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代表热议中医药发展难题

[编者按] “两会”期间，本刊记者就发展中医药的有关问题，陆续采访了来自相关行业的十多位全国人大代表。他们对中药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隐患和困难，表示了密切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同时希望国家完善相关政策，促进中药健康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药都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晓恩

国家应加大中药材储备

中药材生长周期长、野生药材日趋紧缺、国家缺少中药材储备等问题，使我国中药行业容易受到突发事件的冲击。一旦发生重大疫情，往往出现药物原料药价格上涨或药物紧缺等局面。而在发生重大疫情时，无法完全以纯粹的市场经济手段进行中药材市场调控，往往借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以平抑中药材价格。但这种手段是以牺牲市场经济规律为前提的，会付出巨大代价，甚至会对行业造成恶性循环。

在2003年“SARS”及2009年“H1N1”两次重大疫情的防控工作中，就曾经出现过防控药物原料药价格大幅上涨的局面，如中药材金银花，一般情况下市场价每公斤30元左右，而在疫情到来时却达到每公斤400元左右，其他中药材如连翘、贯众等价格也是呈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由于需求紧张，原料药价格大幅攀升，而中成药价格是由国家来控制的，导致制药成本大大高于中成药的零售价格，致使一些制药厂停产，造成药品供应紧张、甚至无药可买的后果。

为解决上述问题，国家应当建立中药材战略储备库，实行分类管理，选择具备实力的中药制药企业或大型中药材商业企业为储备单位，出现疫情时能从数量和质量上保证所需中药材品种的供应，避免出现供应断档、价格飞涨和假货横行现象。

全国人大代表、神威药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李振江

中药注射剂陷入大医院“叫停”的

尴尬境地

中药是中国的国粹，但作为中药现代化最重要成果的中药注射剂，却在一些大医院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中药注射剂的不良反应多为临床不合理使用所造成，不应该在大中医院全面叫停。

由于临床不合理使用及个别厂家产品质量低下，近年先后发生了一些中药注射剂不良事件，使全社会对中药注射剂产生了误解和不信任。部分医疗机构、特别是一些大中型医院全盘“叫停”中药注射剂，使得中药注射剂在高端医院的市场逐步萎缩，已被“边缘化”，基本药物目录也仅收录了极少数的中药注射液品种，其实90%以上的中药注射剂不良事件与临床不合理用药有关，比如不对症用药、不合理联合使用、超剂量用药、滴速过快等。

对于中药注射剂这个产业，不能因噎废食，而应该在提高生产企业的准入标准和加强研发、生产、流通、使用等监管的基础上，取消中药注射剂品种在医保目录中的使用限制，尽快纠正部分省份或医院存在的“一刀切”停止使用中药注射剂的做法。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熊维政

减少中药招标恶性竞争

为保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顺利实施，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用药的安全、有效，在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中切实贯彻“质量优先，价格合理”的原则极为重要。

但在实际药品招标中，有关部门往往只重视价格。在去年的基本药物招标中，有的省60片/瓶的复方丹参片的价格只有0.95元，而产品实际平均成本价为3.28元。让人感到费解的是，0.95元的复方丹参片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目前基本药物市场上充斥着一些超低价中成药，其中标价格甚至低至正常生产成本的几分之一，安全性和有效性完全不能得到保证，对患者的健康和生命构成了威胁，也危害了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相对部分药品价格虚高而言，不正常的超低价格劣质药对广大患者的危害更大。

在中药集中招标采购中，应合理定价，并通过采购环节具体操作模式的设计，落实质量优先的原则，避免恶性价格竞争。

全国人大代表、石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

应给予OEM制药企业价格政策支持

鉴于我国目前医药工业的实际情况，为加快产业升级，应将出口至全球主流药品市场的贴牌药品列为符合单独定价的条件。同一产品，不同企业同时存在贴牌(OEM)出口和自有品牌出口的，可以公布不同的单独定价水平。

中国企业药品实现自有品牌出口，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发展和过渡期，一方面，中国药品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没有品牌号召力，这和我国制药行业目前从原料为主，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有关；另一方面，按照美国和欧盟的规定，制剂的上市许可证只颁发给美国和欧盟境内的合法企业，境外企业要将制剂卖到欧盟市场，必须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或者通过当地合作伙伴进行销售。在此前提下，中国制剂要进入欧美市场，通过并购当地企业、注册分支机构或寻找合作伙伴等途径较为可行，同时中国企业要想顺利地将产品销往欧美日，商务环境必须本土化，充分认识本土环境，利用本土资源，打造自己的品牌。在缺少专利创新药的现状下，中国企业要建立自己的国际制剂市场渠道和品牌还不是短期之内可实现的目标。同时，贴牌出口产品并不掩盖实际制造商身份。根据美国和欧盟药监部门要求，在本土销售的处方药，药品包装上必须明确标识药品实际原产地。虽然贴牌出口药品并非以自有品牌销售，但并不影响国外市场和患者对中国制造商的认知。国内企业能够以贴牌形式将产品销售至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市场的，目前也仅有21家，对于此类企业应当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中国制药行业要实现产业升级和出口到发达国家市场，需要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和研发实力作为后盾，需要国家价格政策的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康乃尔集团董事长宋治平

多途径推进中国现代医药物流建设

我们亟需加快中国现代医药物流建设。中国目前的医药商业公司有一万多家，“小、散、多”是其特点。这些小而散的医药商业公司的仓储、运输条件按国家的要求，按药品的仓储、运输条件要求相差甚远，根本无法满足药品在运输、仓储中的要求，更无法保证药品在此过程中的质量要求。而且，药品是特殊商品，即使在生产环节中保证了药品的质量，在运输、仓储环节中也会导致药品失效或变质。

