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有师：父亲顾随与老师周作人

父亲与知堂师的师生情分开始于他就读北京大学英文系之时，那时周作人正执教于彼，父亲定是前去听过课，受过教。而师生二人较为密切的过从则是我父亲1929年受聘到燕京大学国文系之后。父亲能进入“燕园”，起决定作用的是恩师沈尹默，但当时执教于燕大的周作人，以他的地位与声望，想来定然也起了推助的作用。大约是周作人待人处事一贯平易随和，“不似鲁迅先生之泼辣”（语见致卢伯屏函，1929年12月3日），父亲从之受教，尊敬之外，相处亦较为随意——是师，似友。

一、两次同桌进餐

父亲与知堂师的过从中，有两次同桌进餐的经历，两次进餐都有一些趣事。

父亲1929年9月进入燕园，12月3日上午课后，国文系主任马季明邀我父亲陪同周作人到家中午餐，这大约是因为启明先生“新丧爱女”，系主任表示慰问之意。启明先生虽遭丧女之痛，但父亲说老师“颇能把持得住”，依旧沉静如常，“足见涵养功深”。这样的背景之下，此次共饭的趣事当然不会发生在知堂师与弟子之间，而是由于进餐前“突然闯入”的“疑古玄同先生”。玄同先生既是“闯入”，想来此老大约事前并不在被邀之列，但随着人的“闯入”，他的独角戏也就开场了：

季明介弟与之一点头后，疑古先生即打开话闸子。蓝青官话说得又急又快，加之弟又重听，十才可懂得五六。于是吃饭，饭后漱口，吃茶，这之间，此老并不曾住口。不独弟无从插嘴，即健谈如马、周，亦难得搀言之机会。上课时间到，弟又伴三人同出，路上玄同的话亦未曾间断。且与季明科诨打趣……

父亲这段话写在给好友伯屏兄的信中，无异于用文字给钱玄同绘制了一幅漫画式的素描。父亲在信中述说了这场独角戏后，还加了一段小小的“尾声”：他在与三位先生作别之后，“路上自思：玄同如此健谈，乃闻其上课必迟至廿分钟始到堂，真不可解。”（以上引文均见致卢伯屏函，1929年12月3日）确乎“不可解”，既如此擅说、嗜说，何不早早“到堂”去“打开话闸子”说个痛快？

父亲在信中向友人作如上记述，只不过是觉得有趣而已，他并非对玄同先生有不敬之意。钱玄同长父亲十岁，属于师辈;但专业不同，父亲并未从学于他。至1921年父亲在中学执教不久，由教英文改教国文，自感“毫无经验”，怕出“笑话”，向教授国文的伯屏兄借阅钱氏所著《文字学音篇》及《说文部首》，以之作“抱佛脚之用”（见致卢伯屏函，1921年10月27日）。父亲为改教国文而补课，首选钱氏两种著作，可见他是尊重玄同先生，看重他的学问的。

第二次一同进餐是弟子邀老师到自己家里去吃猪头肉。周作人是爱吃猪头肉的，弟子一定是知道老师此好，所以请老师来尝一尝自家烹制的猪头肉。这件事由于周作人在1951年以“十山”为名所写的一篇小文而为我们后人所知（周氏文章题为《猪头肉——饭后随笔》，刊于1951年2月11日上海《亦报》）。文中虽然没有明白写出请客的主人的名姓，但从所记之事，一眼便可看出，这主人就是我的父亲——知堂师的弟子顾羡季。

宴请之前，我父亲先“以小诗二首代柬”邀请老师，老师高兴地接受弟子邀请后，也“依韵和作打油”二首，其中有两句云：“早起喝茶看报了，出门赶去吃猪头。”这一年，周启老已是五十开外的年纪，还是如此这般地有孩子气，也可见他心里真是挺高兴。

