者态度。许是其言辞的刻薄之处引起了同道侧目，毕竟他亦不过是燕京大学的一个在校学生，虽然所论不无道理，用语却实在太过不恭。故他去函《申报》，一面解释自己与郑振铎并无私怨：“其实郑先生在燕京是教授，我是学生，我们天天见面，有时一起吃饭”，一面又为自己文章的激切之处辩解：“我假使对某书有意见，就批评，但凭人类共有的理智，他对的我信他，我对的他也应当信我，这其间只有是非，无所谓‘面子’、‘攻击’、‘投降、妥协’一类只有卑污的脑袋中才有的卑污名词。” “他以后有书若有意见，仍可互相批评，找着真理不妨互相承认”。话虽如此，他却同时抱怨自己的酷评使得投稿不能正常登出，且疑心是编辑方故意扣下。故其第二篇关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长评未再见载于《新月》，而是刊于《图书评论》。并在文首加了一段这样的话：

在这年头儿，郑先生能费这许多精力和时间，潜心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繁剧工作，殊属难得。但为追寻学术上的真理计，我还有些意见提出，以就正于作者和海内明达。〔5〕60

相比前一篇所评，这已经算是很温和的了。陈福康先生认为其态度有变化，当与郑振铎的泱泱大度有关。其实不然，言辞上的收敛不意味着吴世昌批评态度的变化，只是他要向外界表明其批评乃是对事不对人。他讨论的是学术问题而非与郑振铎的私人意气问题，这种观点在其后来的多篇学术随笔中屡有重申：

在学术范围之内，只有真理，只有是非，没有权贵，也没有冤亲。……研究学问虽不讲势利，不讲情面，却要有点风度，有点雅量。学术上的意见不妨各异，受人批评也是常事，但不必，亦不可，牵涉到感情上去。〔6〕318

三、吴、郑之争透露的批评品格与争议尺度

吴、郑之争在文学史学史上之所以有着超越个人恩怨的学术价值，就在于他们各从自己的角度探索了《中国文学史》叙事格局的形成。总体说来，两人在文学史的体例、形式、分期以及文学史观上没有矛盾。吴世昌从根本上否定“文学史”的基点只是缘于细节研究的不够。那些三十年代流行的文学史观，吴世昌都没有置言其是非，就算是郑振铎过分重视的小说、戏剧以至变文、宝卷、弹词、民歌为中心的俗文学，他也没有过多苛责，且对书中插图与生卒年表深表赞同。两人真正所争者，乃在于文学史该如何下笔的问题。

当然，对于著书者而言，如果作品投放出去之后，杳无声息，那才是可悲之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往往敢于质疑权威，乐于做不同意见的投枪匕首，自然也有不可避免地成为别人“投枪”对象的时候。在与吴世昌年纪相当的时候，郑振铎自己也曾刻薄地评价过别人：

王梦曾、张之纯及葛祖兰三人所编的是中学师范的用书，浅陋得很；林传甲著的，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有人说，他都是钞《四库提要》上的话，其实，他是最奇怪——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他也不曾懂得呢！〔7〕56-57

然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8〕1

综观二三十年代的报章杂志，绝大多数论争均针锋相对，且用辞犀利严苛。虽有的确实纯属学理范围，但带有个人意气甚至夹杂人身攻击的评论却随处可见。最典型的当属“绝不宽恕”任何论敌的鲁迅，还有各文学社团之间的相互攻讦等等。图书评论正好承担的是新书推介与作品批评的双重责任，从各大报纸杂志均设置“书报评论”栏就可看出读者对于此类评介的需求，它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火花碰撞的焦点。且不说当年《新青年》“王敬轩”论争事件带来的轰动效应，就是与政论无涉的普通作者，也是期盼着作品能有所反响的：“一个人做文章，最怕的是印出去以后，无声无臭，得不到别人的批评和指摘”。〔9〕

无可否认，刻薄也好，温和也罢，论争的结果往往会促进观点讨论的逐渐深入。吴世昌言辞激切，且批评对象郑振铎，在文坛已早享大名，《新月》能一字不改地刊出，本身就是对直言批评的一种支持。郑振铎在看到该评后（从回应为致信叶公超来看，似为编辑直接将批评转给被批者本人）立刻奉答，也表现了当时学界尤其是已成名学者对于己身批评的接受态度。除《新月》上的回函外，郑振铎本人并未留下对此次论争有所表示的其他文字。然梁实秋《旧笺拾零》里保存的一封郑振铎来信，其中论及梁实秋批评《飞鸟集》译文的态度，或许可以据此想见当他看到吴世昌酷评时的心情：

