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能主义目的论看莎士比亚戏剧的三种译本

摘要：本文从功能主义目的论出发来探讨莎士比亚戏剧的三种译本。首先是根据目的论的三个法则：目的法则、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来从宏观上把握朱生豪、梁实秋和卞之琳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再从微观入手选取了其中的一部悲剧《奥瑟罗》，从译文的字词和文体风格方面对比其中的翻译，看译文是怎样为其目的服务的。

关键词：目的论 三个法则 宏观角度 微观角度

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德国的功能派目的论有两个显著的人物凯瑟林·莱斯和汉斯·费尔梅。1971年，莱斯出版了第一本功能派理论著作《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提出“把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特殊目的”作为翻译批评的新模式。汉斯·费尔梅发展了功能派最重要的目的论，从译文的目的出发，提出“任何译文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都可能是合理的”。（Nord 2001：10）为翻译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对译作的评析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功能派的翻译理论从目的出发，为一文多译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像莎剧这样的名著更是应该拥有多个译本。因为“大凡真正富于文学价值的名著杰作，必然传之久远，必须面对不断变化发展的时代和社会，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一代一代新的译者和读者。即使同一时代、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译者，人与人的教养、素质和经历也千差万别，他们对作品进行阐释时所取的角度和站的高度也必然有差异。即使同一原著的翻译也总因人、因时、因地、因不同的译语文化背景而异。这不只注定了翻译的忠实和等质的相对性，也使重译、复议或重新阐释变得可能甚至必然”。（许钧 1995：247）

一、 目的、连贯、忠实三个法则

功能派翻译理论有两类原则，一类用于所有翻译过程的普遍法则，一是特殊翻译情形下的特殊原则。这里主要提的是翻译过程的普遍法则：目的法则，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这部分将分析朱生豪、梁实秋和卞之琳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的三个译本是否符合功能派的翻译法则。

1.目的法则

“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的发起者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发起者出于某个特殊原因需要译文。在理想状况下，他会给出需要译文的原因，译文接受者、使用译文的环境，译文应具有的功能以及与原因有关的细节等。所有这些构成了翻译要求。翻译要求向译者指明了需要何种类型的译文，而译者并非被动接受一切。他可以参与决定译文的目的，特别是当发起者因专业知识不足或其它原因对译文目的不甚明了的时候，译者可以与发起者协商，从特殊的翻译情况中得出译文目的。”（仲伟合，钟钰 1999：47）“目的决定译文的面貌”，在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的时候，发起者和译者是相同的人，也就是双重身份的译者最终决定了译文的功能和原因。也就是说任何作品的翻译是有目的的，它可能是为了推广原作优秀的作品，可能是希望对原文的召唤，也有可能是出自纯粹的商业利益，这与译者有自身有很大的关系，主要取决于译者的初衷。

朱生豪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写道：“夫莎士比亚为世界的诗人，固非一国所可独占；倘因此集之出版，使此大诗人之作品，得以普及中国读者之间，则译者之劳力，庶几不为虚掷矣。知我罪我，惟在读者。” （罗新璋 1984：457）可见，朱生豪的最初目的是希望可以在中国读者中普及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朱文振教授在《朱生豪译莎侧记》又提及到：“他以业余力量从事译莎是在一九三五年春。……那些年月里，日本帝国主义欺侮中国人民气焰很盛。恰好讥笑中国文化落后到连莎氏全集都没有译本的，又正是日本人。因而，我认为他决定译莎，除了个人兴趣等其它原因之外，在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欺凌中国的压力下，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是重要的动力。”那么朱生豪的目的不仅在于中国读者，更含有为自己的国家文化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以证明中华民族是可以自己有一部莎士比亚的优秀的译作的，而此也就成为朱生豪奋斗的目标和翻译此作的目的了。

在老一辈的翻译家中，他们的翻译作品是很少涉及到商业利益的，尽管鲁迅说“梁实秋教授将翻译莎士比亚，每本大洋一千元” （李伟民，2004：46），但实际上最后梁实秋是在台湾最后独自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译作，如果不是真正的热爱又怎么可能独享寂寞完成如此辛苦的工作呢？梁实秋写到：“我翻译莎士比亚，旨在引起读者对原文的兴趣。”那么引起熟悉英文的中国读者对原著的兴趣，帮助他们来阅读原文，就是梁实秋翻译莎剧的目的。