对于这一次“吃猪头”，周作人蛮有兴致地在他的小文中回忆道：

……我吃过一回最好的猪头肉，却是在一个朋友家里。他是山东清河县人氏，善于做词，大学毕业后在各校教书，有一年他依照乡风，在新年制办馒头猪头肉请客，山东馒头之佳是没有问题的，猪头肉有红白两种做法，甘美无可比喻。

吃惯了南方风味猪头肉的知堂师，定是在餐桌上对北方风味的猪头肉赞不绝口，这才引起弟子向老师介绍另一种“清河名物”——“臭水浒”。对此，周氏小文也有记述：

清河名物，据主人说此外还有“臭水浒”，清河人称武松为乡亲，所以对于《水浒》似乎特别有兴趣，喜欢说，无论哪一段都说得很黄色，因此得了臭名。这本是禁止的，可是三五人在墙根屋角，就说了起来，这是很特殊的一种说法……（着重点系笔者所加）

对这种“特殊说法”，知堂老从研究学问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若是把《水浒》当作《金瓶梅》前集看时，那么这也是可以讲得过去的吧。

这一次师生一块儿吃猪头肉，真是吃得畅快，聊得也畅快。

周氏文中称请客的主人是“朋友”，这固然是客气，但另一方面，时在1951年，他可能以为自己一被保释出狱的人，不便称某人某人为自己的弟子了。周氏称这位朋友是“山东清河人氏”，这并不为怪。我听家里大人们说，顾家祖上原是从江南移民到山东诸城的，后来有一支落户到河北清河，所以父亲也有时自引稼轩这位“山东老兵”为同乡，“吾虽生为河北人，而吾先世亦鲁籍。”（《稼轩词说》自叙），再说清河县的行政区划，民国时确有一段时间划归山东省;还有，这次宴请，猪头肉的烹制者，正是我母亲这个山东人。

这次同桌共饭的时间，我推断当是在“七七事变”前的几年里，那时北方时局尚安稳，我家住东四四条一号，父亲的经济境况也有条件在家请客。关于席间所说“臭水浒”，父亲曾有《山东省民间流行的？骉水浒传？骍》一文，所写即关于“臭水浒”之事，刊于1936年12月间的《歌谣》周刊。此文定是父亲向老师讲过“臭水浒”之后，引起写作兴趣方才动笔成文的，据此或可推断此次“吃猪头”的时间，多半是1936年初的农历春节期间。

故乡之风，确有旧历年家家“烀”猪头的习俗。母亲“烀”猪头，也真的有一手儿。到我记事以后，家境已是一年不如一年，但每逢过大年，母亲还是要用平时撙节下来的钱为父亲买回一只猪头。买时求卖主将猪头劈成两半，拿回家来先是刮、洗，然后烧开一大锅水把猪头放在开水里“芼”，“芼”出血水与脏气，脱掉整个头骨;底下就是我们小姐妹三人的事儿了：母亲给我们每人一把小镊子，让我们仔细地拔净猪头上的毛。父亲说肉店里“刀刮”的办法，毛楂儿还留在肉皮里。整个猪头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不，应该说是“白白净净”，然后把耳朵、口条切下，整个猪头再分切成几个大块，接着母亲再加什么作料，经过什么手续，制成“红白两种”，我就不清楚了。总之以上程序是在晚饭后进行，最后猪头肉在文火上“烀”一宿，第二天早上“起锅”，肉质酥软，块块成形，不同部位有不同口感，分别“定”在一只只粗瓷碗里。这样，已“半年不食肉边菜”（1945年初冬《解闷六绝句》中句）的父亲，整个儿正月都可以天天有一点肉吃。

父亲爱吃猪头肉，不，准确地说是爱吃我母亲“烀”的猪头肉。他从不吃从外面熟食店买回来的，他玩笑却又真情地说：熟食店买来的猪头肉，闻一鼻子还带点儿“猪圈”味儿，咬一口那猪毛还扎嘴呢！如果不是妻子“烀”得这样讲究的猪头肉，当年怕是不会写了小诗邀老师来家品尝的。