当你的《评<飞鸟集>译文》出来时，我曾以为你是故意挑战的一个敌人。但我的性情是愤怒只在一时的，无论什么人的责备，当初听时是很生气的，细想了一下，便心平气和，常常的自责了。我因你的指责……受你的益处不少，至少已对于许多读者更正了好些错误。实秋，我是如何的感谢你啊！〔10〕505-506

此为纯粹私人信件，言辞恳切而真实，情绪由“愤怒”到“心平气和”再到“自责”以至“改正错误”，描述非常符合情理，当为郑振铎面对酷评时的真实心境。

余话：后人的追忆

尽管吴世昌先生表明自己的批评乃是基于追寻“真理”计，郑振铎的奉答也未见有违君子之举，尤其是董乃斌先生的评论，颇有视此为学术佳话之意：“吴世昌先生的文章虽因年少气盛而不免措辞尖锐，甚至有出言不逊之处，一些具体的意见还是客观有据的，尚未越出学术批评的范围。对此，郑振铎虽感到不快，有所答辩，却并未以牙还牙，而是适度地接受批评，改正错讹，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前辈，毫不影响后来他对吴世昌的提携帮助，表现出高尚而宽广的胸怀。”〔11〕有趣的是，该段话董先生还作了个“请参陈福康《郑振铎论》”的小注。那么，陈福康先生《郑振铎论》究竟是如何看待这次论争的呢：

当时的燕京大学学生吴世昌，是唯一公开撰文全盘否认此书的一个……这本来是可以商榷的学术问题，但当时吴氏的态度、用词却轻浮得惊人……这真是典型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失去了起码的学术态度。最后，吴氏竟教训郑振铎根本没资格写此书……以上所以不惜用如许篇幅谈及吴氏的酷评，是因为我觉得此事不应被隐瞒，而可作后人戒。〔12〕588

陈福康先生作为第一个全面研究郑振铎的学者，不忍见此段公案被湮没，是因为“可作后人戒”。相比之下，郑振铎哲嗣郑尔康先生的回忆则远没如此客气了：

而恰恰对此书进行恶语攻击的，却是父亲所十分器重的一个学生W君……这位W后来出了国。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多次想回国，但一听说他当年曾用种种污辱性的文字伤害过的“西谛先生”在政府“身居要职”，可能是顾虑会遭到报复，便迟迟的不敢回来，直到我父亲牺牲以后，他才回到国内。〔13〕176-177

当然，尔康先生的回忆或许有为父亲不平的感情蕴籍其中，主观性较强。然另一则出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林东海先生之手的回忆，则颇为耐为寻味，兹录如下，以作本文余话的余话：

七十年代末，吴世昌先生在《文学评论》载文考辨乐府《秦女休行》的本事……过了一年，郑州大学俞绍初先生在《文学评论丛刊》发表了质疑文章，同时附有吴先生的批驳文章。吴文语气强硬，说他的考据是“一千八百年”的新发现。吴先生对年轻学人的这种态度，我实在难以接受，于是以“左溟”为笔名，写了一封致“文评”的信，指出吴先生不实事求是，因为关于《秦女休行》的本事，并非吴先生的发现……“文评”把我的信转给吴先生看，他似乎忘了这是给《文学评论》编辑部的信，拿起笔来在我的原信（原稿）上乱批……其中有这样的批语“左溟是什么人！不就是XXX吗？”〔14〕150-151

〔参 考 文 献〕

〔1〕郑振铎.最后一次讲话〔A〕//郑振铎全集（第3卷）〔D〕.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2〕朱星元.中国文学史外论〔M〕.上海：东方学术社，1935.

〔3〕〔4〕〔5〕吴世昌.评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C〕//评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三、四各册〔A〕//吴世昌全集（第2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6〕吴世昌.论学术道德〔A〕//文史杂谈〔D〕.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7〕郑振铎.我的一个要求〔A〕//全集（第6卷）〔D〕.

〔8〕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A〕//全集（第8卷）〔D〕.

〔9〕赵景深.关于拙著中国文学小史——奉答唐圭璋先生〔J〕.文学周报，1929，（11）.

〔10〕梁实秋.旧笺拾零〔C〕//梁实秋文集（第3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11〕董乃斌.论郑振铎的文学史研究之路〔J〕.文学遗产，2008，（4）.

〔12〕陈福康.郑振铎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3〕郑尔康.石榴又红了——回忆我的父亲郑振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14〕林东海.师友风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蔡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