比起前两者，卞之琳是较晚才开始译莎士比亚的作品，目的自然也与二者相异。多个译本都没有采取和莎剧相同文体的，但卞之琳说：“译者受益于师辈孙大雨以‘音组’律译莎士比亚诗剧的启发，才进行了略有不同的处理实验” （卞之琳 1988：2），可见他是希望采用同以往译作的不同的形式来展现莎剧的原貌。

按照目的论，译作是由译者决定采取的翻译策略的决定，译作的身上是有译者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的影子，译作的面貌也由此产生。原文和原文的信息是间接的通过译者传达给译文接受者即读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考虑到译文接受者，会使译文在目的语环境中具有某种功能。那么有多个译本可以让读者有比较和鉴别，然后可以根据译者和读者自己的目的，选择适合的版本来进行阅读。译者的地位已经是和原作者平等，不再是原作的附属。

2.连贯法则

所谓的语内连贯是指译文必须能让接受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仲伟合，钟钰 1999：47）也就是说译文要根据译语读者的环境，翻译的作品要让被译文的读者接受，译文的功效要发挥出来。那么莎士比亚戏剧的译作究竟如何呢？

台湾大学教授虞尔昌说：“1947年秋，我国首次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作三辑（朱译）传到海外，欧美文坛为之震惊，许多莎士比亚研究者简直不敢相信中国人会写出这样高质量的译文。” （朱宏达，吴洁敏， 1996：130）可以说朱生豪的译作在原语文化中是得到认可的。不仅如此，罗新璋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说：“朱生豪译笔流畅，文词华赡，善于保持原作的神韵，传达莎剧的气派，译著问世以来，一直拥有大量的读者。” （朱宏达，吴洁敏， 1996：131）那么其作品在整体来说，也是符合译语的文化，并且广泛被译语读者接受的。无论是原语环境还是译语环境都得到认可的译作达到了翻译法则中的连贯性法则。

顾绶昌认为：“在翻译莎剧上，梁实秋译的莎剧，在文字上显得很干燥乏味，每句似都通顺，合起来整段却不像舞台上的对话，并且译文语气很少变化，原文诗意也很少保存，这是它的最大的缺点。”（李伟民，2004：49）尽管梁实秋的译作“不像舞台上的对话”但他旨在引起对原文的兴趣，在连贯性法则服从目的法则这方面来，因其并不在展示莎剧的文笔的优美和作为戏剧的台词，他的译作是可以接受的。

卞之琳提到：“在这四部悲剧的译本里，只是按照原文的本来面目，这样试用，如果读者不感到是诗体，不妨就当散文读，就用散文标准来衡量，因为译者的最低要求就是：不管诗体也罢，散文体也罢，必须合乎我们说话规律的汉语。”（卞之琳，1988：6）也就是说在被译语文化中可以被理解是最基本的要求。

3.忠实法则

忠实法则指原文与译文应该存在语际连贯一致。语际连贯类似于通常所说的忠实于原文，而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则由译文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决定。（仲伟合，钟钰 1999：47）诺德认为译者对译文收受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必须向他们解释自己所做的一切以及这样做的原因。这是忠诚法则的一方面。（仲伟合，钟钰 1999：49）这里的“忠实”，不仅仅是对原文作者而言，它还包括了译者对翻译过程的发起者（请求译者翻译的人），及译文读者所承担的责任。作为一个道德标准，“忠实”是使任何一个交际活动的参予者相互关系得以维系的不可缺少的因素。（陈小慰， 1995：41）如传统上一直认为，翻译不能随便删减，改译不能算是翻译，只是符合。传统观念上的“忠实于原文”实际上多是“忠实”于原作中抓握得住的东西，即字面上的表达，是寻求字面上的字、词、句，忽略了一篇作品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际的手段，其思想和内容不是表面上的字、词、句的相加和堆砌，而是一种包括了交际活动各个方面和因素的作用与影响的整体性的行为。