二、八通幸存的致知堂师书札

父亲致知堂师书翰，及今得见其中八通，实是从未料想过的幸事。周作人一生后期迭经事故，早年弟子的来函竟能有八通未遭毁弃实属天赐之幸。

父亲辅大的弟子张恩芑（张恩芑毕业于1945年，任职北京的高校。1990年代，数次顾随纪念活动的主要筹划者与组织者，2011年病逝），有姊菼芳，是周作人长子丰一的夫人。1997年姐弟二人整理周作人残存的遗物，发现其中有顾老师致周作人书札八通，函封一件。复印件于是年9月的“顾随百年诞辰纪念展览”（1999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展出）中展出后赠予我的三姐之惠。八通书札最早的是1933年9月23日，最晚的是1943年2月10日，其中两通无法确定准确年份，但可知均在此期间内，函封寄自东四四条一号，可知为1937年6月以前。

梳理八通信札所书内容，大致包涵以下几大方面的内容。

（一）报说读书写作情况，是为书札中最有价值者。1933年9月23日，“抄呈”散套《[大石调·青杏子]新秋尘雨》（已收入四卷本及十卷本《顾随全集》），这是及今所见“苦水词人”最早的一首曲作。之所以“抄呈”，是因为“老师来书问诗思如何”，故“另纸抄呈近作散套，博老师一笑”，并向老师诉说：“诗思珠不旺，但贪心不死，颇思硬作而已。”这首“硬作”的散套，读来却令人深感新秋的清凉与爽适;但若从“曲”来看，似乎未脱苦水“词”的风致，少了一点元人曲作的“俗”之美——于此，恰可窥得“苦水词人”习曲之起步。

同年10月2日，报告读“施居士集”之所感。信中首言“所云施居士集……”，看来是知堂师读过《新秋尘雨》后，来书建议弟子读“施居士集”。施居士确属何人，可能是施蛰存。此际弟子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曲作多雅少俗之病，“而居士之作，幽秀芊绵”，不足以疗己之疾，故向老师坦言，“惟弟子刻下正致力于富有蒜酪风味之元曲，居士之作，幽秀芊绵，精心研读，续俟诸异日耳。”此函还郑重地向老师报告，拟“专攻南北曲”“下决心作五年计画”“诗词散文暂行搁置”“由小令而散套而杂剧而传奇”;但“五年计画”能否顺利达成，弟子此刻似乎尚无十分把握，故向老师说，成败“未可逆睹”。试看此后苦水词人的创作进程，他的小令散套虽散佚殆尽，但1937年将四种杂剧印行为《苦水作剧》，1945年初又完成了上下两卷的八折杂剧《游春记》而印行之，证明了他“专攻南北曲”的“计画”是圆满地完成了。另，父亲于1934年印行《苦水诗存》与《留春词》之合集，是否可以看作是将诗词“暂行搁置”作一小结的意思？两集名之题签均出知堂师手笔，是否又可以看作是老师对弟子前此创作成绩的肯定及今后“五年计画”的支持？

又，此函末又言：“老师读书录已写得数篇不？亟思先‘读’为快耳。”不知知堂师之“读书录”此后可交予弟子，使弟子“先读为快”？

X年5月25日，“晚饭后得吾师手书，又语录三章”，乃立即写信向老师报告读后之感——“如大热得美荫，积困为之一苏。”“语录三章”中有“题王君画”及“题弘一师法师书”，是前已见过的，但此次知堂师又加了新的跋语，弟子读了，觉“老师出语，雍雍穆穆”，反观自己则“不免有浮气躁气，至少亦有愁苦气”，修养远不如老师。此函或可看作是师生间心曲交流的一次记录，唯不知“语录三章”是否即1933年10月2日信所说之“读书录”？此5月25日函缺前页，今又无其他材料为佐证，若此“语录”即“读书录”，那么此函时间则可订为1934年。

