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鲁迅与易卜生

在世界戏剧史上，挪威戏剧家易卜生被公认为“现代戏剧之父”。他创作于1879年的著名戏剧《娜拉》，更被推崇为女权运动的“独立宣言”。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旗帜鲜明地提倡“易卜生主义”，并且尝试性地创作出第一部现代白话戏剧《终身大事》的胡适，堪称是百年中国现代戏剧第一人。

一、现代戏剧第一人

1918年1月，《新青年》杂志从4卷1号起改版为由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轮流主编的白话刊物。在4卷4号的扉页中，用大号字刊登了一条《本志特别启事》：“易卜生（H.Ibsen）为欧洲近代第一文豪，其著作久已风行世界，独吾国尚无译本。本社现拟以六月份之《新青年》为‘易卜生号’，专以易卜生（H.Ibsen）为主体。除拟登载易卜生所著名剧《娜拉》（A Doll"s House）全本及《易卜生传》之外，尚拟征集易卜生之著作，以为介绍易卜生入中国之纪念。海内外学者如有此项著述，望于五月十日以前寄至北京东安门内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本杂志编辑部，为祷。”

在4卷5号的扉页中，另有大号字的《本志特别通告》：“本报现以第四卷第六号为‘易卜生号’，定六月十五日出版，特此预告。”在对于“易卜生号”的“简要目录”的“预告”中，还特别说明负责编辑该专号的，是留美博士胡适。

在4卷6号即“易卜生号”的扉页中，同时刊登了两款《本社特别启事》。其一是关于“萧伯纳专号”的预告：“英国萧（姓）伯纳（名）（George Bernard Shaw）为现存剧作家之第一流，著作甚富。本社拟绍介其杰作于国人，以十二月份之《新青年》为‘萧伯纳专号’，……”其二是“本社拟于暑假后印行《易卜生剧丛》，第一集中含《娜拉》、《国民公敌》、《社会栋梁》三剧，此外并有胡适君之序言，解释易卜生之思想。特此布告。”

尽管以“本社”即《新青年》杂志社名义预告的“萧伯纳专号”和《易卜生剧丛》，并没有正式出版，《新青年》同人对于“易卜生号”的重视程度，以及胡适在同人中间不可替代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却是显而易见的。

在《新青年》4卷6号的首要位置，刊登有胡适的长篇论文《易卜生主义》。文章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首先介绍“易卜生主义”的创作方法：“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1882年，他有一封信给一个朋友，信中说道：‘我做书的目的，要使读者人人心中都觉得他所读的全是实事。(尺牍一五九号)’”中国现代戏剧史及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就是由胡适通过《易卜生主义》完整系统地介绍进来的。不过，许多文学史回避了这一历史事实。

在第二部分里，胡适主要介绍了易卜生戏剧所展现的家庭生活的阴暗面，也就是他所说的四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做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胡适认为，《娜拉》一剧的男主人公托伐·海尔茂，就是这四大恶德的代表人物。

《娜拉》的英文原名是A Doll"s House，意思是一个玩偶的家庭，剧中的女主人公娜拉，就是易卜生所说的玩偶。由胡适和他的学生罗家伦合作翻译的第一部中文剧本，译名为《娜拉》。胡适的另一名学生潘家洵，后来又把这部戏剧更加准确地翻译为《玩偶之家》。为了“学做一个人”，娜拉第一次做出自主选择，留在她背后的是“砰”的一声关门声，全剧就在关门声中拉上大幕。

在《易卜生主义》的第三部分里，胡适介绍了易卜生戏剧中的社会三大势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在第四部分里，他通过对于《国民公敌》的介绍，说明了易卜生笔下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残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想要维新、想要革命。”

在第五部分里，胡适主要介绍易卜生的政治观念。易卜生起初是一个极端反对国家观念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在亲眼目睹巴黎公社的武装起义失败后，他开始放弃无政府社会主义思想，进而选择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建设与改造。在第六部分，胡适正面总结了他所理解的易卜生主义：“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

在胡适眼里，发展个人的个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娜拉的离家出走，就是承担自己的个人责任的第一步。而易卜生的一生，就是要呼吁全社会极力容忍和鼓励包括娜拉、斯铎曼医生之类的先驱者，从而保障现实社会中不断涌现敢于说老实话的“国民公敌”。