因此我建议，国家应采取多途径加快推进中国现代医药物流建设。一是建立大型国家认证的专业物流仓储及物流配送。二是卫生院所必须接受国家认证的大型专业物流公司统一配送。三是对医药物流的资质进行严查。四是对国家认证的专业物流企业在政策、税收上给予扶持。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

社会药房加速推动医药分开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我提交了《关于充分利用社会药房加速推动医药分开的建议》的议案。我认为，由零售药店代替社区医疗卫生机构承担起药品调配、公众健康教育方面的职能，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不再设药房，是落实“医药分开”的有效途径。因为无论是在数量、服务量，还是药品质量管理方面，社会药房（零售药店）与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相比都占优势。社会药房数量远远多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社会药房在网点数量上能够更好地满足患者对药品特别是常用药品的可及性需求。在接待能力方面能够打破医药服务的时间限制、多层次地满足患者的医药健康服务需求。所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不再设置药房，不仅可以减轻政府和社区医疗机构的负担，还有助于缓解“看病难”问题的解决。

因此我建议，在政府主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应首先实施“医药分开”，具体做法：一是新开办政府主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不再配备急救药品、特殊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精神药品、麻醉药品、冷藏药品、疫苗等）以外的药品；二是原有政府主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药房逐步剥离，成为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企业，自主经营，照章纳税，与社会药房按相同标准开办、运行，平等竞争；三是由社会药房承担向社区医疗机构患者供应药品职责，向患者提供符合要求的基本药物，保障患者用药的及时性、安全性；四是社会药房在上游企业正常供货的前提下，应保证中标目录内的基本药物供应，保证零售价格符合政府价格政策；五是对于社会药房实行零差率销售的基本药物，由政府给予相应的补助。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步长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超

医药行业规模效应受限

医药行业中存在较严重的“劣币驱良币”现象，比如配送问题，一般配送的费用占5%。在配送过程中，由于我们有些区域试点“三配送”，就是一个区域指定两三家商业公司，那么指定商业公司以后，无形中就有了问题。医院是一个垄断性的行为，商业公司具备垄断性行为，基本药物全部要从垄断公司获得。5%的配送额对商业配送来说，可能要求的成本又非常高。一旦缺少配送，又要求提高配送的返点，这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同时医院里面要求零差价，每个省财政状况不一样，补偿的能力有差别。已经出现一些基层医院零差价以后，政府的资金分布不及时，导致基层医院经营运行不好。反过来又出现向提供基药的生产企业要求返利。我们现在实施的基药原则，以价低者取胜，在运行中又遇到商业的挑战，在国家发改委确认的价格基础上，又遭遇到垄断行为，可以说使这些企业已经走向了雪上加霜的地步。

很多大企业在竞争过程中，纷纷从这方面退出，我们企业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有20多个同品种的基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算背后的招标价格，就没有去参与。过去谈到大企业应该有一个规模的效应，我们在这个行业会发现这个规模效应到了一定程度上就无法取得效应，尤其是在中药行业里面。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岐黄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嘉坤

中药材市场亟需规范

近两年来，由于农副产品被游资大量炒作，中药材价格也持续上涨，造假现象非常严重，必须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在规范中药材市场方面，我提出三项建议：第一，从中药材品种推广、政府推广、种植基地建设等源头抓起，规范中药材推广、种植和原料市场。各级政府部门及其领导、研究教学机构、科研人员等，一定要本着依法、科学、求实的精神，切实按照《中国药典》的规定，实事求是地宣传和介绍有关中药材的名称、特性、适宜区域和发展前景。杜绝虚假宣传，大力查处和制止坑蒙欺骗行为，正确引导和鼓励适宜地区的广大农民发展适销对路、前景广阔的中药材品种。决不能因为一己之私、一隅之利弄虚作假，误导公众，欺骗农民，将中药材产业引入歧途，以至于败坏中药材的声誉和前途。有关行业协会应建立监测体系，及时公布有关中药材品种审定的结果，介绍和澄清有关专业技术问题。第二，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中药饮片经营自治管理，严查“挂靠”、“代开发票”等违法行为。第三，严格执行新版《中国药典》规定，规范中药材原料使用和标注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查处，公开曝光。

全国人大代表、辅仁集团董事长朱文臣

医药市场处于“试错阶段”

药品价格低要低得有道理，但是现在低到成本价了。现在技术标准这一块儿不是太规范，标准也不是太高，一般都能达到，都能达到就相当于没有技术标准。价格形成机制是整个改革的核心，不单单是药品。医改的目标很明确，但是目标有了，要去实现它，就要有很好的路径和方法。我们现在问题是在方法和路径上混乱，到底怎样去达到我们所设定的目标？现在整个市场，还在一个“试错的阶段”。试错的阶段最好选择最容易突破的地方，就是医药企业。其实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医药的价格这种前期一系列的改革，对医院来说，就是釜底抽薪。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康莱特集团董事长李大鹏

药品利润空间过小

我想在这里建议政府部门对药价问题不要受一些舆论、个案所左右。“利润空间是成本的几百倍”，对这种消息我们感到非常惊奇，竟然有这种药品。作为企业经营者大家都明白，物价如果到了这么离奇的地步，那肯定是黑道了。

我们浙江省有几个产品，丹参注射液还是按照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物价的水平来定的标准。现在输液价格不如一瓶矿泉水，国家在制定价格政策过程中，希望不要一刀切，个案不代表整个行业。医药行业过去叫朝阳产业，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叫战略产业。这个产业跟我们人类的生存繁衍和我们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们需要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环境，包括政策环境。政府要对不规范企业加强管理，而不是要把企业整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