（二）函件中记有一些同门弟子间交往的细事。“静希兄”“张公”均不知其情况，唯两次提及却未书名姓之“师兄”，我估计极可能是父亲的友人沈启无，即1929年曾与父亲同住燕大成府村寓所、课后曾同打乒乓者。他经常陪侍于知堂师左右，故不必言名姓。听三姐之惠说，日伪时期有人想暗杀周作人，他被误中，替老师挨了一枪，不知确否。沈氏1953年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大），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三）信函中还有两件是代人求职的，一为友人郝子固，一为胞弟顾谦。郝子固是父亲就读北大时的同学，此函颇多“字后话”——不便明言之语。郝氏原为吉鸿昌的私人秘书，后在河南及河北南部任中小学教职，1940年返回北平。他是一位有民族意识的爱国人士，身处沦陷区而不任伪职。在赋闲期间，曾被日本人拘禁，强令出为日伪政府服务，他虽被拘禁并未屈从。这就是信中所言“友邦人士曾邀之恳谈一次，必欲其出而作事”“惟郝君深恐人地非易，或致陨越”数语的背后话。（被拘禁，今之历史资料均言为“被逮捕”）信中的这几句话，是父亲在沦陷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友邦人士”指称日本侵略者;同时将拘禁、胁迫，委婉言之为“恳谈一次”，这实是不得不尔的曲笔与无奈，而其实际情况，即在当时师生二人都是心知肚明的。信中又言郝君“事不计大小，薪不计多少，但得一衔名，能书于门楣之上”，不言而喻，只是求老师为郝君谋得一职，以之为拒绝“友邦人士”“恳谈”的一面挡箭牌而已。父亲为友人郝氏求职是成功了，据查历史资料，郝子固于1941年经友人介绍在北平任了教职。这一件小事，固不足以言是周作人的什么正义之举，但他毕竟施一援手，解了郝子固所处的险境;更可为拙文下一节周作人以汉奸罪被审判时，弟子顾随为老师所出的证词，提供一个小小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旁证。

至于我的叔父顾谦，原是济南市的中学国文教员，何以1943年失业，今不得其情。只知父亲为胞弟之生计“敢恳老师”为之“设法”，并无完满结果，顾谦未谋到北平之职。

（四）最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1933年9月23日函所记“东邻”之事，且所用篇幅不少：

昨日上午十时后，东邻（“东邻”当是“西邻”之误。一号院把四条东口，出门向东即南小街）来了许多女生，大搜某“老人”，嚷成一团糟。结果亦不曾搜得，然而门禁紧严得可以，两个孩子下学回来，被问某“老人”是你们甚么人？答云甚么都不是，才放进来。下午出去上学，又由弟子护送，对把门的人说明了原委，才放出去。直到下午。据说有武装警察多人，又有不知谁何之人，才把伊等劝走。走时的口号是明日再来。晚间厨子听东邻的当差说，再来便再打了云云。此刻又是十时后，尚不见动静，大约是不来也。

当时父亲租住东四四条一号，“东邻”所居某老人不知其何许人也;来的“女生”也不知属于何校，所为何事。（我只知两个放学回家的孩子是我的二姐之英与三姐之惠）信中对喧闹情形及双方之剑拔弩张，所写详细而且生动，想是老师要了解此情，否则学生怎会在信中向老师如此这般地喋喋于“他人瓦上霜”？果然九天后，10月2日函又向老师补说事件结果，且归之曰“师徒斗法”，并特言“知注特闻”，看来周作人的确是关注此次“师徒”之“斗法”。那么，父亲的这些记述或许在不知什么时候，被什么有心人见到，而成为多少有些用处的史料吧？

（五）师生交往中，老师亦时有书寄与弟子，唯这些函件久已不存，如今只有在1929年11月初父亲给好友卢伯屏的信中，间接窥得一二。那是1929年10月周作人的女儿若子病故之后，弟子去信吊唁，两周后，弟子得老师复函，“笺上印朱色阳文印章曰‘若子纪念’”。笺中老师“有警句云：‘年愈不惑，不愿因此影响于思想及工作，日日以此警惕，此则颇可告慰者也。’”面对老师此函，弟子不禁感叹：“可见此老秉性，亦颇刚毅，惟不似鲁迅先生之泼辣耳。”