朱生豪因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不雅驯之言”的翻译倍受人争议，一直以来都认为“朱生豪善于传达莎翁高雅文字的‘神韵’，却不善于（毋宁说不屑于）传达莎翁粗俗文字的‘神韵’，这是他的一大缺憾。‘净化’之举，虽包含译者一番良苦用心，但以如何正确对待外国经典作品来衡量，则是不足取的。”（姜治文 文军，1999：351）在宋清如回忆朱生豪的译莎工作时，写道：“原文中偶有涉及诙谐类似插科打诨或不甚雅驯的语句，他就暂作简略处理，认为不甚影响原作宗旨。现在译文的缺漏纰缪，原因大致基于此。”（朱宏达，吴洁敏， 1996：129）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写道:

“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苟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必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罗新璋 1984：457）

“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都从属于目的法则”，那么目的法则是优先的，自然译文的忠实性是可以排第二位的。那么在重新审视朱生豪译文的时候，就可以不再苛求他未能“传达莎翁粗俗文字的‘神韵’”，因为朱生豪的目的就是推广莎士比亚的作品。我国的传统文化认为那些淫秽之词难登大雅之堂，如果照实翻译，可能会达不到译者的目的。因此舍弃其“逐字逐句对照之硬译”而保其“重视传达原文之意趣”，为其译语环境中为译语读者接受来调整译作的翻译。

“莎士比亚就是这个样子，需要存真。”梁译本反其道而行之。台版《莎士比亚丛书》例言中说：“原文多‘双关语’以及各种典故，无法躲译时则加注说明。”又说：“原文多猥亵语，悉照译，以存真。”因此，梁实秋不回避莎剧中的大量难题。对于“拦路虎”、“马蜂窝”，他采取硬工夫对待，一一解决。（姜治文 文军， 1999：358）可见梁实秋采取了朱生豪不屑的“逐字逐句对照之硬译”。

卞之琳提到“原文处处行随意转，译文也应尽可能亦步亦趋，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尽可能传出原来的意味。”（卞之琳，1988：5）他的翻译标准是忠实于原著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采用“汉语白话律诗”摹拟莎剧的素体无韵诗，取得了“形神皆似”的效果。他在翻译原著时，能对于原著中的意象，千方百计地予以保留，还力求做到行文通顺自然，对于人们视为畏途的双关语，他能力求与原著尽量接近，处理好每一处字意的搬弄。

对莎剧的翻译者来说，并非仅仅追求对原作的忠实模仿，这不是一个独立的目的。“费尔梅指出，这也是一个目的，而且是一个合理的目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采用哪一种翻译方法，而在于一篇文章应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产生其预想的作用，也就是说有助于达到某一个目的。”（薛思亮，1997：34）也就是说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采用的最合适的方法，这样的译法就是一个合理的目的，那么这样的译作自然也是合理的作品。

二、从目的论出发，对比《奥瑟罗》的翻译

字词句的翻译往往影响了一篇译文的交际功能，它与传统上要求字面上的忠实不同，它作为一篇译文的整体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更要求其传达思想上的意思的交际功能（此时指译语读者的接受程度）。下面就来看看由朱生豪、梁实秋、卞之琳翻译《奥瑟罗》的三篇译作，从字词句来和文体风格两方面来看译文是怎样为其目的服务的，以及是否贯穿了三个法则。

1.人名

一般的人名地名都采取音译，但三人仍有差别。朱生豪翻译的更为通俗和广为人知，因为他采用了读者熟悉的译入语总常用于名字的汉字，能引起译入语读者的联想。可是梁实秋是为了让读者对原文感兴趣，而他的译文只要求“存真”。而且关于莎剧中人名地名的翻译他说：“外国人常有那么啰嗦古怪的名字，我们何苦赐姓赐名给他们呢？” （李伟民，2004：47）卞之琳的处理方式为：“原人地名汉写即所谓译音，尽可能与较为通用者一致，但为了较接近原音并符合汉语拼音，也有所更动（例如‘苔丝德摩娜’改为‘玳丝德摩娜’）。”（卞之琳 1988：3）

2.俚语

You’ll have your daughter conver’d with a Barbary horse. (I.i)

