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变”红娘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考察红娘在文学作品和舞台上的源流，指出红娘的形象具有“百变”的特点。红娘的形象从媒人变为风流多情，后来还成为礼法的建设者甚至破坏者。然而，唯一不变的是，红娘作为媒人的形象深深扎根在大众心中。

[关键词]红娘　形象　变化　红娘是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1)01－0084－02

在很多时候，一提起红娘，人们的脑海里会出现一类女性的形象，她们对情侣之间的牵线搭桥非常热心。她也许是邻居的大婶，也许是年轻的女子。现代人在人际交往之中，喜欢热心为其他人介绍相配的异性，如果做成了，不啻为美事一桩。除了婚介所的专业人员以外，善良的人们也喜欢为身边的亲朋好友当红娘。原因无它，他们幸福，也希望身边的人幸福，更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么，红娘诞生于何时?是否自诞生以来她就已经是今天这样的形象?让我们来梳理一下红娘形象的发展历史。

一、红娘是聪慧的小媒人

古代的人们在婚嫁方面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媒人是三媒六聘的纽带。对于那些无法自由恋爱的古人来说，婚姻大事由父母和媒人掌管，于是媒人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婚姻的枢纽，传递消息、巧言撮合等。红娘形象最早就是从媒人演变过来的。

红娘最早出现在唐传奇《会真记》里面。《会真记》里的红娘，是崔府的丫鬟，是崔莺莺的贴身丫鬟，也是为崔莺莺和张生传递消息的人。其实，在这里，红娘的行为并不主动。只是因为作为指挥者的崔莺莺吩咐下来，要她传递消息，她才去履行作为一名丫鬟的职责。而且，这部小说里面除了丫鬟红娘以外。其他的丫鬟也曾为崔张传信。小说对丫鬟的语言和行动都以几笔带过。在这部作品里面，红娘就是一名普通丫鬟，形象并不清晰，也谈不上具有什么样的性格。金代董解元的《诸宫调西厢记》和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在篇幅上都远远高于唐传奇《会真记》。《诸宫调西厢记》对红娘的描写居然是《会真记》的十二倍。不仅如此，红娘还因为这部作品在音乐上使用诸宫调而获得广泛的流传。王实甫的《西厢记》更有“天下夺魁”的美誉。在臧晋叔编选的《元曲选》里面，王实甫的《西厢记》不像普通的元杂剧那样一本四折，而是用四本结构全剧，折数多达二十折。篇幅扩大，对红娘的描写也大幅度增加，红娘作为媒人的形象得到了质的飞跃，更为生动活泼、聪慧灵敏，和崔莺莺以及张生形成互动的关系。这也体现在增加的情节上，譬如当老夫人发现了---崔张的私情，对红娘大发雷霆的时候，《诸宫调西厢记》的红娘只是处于被动受罚的地位，王实甫《西厢记》的红娘则不然。她的态度从被动变为积极，不畏老夫人的强权，一针见血地指出罪魁祸首就是老夫人自己，而不是西厢约会的那一对情侣。这样，她在批评老夫人的同时又嘲弄了礼法。这一位红娘不仅传书递柬，还能救张生于绝境，面对老夫人的拷打时又大义凛然。红娘的形象塑造在王实甫笔下是非常成功的，突出了红娘聪慧灵巧的性格。

因此，红娘是热心为单身男女牵线的小媒人，往往也是深闺小姐的贴身丫鬟，常常出现在爱情故事里面，热心地为书生小姐的爱情牵线搭桥。人们通过戏曲的演出，都知道有这么一位俊秀的红娘，比“头上花一朵、腮边痣一粒”的媒婆可爱多了，影响力也大得多。久而久之，红娘从文学作品之中走到了现实生活里面，对象也从年轻女子扩大到已婚妇女乃至一切做媒的人。人们就把这一类做媒的人叫做红娘。

二、红娘是风流的小妖精

历史发展到明清，红娘的演变史也在同步进行。让人惊讶的是，在明代中叶以后的一些传奇剧里，红娘变成了挑逗张生、猥亵张生的小妖精、狐媚子，与玲珑剔透的小媒人形象大相径庭。

这个转变首先出现在李日华的《南西厢记》里面，剧中的红娘，面对张生借裙带的要求是“婉拒”的，对于张生“抱红作解衣铺地介”的调情，也能够挣脱。但是，在明清戏曲里面，对于红娘和张生暧昧关系的描写更为详细，红娘的言行更为出位。她已经不是被动地接受张生的调情了，而是大胆主动地挑逗张生。这类剧本有徐奋鹏《檠蘧硕人定本西厢记》、陆采《南西厢记》、弋阳戏曲选《玉谷新簧》、《怡春锦》以及《缀白裘》等。这类情节主要集中在张生看到崔莺莺的邀请以后，要求红娘扮演莺莺，试演云雨之会。有趣的是，在这类情节的篇幅上，陆采的剧本是徐奋鹏的两倍，《玉谷新簧》的是陆采剧本的两倍，《缀白裘》又是《玉谷新簧》的两倍，随着时代的推移越来越长，“儿童不宜”的程度越来越高。