另，1934年底，父亲辑印《苦水诗存》与《留春词》的合集时，老师以行书为弟子题签两帧，签下均书有“知堂题”三字。

三、六首偶得的有关“药堂翁”的诗

“药堂”是周作人的别号，父亲尊称老师为“药堂翁”。

2012年，我意外地获得了父亲的文稿、资料二十余万字，其中有几页老式的硫酸纸，上有父亲亲手誊录的自己的诗稿。我逐页读去，至末后一页竟惊异地读到了过去从没听说过的与老师周作人有关的诗作。那最后一首诗题为“二十八年元日有感呈药堂翁”，标明了写作时日，据以可推知以上五首写作时间当是1938年冬日。

那时，周作人得到了一首据说是“游僧诗”的七绝，拿给弟子看，弟子于是和了两首，诗题为“药堂翁以一绝见示，谓是游僧诗，戏和二首”。从诗题中的“戏和”二字，可以想到那首游僧诗定是写得相当诙谐，也可以想见师生二人读诗时，那气氛定是相当轻松。父亲的戏和二首曰：

南来北去充行脚，东疃西村侭化缘。

输与牵风青荇里，小鱼跳出浪痕圆。

坐卧不曾修胜业，奔波枉是结尘缘。

禅心欲问天边月，何似遮头箬笠圆。

两首七绝的前二句，实是借游僧的生活，比况自己的教书行径;后二句则是以佛典对前二句进行的描述，实是对自身所作的诙谐的“戏”语。

未几，周作人又得到三首游僧诗，再次拿给弟子看，于是弟子又以“药堂翁继得游僧诗三首，因再和”为题，再赋三绝：

归来不觉暮寒生，旋拨地炉活火明。

煨得山芋熟初透，甜香缕缕引乡情。

此日城西行脚去，却逢云暗雪霏天。

情怀正自淡如水，一任长空乱撒盐。

黑月白月无休时，说青说黄枉费词。

篓斗桥边偶然过，一湾流水绕荒祠。

这三首绝句，实是依韵而抒自我情怀，除了诗中的几处佛典而外，几乎不涉游僧何事。

第一首极富生活情趣，写冬日课罢归寓，在书房守着炉火以煨烤白薯的独特方式来舒缓课后的疲乏。父亲的童年是在穷乡僻壤的农村里度过的。在那里，夏日自有不乏孩子们喜食的生鲜瓜果，到了冬天，恐怕就只有烤白薯这一种美味的零食了。父亲自幼爱吃烤白薯，如今，刚刚烤熟的白薯散发的缕缕甜香，怎能不引动他浓浓的乡情？而我读了这诗句，心中泛起的则是幼时坐在父亲的书斋里，一口一口地吃着父亲递到我手里的又软又甜的烤白薯的情景。一块烤白薯，牵动着父女两代人的乡情与亲情。

和诗的第二首父亲抒写的是自己在漫天飞雪之际去西郊燕园授课时平静而又带着黯然的情怀。燕园，在当时尚可算作一方净土，使父亲得以在内心的一角保留片时的安宁，但毕竟是羁身此地，毕竟是身同楚囚，他的内心怎能不笼罩在黯淡之中？

第三首延续着前首的黯淡情怀，“黑月白月”“说青说黄”的释典，是对自己教书生涯的自嘲;后两句仍用佛典，其境界却更为萧疏而荒寞，正是以萧然的意态，抒写身处沦陷区的凄凉况味。

进入1939年，古都北平已是沦陷了一年有半，而展望前景，天暗如铅，新年伊始，父亲感触良多，遂书七律一首——“二十八年元日有感”呈给老师药堂翁：

二十年来隐旧京，幽斋小院拥书城。

万言难补国治乱，举世谁知身重轻。

纵使飞空看圆月，可堪忍已到无生。

世尊不作冤亲别，翘首人间一动情。

诗中饱含着忧时念乱的家国之痛与书生报国无力的悲慨，读了使人心情沉重。此时药堂师尚未任伪职，弟子引师为知己，故有此诗呈之（唯不知为师者担任伪职后，再读弟子呈上之诗，又作何感！）。