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易卜生主义”是英国著名社会主义戏剧家萧伯纳于1891年提出的概念，真正把“易卜生主义”落实为以人为本、以创造戏剧人物的角色形象为第一目标的戏剧本体论的，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开拓者胡适。到了1930年11月27日，胡适在为自己的“文选”写作的序言《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对于“易卜生主义”另有更加经典的概括总结：“易卜生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这便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斯铎曼医生为了说老实话，为了揭穿本地社会的黑幕，遂被全社会的人喊作‘国民公敌’。但他不肯避‘国民公敌’的恶名，他还要说老实话。他大胆的宣言：‘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这也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

与这段话相印证，胡适还在1914年7月18日的《留学日记》中写道：“自伊卜生(Ibsen)以来，欧洲戏剧巨子多重社会剧，又名‘问题剧’(Problem Play)，以其每剧意在讨论今日社会重要之问题也。业此最著者，在昔有伊卜生（挪威人），今死矣，今日名手在德为赫氏，在英为萧伯纳氏(Bernard Shaw)，在法为白里而氏。”

在同年8月9日的日记中，胡适另有阅读易卜生晚年名剧《海妲传》的感想。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已经通读过易卜生大部分的戏剧作品和生平传记。他的留美同学张彭春的《新村正》，也直接脱胎于易卜生的《国民公敌》。

二、鲁迅笔下的易卜生

鲁迅笔下最早出现易卜生的名字，是连载于1908年2、3月《河南》月刊第2、3号的《摩罗诗力说》：“盖人既独尊，自无退让，自无调和，意力所如，非达不已，乃以是渐与社会冲突，乃以是渐有所厌倦于人间。若裴伦者，即其一矣。其言曰，……凡有事物，无不定以习俗至谬之衡，所谓舆论，实具大力，而舆论则以昏黑蔽全球也。此其所言，与近世诺威文人伊孛生(H.Ibsen)所见合，伊氏生于近世，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假《社会之敌》以立言，使医生斯托克曼为全主者，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自既见放于地主，其子复受斥于学校，而终奋斗，不为之摇。末乃曰，吾又见真理矣。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其处世之道如是。”

1908年8月，鲁迅继《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之后，在《河南》月刊第7号发表长篇论文《文化偏至论》，正式提出了一对矛盾概念：“文化偏至”和“神思新宗”。

被鲁迅定性为“文化偏至”的，主要是“近世之人”从欧美国家学习来的“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而构成新式宗教“神思新宗”的“先觉善斗之士”，首先是“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的“斯契纳尔”，也就是德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家斯蒂纳。其次是“勖宾霍尔”，即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再其次是“契开迦尔”，也就是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其后还有“显理伊勃生”，就是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这些“先觉善斗之士”的最高代表，是公然以超人自居的尼采。鲁迅认为，尼采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

鲁迅显然是把易卜生当做“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的尼采式“超人”加以歌颂的，他认为易卜生戏剧“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精力旁注，则无间习惯信仰道德，苟有拘于虚而偏至者，无不加之抵排”。而在事实上，无论是易卜生本人还是出现在他笔下的“国民公敌”斯铎曼医生，之所以要说老实话并且与社会恶势力作战，都是为了造福于全社会，进而带动整个社会与自己共同进步，而不是要充当尼采式的“往往反社会民主”的“极端之个人主义”的“超人”。关于这一点，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直接引用了易卜生的原话：“十年之后，社会的多数人大概也会到了斯铎曼医生开公民大会时的见地了。但是这十年之中，斯铎曼自己也刻刻向前进。所以到了十年之后，他的见地仍旧比社会的多数人还高十年。即以我个人而论，我觉得时时刻刻总有进境。我从前每作一本戏时的主张，如今都已渐渐变成了很多数人的主张。但是等到他们赶到那里时，我久已不在那里了。我又到别处去了。我希望我总是向前去了。”

继《文化偏至论》之后，鲁迅在《河南》月刊第8号发表《破恶声论》，再次对被他判定为“伪士”的洋务维新人士实施全盘否定。在他眼里，提倡洋务维新的“伪士”们学习到的欧美现代科学和宪政民主制度，只不过是低层次的“恶声”，只有他自己从尼采等人那里学习到的“神思新宗”，才是既超人又超科学的新式宗教。

然而，随着《河南》月刊第9号被日本当局查禁，正在构建新式宗教“神思新宗”的鲁迅，连《破恶声论》都没有能够写作完成。他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二集，虽然在绍兴同乡蒋抑巵的资助下得以出版，每集只销售21本，想通过收回投资再翻译出版第三集、第四集的计划由此落空。

1909年8月，经许寿裳介绍，鲁迅回国后到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化学和生理学教员，从此中止了构建新式宗教“神思新宗”的超人事业，开始操持起挣钱养家和抄书自虐的灰色生活。1910年11月15日，他在写给许寿裳的书信中，表现出的就是落魄失败的黑暗情绪：“中国今日冀以学术干世，难也。……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