这一类型的红娘脸不红心不跳地说着荤段子，不仅和张生眉来眼去，还要把床视为太湖石，模拟崔张的云雨之事。这已经完全不是—个守本分的丫鬟应该有的行为了。一来二去，红娘和张生的关系越来越暧昧。当然，他们的言行都是背着崔莺莺进行的。其实，民间舞台上的《西厢记》也盛演同类情节。试想崔莺莺看到了他们的行为、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这爱情剧也许会变成命案现场。在戏台上，张生和红娘纠缠不清。这种现象也存在于小说领域。明代中晚期的小说《金瓶梅词话》也有多处类似的荤段子。这类情节的普遍存在，说明西厢戏曲对红娘与张生的暧昧关系极尽铺张能事。为此，红娘的功能除了做媒以外，又增加了性启蒙教育者乃至情人的功能，在崔张爱情里充当着不光彩的角色。

三、两个极端：红娘是礼法的建设者和破坏者

明清传奇里面的红娘时而化身为礼法的建设者，时而以礼法破坏者的形象出现。跟元杂剧《西厢记》里面的红娘比起来，前者的形象被削弱，后者的形象被夸张，两者完全背道而驰。

维护礼法、循规蹈矩的红娘形象，在《续西厢升仙记》、《翻西厢》、《西厢印》等剧作里面尤为典型。这一类型的红娘或者皈依佛教，并劝其他人信佛、礼佛；或者代崔莺莺投敌、代崔莺莺嫁人，代崔莺莺与张生云雨，等等。这一类剧本的作者都是文人士大夫，他们认为，崔莺莺作为大家闺秀，如果安排她偷偷和张生约会，这样的情节不符合礼法，于是想出招数，把丫鬟红娘改为相府小姐崔莺莺的替代者，同时无损于崔莺莺的形象。如此改编，崔张作为才子佳人，其爱情故事才是“发乎情止乎礼”的，符合正统的道德观念。这些传奇剧本宣扬的都是传统的士大夫观念，即“忠义节情”，也促使红娘再次退回配角的地位，甚至和《会真记》里的红娘不相上下。文人作者刻意对红娘花费的心思不多，使得这一类红娘的形象黯然失色。

和文人改编的剧本迥异的是，民间的改写者却让红娘变为礼法的破坏者：一者表现为侠女，一者表现为礼法的逾越者，这样一改，红娘的形象变得十分抢眼、亮丽，比崔莺莺、张生之类人物生动活泼多了。

红娘作为侠女的时间是清中叶至清末。红娘的侠义之举最早可以追溯到王实甫《西厢记》，她本着一颗纯真善良的心，为崔张爱情奔走，最后还得跪受老夫人的刑罚，其行为已经超出了丫鬟所该做的，可以称之为义举了。我们发现，明清擅长扮演红娘的演员们大多擅演《拷红》这一出折

子戏。因此，这是最能表现作为剧中人物的红娘的一出戏，也是最能考验红娘扮演者才华的一出戏。在侠义形象的塑造上，苟慧生的京剧《红娘》是集大成者。苟慧生扮演的红娘，通过载歌载舞、大段念自和精巧的做工取胜，糅合了荀派的精髓，把红娘演得活灵活现，精妙地诠释了一个“见义勇为”的红娘。

有的时候，红娘目无纲常，简直是“无法无天”，因此称之为“逾越者”。在王实甫《西厢记》里面，红娘曾经对着张生自称“娘”，这当然是幽默的说法，却也为后来的改编者开了一个好头。在一部分明清戏曲里，红娘对张生刻意刁难，还使用各种手段使其就范，使得张生在他面前显得越发可怜可笑了。较早出现苗头的剧本是李日华《南西厢记》，张生央求红娘传柬贴，红娘直到张生称她为“娘”才答应。时代稍晚的《玉谷新簧》对这段情节多加发挥，篇幅扩充为前者的八倍。再晚一些的《怡春锦》还把张生的小跟班琴童扯了进来。显见改编者津津乐道于红娘和张生的插科打诨。在晚清民国的说唱文学里，红娘逗弄的对象不限于张生，她还对崔莺莺和老夫人冷嘲热讽。比如，鼓词里的红娘说崔莺莺打扮得不够漂亮，比起自己来还差了一截。《大西厢》里面的红娘不仅掌掴张生，还狠狠地嘲笑和辱骂他。这样的红娘，简直就是把自己的地位看得和崔莺莺、张生、老夫人一样了，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时期，社会倡导民主和平等，说唱作品里面的人物也高喊着平等的口号。在这里，红娘是礼法的破坏者，是封建伦常的毁灭者，带着侠女的气概，颠覆了传统作品的红娘形象，反映了民间改编者进步的思想。

四、结语

红娘的形象从最初的小媒人，经过改编者的再创造，使其民间性逐渐增强，由低眉顺眼的奴婢，或者做出风流态度，或者凸显侠骨，或者成为刁民。改编者不断创新，使红娘的戏份不断变化，表现形式多样化，从而使得红娘的嬗变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红娘的演变史及其体现出来的喜怒哀乐，是一面丰富多彩的镜子，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和体现出大众民俗的文化生活心态和伦理价值取向。

从红娘形象变化的历史看，红娘以其贴近民间性的形象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和长久的生命力。因此，经过了千百年的历史演变，时至今日，红娘的形象仍然是作为热心的媒人而受到大家的广泛认可。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趋势是向往真善美，对于文学人物也是如此。于是，人们把那些不美的红娘形象过滤和淘汰了，择优者存，便留下那些美的形象。所以，不论红娘的形象如何“百变”，是金子总会发光，大家普遍接受的红娘、心中的红娘、嘴上念叨的红娘，还是那热心牵线、侠骨柔肠的红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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