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人类福祉的理论框架和测量

发布时间：2022-10-28 14:25:03 浏览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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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已经步入新时代，但还没有一个基于新时代背景的人类福祉理论框架。传统的人类福祉评价有居于行动起点的资源禀赋论和居于行动结果的效用论或者幸福论、快乐论。但这些评价都是不充分不完整的，在理论上可以追溯到可行能力评价。相对于仅仅基于可行能力的HDI以及其他相关改进版，本文从可行能力的理论框架到权重的设置、指标的选取原则和合成方式都进行了一个创新性的工作。首先，更加强调人类群体能力的拓展，提出人类功能结构框架，将人类可行能力划分为基础能力、发展能力、和谐能力、可持续性能力。其次，在权重的设置上，摆脱了HDI等指标体系仅使用主观赋权的缺陷，通过熵指数法将数据信息中反映的可行能力的差别纳入到权重中。最后，在指标的选取中，提出了一个基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和边沁的“最大最多数原则”的标准。研究发现：①自1990年以来，中国人类福祉总体状况在逐渐变好，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②中国人类福祉地区总体差异在逐渐缩小，但东部地区人类福祉状况趋向于发散，中西部地区趋向于收敛。③中国人类福祉有后发优势和先发边际效应递减规律，高人类福祉地区发展速度较慢，中低人类福祉地区发展较快。建议：建立以能力为信息基础的人类福祉评价体系;制定遴选人类综合发展指数功能指标的程序;推动东部地区协同发展，提高东部落后地区人类福祉;通过提高健康、教育、城鄉一体能力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人类福祉;通过发展收入以外的其它能力来实现高人类福祉地区的福祉提升。

关键词：可行能力路径;HDI;人类福祉;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9）12-0009-10 DOI：10.12062/cpre.20190626

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的概念，认为社会矛盾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同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发生了新变化，这导致评价新时代人类福祉的内容、方式和理论基础都不同以往。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人类福祉评价体系来评价当前的福祉现状和变化。

对人类福祉评价的理论主要有居于行动起点的资源禀赋论和居于行动结果的效用论或者幸福论、快乐论，以及居于两者中间的可行能力理论。效用论只使用效用作为信息基础过于狭窄，忽略了能力剥夺。禀赋信息路径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德沃克的资源平等理论、诺齐克的自由至上理论，都是基于思想实验而提出的评价标准。其中，罗尔斯由于考虑了最差人群的状态，具有一定道德吸引力[1]。长期以来，国内福祉评价重视效率和收入，轻视公平和分配，导致对中国人类福祉评价过高。

当前在西方社会流行效用论或幸福论。国内部分学者也积极引入幸福论，但幸福论是否适应当前中国的现状，还有待深入研究。从幸福经济学来看，美好生活需要应该是主体依据客观生活世界而生成的幸福感受[2]。从资源禀赋角度来看，美好的“生活需要”比较契合罗尔斯的基本品。但两者的评价都不充分，理论上可以追溯到能力评价[3]。相同的基本品可能因为个人转换能力不同而无法实现基本品的平等，相同的幸福感受可能是基于不同能力。基于能力作为信息基础比基于效用或者基于基本品为信息基础的评价更加完整和充分，可以通过“奥卡姆剃刀”将效用论和禀赋论剔除。在可行能力视角下，当前的社会矛盾在能力观下应该是人们对日益增长的满足美好生活功能的需要同不充分、不均衡的能力之间的矛盾。考虑到中国目前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均衡，对于评价落后地区、群体的可行能力，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具有非常大的借鉴作用和意义。

新时代中国人类福祉的评价应该具有以下特点：①要以可行能力理论为基础，评价的信息基础应该是能力，而非效用或者收入;②要体现公平，尤其要关注处境较差的人群状态;③需要反映当前中国新时代背景和主要矛盾。

在新时代背景下，研究一个基于可行能力理论和罗尔斯差异原则的人类福祉框架体系对评价中国人类福祉状况具有深刻的意义，有助于了解当前中国面临的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

1文献综述

从可行能力角度探索人类福祉的理论主要有两个：Nussbaum提出了“一个人类中心能力清单（Human Central Capabilities）”，清单包含了代表人类中心能力的10个维度[4]。其使用“厚的、模糊的善理论”，摒弃了效用、资源、收入等清晰的单维概念，拓展了人类福祉评价的信息基础[5-6]。但是，①可操作性较差。“厚的、模糊的善理论”无法给出相对明确的指标，限制了它的使用。②清单无法在国家、区域层面对人类能力的现状、发展做出评价。③清单不具备普遍性，反映的是北美中产阶级的价值观[7]。

另外一个使用可行能力理论的评价体系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简称UNDP）开发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HDI存在如下问题：①维度问题。HDI忽略了其与可持续性的联系，一些国家的HDI虽然取得了明显增长，但其发展不一定是可持续的[8]。②权重问题。更多批评针对HDI对三个一级指标赋予同等权重，因为各个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以及各自对人类发展的贡献不同且是动态变化的[9]。③不平等问题。同样水平的HDI，很有可能存在各个维度上的不平等问题。④指标选取及无量纲化问题。HDI在计算方法上存在一些技术问题，比如人均GDP取对数问题[10]，教育指标的取对数问题[11]以及指标选取问题[12]。田建国等：新时代中国人类福祉的理论框架和测量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12期鉴于HDI存在的问题。其他指标体系从某一方面或者几方面试图对HDI进行修正：①维度修正。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引入环境、资源或政治等其他指标[13-17]。②权重修正。使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18]，计算动态权重结构。③对不平等的修正。利用基尼系数对指标进行不平等调整[19]。④指标的选取及无量纲化。比如使用指数功效函数等方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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