鲁迅当时已经离开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植物教员兼学监。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和饭碗，他明明同情闹学潮的学生们，却不惜充当开除学生的“屠伯”。由于既找不到“以学术干世”的人生出路，也不喜欢自己的妻子朱安女士，鲁迅只好把别人用在“醇酒妇人”上面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收集整理古书和碑帖方面。到了1911年3月7日，他在致许寿裳信中另有更加彻底的丧气话：“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闵叹也。”

“起孟”就是在日本留学并且与日本女子羽太信子结婚的周作人。当时的鲁迅，由于找不到“干世”之路，只能像自己所斥骂的“伪士”即“假洋鬼子”一样，依靠从日本学来的一些化学、生理学、植物学知识换取“米肉”，甚而至于以学习法语不能换取“米肉”为理由，逼迫同胞兄弟周作人中止学业返回国内。

在此后的岁月里，鲁迅几十年如一日，所表现出的都是以劣势自居却又不甘心失败的失败超人的精神面貌。1928年8月11日，他在《〈奔流〉编校后记（三）》中提出一个自问自答的设问：“但何以大家偏要选出Ibsen来呢？如青木教授在后文所说，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实例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Ibsen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罢，现在细看墓碣，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

而在事实上，把自己置于“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的劣势地位，只是鲁迅、周作人等少数人的生命体验。与鲁迅的失败超人的精神面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胡适富于朝气、富于阳光、富于进取心的优胜心态。1917年3月8日，已经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并且正在努力撰写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胡适，在日记中抄录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18章125行的英文诗句：“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然后用中文介绍说：“英国前世纪之‘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宗教改良之运动）未起时，其未来之领袖牛曼（Newman）、傅鲁得（Froude）、客白儿（Keble）诸人久以改良宗教相期许。三人写其所作宗教的诗歌成一集。牛曼取荷马诗中语题其上，即上所记语也。其意若曰：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语见Ollard:Oxford Movement）其气象可想。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

1919年7月，胡适在少年中国学会发表演讲，把鲁迅的恩师章太炎的意见认定为“消极的忠告”，然后从积极的方面提出自己的“少年中国的精神”，并且再一次谈到英国的“牛津运动”，还把《伊利亚特》中的诗文，重新翻译为“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1931年，胡适在为清华大学20周年校庆题词时，更加准确地翻译了这句诗文：“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

与鲁迅同样留学回国、同样教书育人也同样成家立业的胡适，早在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第二个月，就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影响力。1917年10月25日，他在写给母亲冯顺弟的家信中介绍说：“适在此上月所得薪俸为二百六十元，本月加至二百八十元，此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从此吾家分而再合，更成一家，岂非大好事乎！……（三）此次教育部因改订大学章程事，召集一会讨论此事，适亦被请参预会事。因建议废现行之分年级制，而采用‘选科制’。此议已经教育部通过，但一切细目详章尚须拟好。此为中国学制上一大革命，一切办理改革之法，非数月所能料理。适为创议之人，当竭力筹办此事，期于一年之内可见诸实行。故决不能久离京城，头尾一个月已多，两个月万不能办到也。（四）大学现拟分部组织教授会，适亦为创此议之人，故非将此事办妥，不能久离也。”

胡适能够在北京大学充分展现自己的所学和所能，客观上归因于蔡元培和陈独秀等人为他提供的公共平台，主观上自然是由于他在留学美国期间，确实把握到了欧美现代文明和现代制度的精髓所在。

三、《终身大事》与《过客》

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富于现代意识的第一部戏剧作品，是胡适创作的《终身大事》。1919年3月，《终身大事》刊登在由高一涵主编的《新青年》6卷3号中，胡适专门为该剧加写了一个副标题：“游戏的喜剧。”事实上，《终身大事》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剧中的女主角田亚梅，更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娜拉式的女性人物。田亚梅与易卜生笔下的娜拉的主要差别，表现在她所反抗的并不是夫妻生活中的男权丈夫，而是宗法制家庭中的严父慈母。这是处于前文明时代的中国社会的特色所在。

田亚梅与陈先生是在东洋留学时相识的一对情人，两个人回国后打算征求父母的意见正式结婚。田亚梅的母亲田太太是“不敢相信自己”的一个人，她疼爱自己的独生女儿，希望女儿不要“糊里糊涂”地嫁给一个合不来的人，就背着家人去观音菩萨面前求签，然后又请来一位瞎眼的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自己是“据命直言”的，按照命书上的说法，陈先生和田亚梅在属相上是属蛇和属虎相克，在时间上是猪和猴相克，这两个人要是成了夫妇，就犯了夫克妻的命，肯定不能够团圆到老。