从以上六首诗可知，顾随与周作人这一对师生，到1939年初，仍然保持着亲密的交往。至1939年9月，周作人开始执掌日伪控制下的北京大学的教务，而我父亲依旧坚拒到伪北大任课的聘书，师生二人的往还遂日渐疏远以至几乎极少有直接的往还（上述1941与1943年的两通代人求职信，当属特例）。

四、三种为知堂师所书的文字

父亲在不同的时间场合，为知堂师书文字三种。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作人以任日伪之职被逮捕受审。1946年6月18日，沈兼士等十四名教授及文化界人士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联名具呈法院，证明周作人有过消极抵抗之言行与保护文化之实绩，我父亲是十四人之一，至7月15日父亲再以个人名义出具证词，证明周作人有过保护被日寇逮捕之爱国人士的行动：

查三十一年十二月及三十二年一月间，华北文教协会人员及私立辅仁大学重要教职员英千里、董洗凡、张怀等均被日寇逮捕。时周作人正任伪教育总署督办，一再与敌方人员交涉释放优待。及三十四年春夏间，英千里、董洗凡、张怀等被释放，时周作人又曾署名具保。其时随正任辅仁大学国文系教授，知之甚确，特予证明如上。

私立辅仁大学国文系教授 顾随

（证词见于《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一书，南京市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这些证词当年均被法院采信。

1947年4月，父亲辗转得见周作人在南京老虎桥首都看守所中所作《往昔》卅首及《杂诗》十一首，“手抄一过”之后，“往复读之，欢喜赞叹觉有不能已于言”，28日写下《跋知堂师？骉往昔？骍及？骉杂诗？骍后》一篇千字之文。此跋固是论评知堂师之诗，而又不局限于周氏之诗作，于中亦传达了自己对诗之创作的观点。

弟子赞老师的四十一首诗，有的是“足以令读者气舒复毛戴者”;有的是“奇辟精警，近古未有，可使小儒咋舌，而其平通正达，情理兼到，又能使哲士倾心”。父亲还以己之诗与师之诗相比较，其结论是“一为概念，一为具体”，老师的诗“深入而浅出，言近而旨远”，自己弗能及。文中对周氏诗歌也并非一味赞许，他以为有些诗“其思想余或有所不解”，故“亦不欲强同”。至于老师之诗何以好，是因为诗作出之本意，而并非专注于格律形式——“师之学溢而为诗，故偶有所作，不必似诗而终成其为诗”，大异于“斤斤于声调格律之间”“似诗而终不成其为诗”的模拟矫情之作。这些评述，正是对自己“平时上堂说诗”时强调的观点——“唐以后人所作诗多似诗而非诗，其所以非诗，正以其太似诗也”——的进一步申说。

1953年7月13日，父亲在致好友卢季韶的信中有一百余字谈及周氏新书《鲁迅的故家》（函件已收入四卷本及十卷本《顾随全集》）：

来津以后得见知堂老人所作《鲁迅的故家》一书，署名周遐寿，一九五三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其中文字去年曾继续于上海日报登出，如今始汇集印成一集。日前天暑无事，曾借得一部读一过。文笔松松懈懈，仍是启老本来面目，惟所写太琐屑，读后除去记得许多闲事以外，很难说令人得到什么好处。即启老自序亦谓“鸡零狗碎”矣。深恐最近之将来不免有人要批评一通。

正因为有如上的看法，父亲以为周氏此书“如无事可以一看，否则不过目，亦不甚可惜耳”。

周氏虽不以诗名，但弟子对老师诗作评赞有加;周氏文名远过于诗名，但弟子对老师此著以至散文的一贯文笔，都颇致微辞，这恐怕正是弟子之慧眼独具处;但于中又不难味得弟子对老师著作及老师本人的关切之情。

责任编辑 张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