朱生豪：宁愿让你的女儿给一头黑马骑了。（朱生豪 2002：9）

梁实秋：那么你的女儿就要被一匹巴吧里的马给奸了。注释：巴吧里Barbary 即Moorish（梁实秋 1995：656）

卞之琳：你就要你的女儿给一匹巴巴里黑马骑了。注释：巴巴里是北非洲摩尔人所在的地区（卞之琳 1988：198）

这并不是一个显眼的词汇，朱生豪为了让读者容易接受，直接译成黑马了；而梁实秋给留个悬念，给大家一个直译的词“巴吧里”，而后他又给出注释，当时的摩尔人还没有出场，因此提前埋下伏笔，容易引起读者对原文的兴趣。卞之琳也同样处理，只是他又加上了马的颜色“黑”，译者是为了给读者更多的信息。

Goats and monkeys! (IV, i)

朱生豪：山羊和猴子！（朱生豪 2002：104）

梁实秋：畜牲兽行！（梁实秋 1995：689）

卞之琳：山羊和猴子！ 注释：“山羊和猴子”都被认为是淫兽。（卞之琳 1988：301）

朱生豪没“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且读者读后会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山羊和猴子”在中西文化里给我们的意象是不同的。而梁实秋才用了意译，卞之琳是用注释的方式解释传给了读者。

3.典故

Should I repent me: but once put out thy light,

Thou cunning’st pattern of excelling nature,

I know not where is that Promethean heat

That can thy light relume. When I have pluck’d the rose,（V,ii）

可是你，造化最精美的形象啊，你的火焰一旦熄灭，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那天上的神火，能够燃起你的原来的光彩！（朱生豪 2002：128）

但是我若扑灭你的生命之火，你这天生尤物，我不知什么地方还有那从天上盗来的神火能再点燃你的光亮。（梁实秋 1995：699）

可是你，精美绝伦的造化的极品啊，

我一旦把你的生命的光辉熄灭了，

不知道哪儿找普罗密修士神火

重新点亮你。我把玫瑰花摘下了。注释：Promethean heat希腊神话Prometheus自天上盗火送给人类 （卞之琳 1988：326）

“Promethean heat”是指古希腊神话中的天神普罗密修士从天上盗了火种带到人间。对不熟悉古希腊神话的人来说，普罗密修士可能令人不解。朱生豪只保留了意思，但是从他是希望更多的读者来读，因为最初的目的是普及，是可以的。梁实秋提到“盗来的神火”从他旨在“引起原文的兴趣”，是否更应该保留原文的“普罗密修士呢”？而卞之琳忠实地传达了字面的意思，并且加了注释对其具体的说明。希腊神话的人物经常出现在莎剧的作品中，但对有文化背景的读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会不知所云，这就需要译者注意自己的目的并且采取不同的方法，译者要充分注意好原语语境和译语语境。

4.文体风格

从上面的最后一个例子可以看到：朱生豪和梁实秋都采用了散文体的译文。从文体来看，原文功能与译文功能未必相同，莎士比亚的剧本是在舞台上演出的，供观众观赏，而传到中国更多的是作为可以阅读的戏剧，而非表现在舞台上的戏剧。而卞之琳采用了与莎剧更为相似的文体，达到了忠实传达内容和形式的目的。

费尔梅强调说，与特定目的相符的翻译方法不意味着必须，而是可以依据译语文化的习惯进行改写式的意译。目的论要求的是自觉地、始终如一地依据译文所确定的原则进行翻译，然而目的论并没有规定是哪一个原则，这个原则要视每次翻译的特定情况和场合而定。正因为此，对一篇文章不存在着唯一正确的或最好的翻译（薛思亮，1997：34），我们可能会因为梁实秋的译文而找出英文原著看到底原著是如何讲述的。朱生豪的译文是让读者欣赏，只要译文可以达到语内连贯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连贯是次要的。翻译的目的对翻译策略的影响，解释了译者采取归化、异化及其他翻译策略的原因和合理性，认为应该以译文是否满足特定的翻译目的作为评判文体翻译好坏的标准，允许和鼓励不同翻译策略，允许不同风格类型译本的存在。（卞建华崔永禄，2006：）从以上可以看到，译文都为各自的目的服务，或传其“神韵”；来推广作品，或“存真”引起兴趣，或忠实传达原文内容和形式。仅从这点上来说，每个译文都是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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