在这种情况下，田亚梅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禁止家人拜菩萨、请算命先生的父亲身上。她的父亲田先生回家之后，先把田太太教训一通，接下来却说出了反对这桩婚事的另一项理由：“两千五百年前，姓陈的和姓田的只是一家。后来年代久了，那写做田的便认定姓田，写做陈的便认定姓陈，外面看起来，好像是两姓，其实是一家。所以两姓的祠堂里都不准通婚。”

田先生因为害怕被革出宗族祠堂而被老先生们笑骂，竟然玩弄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学把戏：“要是你这位姓陈的朋友是没有钱的，倒也罢了；不幸他又是很有钱的人家。我要把你嫁了他，那班老先生们必定说我贪图他有钱，所以连祖宗都不顾，就把女儿卖给他了。”

田亚梅在绝望中，看到女仆李妈替陈先生送来的情书，上面写着：“此事只关系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你该自己决断！”于是，她当机立断写下一张字条：“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暂时告辞了。”然后把字条留在桌子上匆匆离开家庭。

《终身大事》是很短的一部独幕戏，戏中的观音菩萨是中国传统佛教的化身，算命瞎子是中国传统道教的缩影，田太太所充当的其实是佛、道两教的代言人的角色。而自以为文明新派的田先生，却偏偏是孔教儒学的代言人。田亚梅的离家出走，一方面是她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以现代人道反抗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中国传统宗教神道的第一步。该剧在当年曾经引起很大反响。1919年6月1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了给“五四”运动筹集活动经费，邀请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院和北京农业专科学校的新剧团，在珠市口第一舞台举行联合公演。第一天晚上由北大学生演出《新村正》和《终身大事》；第二天晚上由高师学生演出《波兰亡国惨》和《劫余泪》；第三天晚上由农专学生演出《美人剑》和《笑死你》。周作人于6月17日从刘半农手中购票两张，6月19日晚上与鲁迅一起观看了演出。鲁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与二弟同至第一舞台观学生演剧，计《终身大事》一幕，胡适之作，《新村正》四幕，南开学校本也，夜半归。”

与胡适一上手就介绍引进最高水准和最高境界的戏剧作品相对照，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却对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四幕反战戏剧《一个青年的梦》情有独钟。

1919年8月2日，鲁迅在周作人的影响下，应自己的学生、《国民公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的约稿，开始翻译《一个青年的梦》，并且在当天写作的《〈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中，正面介绍了自己理想中的人类、国家及个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了是朋友了。”

接下来，鲁迅解剖了自己担心《一个青年的梦》“未必有人高兴看”的“自己的根性”：“武者小路氏《新村杂感》说，‘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在大风雨中，擎出了火把，我却想用黑幔去遮盖他，在睡着的人们的面前讨好吗？”

换言之，鲁迅之所以翻译这部反战戏剧，就是要像武者小路那样“擎出了火把”而不是掩盖了光明。纵观鲁迅一生中所留下的所有文字，这篇序言是他最为光明的一篇。然而，一年之后，他在小说《头发的故事》中，却借着“恨人”N先生之口，针对娜拉式的争取女子剪发、婚姻自由的女权运动以及周作人提倡的新村运动，呐喊出了全盘否定的另一种声音：“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标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他在演讲中给出的答案是：“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1925年3月，鲁迅创作戏剧小品《过客》。这位“过客”显然是一位以劣势者自居却又不甘心失败的自传性人物。他“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赤足破鞋”，决绝于“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或者说是没一处不给他以失败感和挫折感的现实世界；怀抱着孤注一掷自蹈死地的殉道信念，从记事起就迎着前面的声音，去寻找“走完了那坟地之后”的所在。鲁迅通过“过客”，所展现出的其实是《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虚无黑暗的精神境界和绝望失败的心理状态。“坟地之后”的那个所在，其实就是既谈不上“堕落”更谈不上“回来”的“四大皆空”的绝对虚无。

1925年4月11日，鲁迅在私人书信中向学生辈的赵其文谈到自己写作《过客》时的绝望情绪和黑暗心理：“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是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的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

在此后的岁月中，中国社会既没有完全按照胡适所选择的文学改良加政治改良的道路走下去，也没有完全按照鲁迅反抗绝望的思想革命加政治革命的道路走下去。尽管如此，胡适通过对于易卜生戏剧的直接引进和全面介绍，毕竟为百年中国戏剧树立了迄今为止依然没有能够真正超越的以人为本的较高境界。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