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柱：今天我们有理由再论“宋商天下”

10月18日上午，汴商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开封举行。作为汴商联合会的首任会长，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作了题为《宋商天下》的演讲。

开封汴梁作为北宋都城，汴商的源头也可追溯到宋商的历史。为什么说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为什么说崖山之后无中国？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景柱纵横历史，捭阖古今，用现代眼光分析了北宋时代经济、政治、商业、文化等方面为中华文明发展做出的贡献及留下的思考，得出对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以下为演讲全文，以飨读者。

为什么说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在历史书中，国运兴衰始终是笔墨主线，因此，我们爱讲“汉唐”，讳提“唐宋”。不但如此，据说黑格尔有句名言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但是，11世纪的东方却发生了一场“唐宋革命”，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样空前绝后的褒奖，源于宋代发生了巨大的“经济革命”，国家因此实现了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和人类文明的空前进步。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宫崎市定称之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因此，如果说唐代是中世纪的黄昏，那么宋代则是现代社会的拂晓。

在宋代，物质文明从庙堂之上广泛普及到民间；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同时，市场取代行政命令，成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机制；货币开始广泛流通，并出现了“交子”“会子”等有价证券；礼制的“坊市制”商业模式彻底瓦解，开封店铺一度多达6000家，仁宗嘉佑三年前，开封的商税多达2200万贯。据《宋史》记载，北宋年税收入一度达到16000万贯，折合目前人民币约2000多亿元，这个时期的北宋经济社会总量大体相当于目前的河南全省。因此，古代中国最富裕的朝代不是汉唐，而是北宋。有资料讲，北宋的GDP最高时期曾占全球的80%，这个说法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仍是中国历史最高纪录。

在工业与科技方面，胶泥活字印刷术、火药和火焰器、航海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机、水力纺织机、船用水密隔舱等都出现在宋代。

在社会管理层面，世袭贵族日渐式微，下层人民从“人身依附”转型为“契约关系”，全社会的平等化和平民化推动了人口流动，人们逐渐摆脱土地束缚，走向城市从事工商经济。同时，国家承认完整的私有产权，商业私有制迅速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在唐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全国只有13个，到北宋则达到46个。宋徽宗时期全国人口达到1个亿，城市化率已超过了20%。

经济社会与工业科技的巨大进步，带动了海外贸易的高度繁荣，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一度超过2000万贯，每年海上贸易抽税近200万贯。北宋大繁荣的国际机遇正赶上拜占廷帝国从顶峰走向衰落，而南宋在兵临城下维持繁荣的国际机遇正赶上十字军东征。因此，正如《诗经·商颂》所云：“四海来假，来假祁祁”，这种“四夷小国来朝拜，车水马龙各争先”的历史场景在北宋达到了鼎盛。

为什么说“崖山之后无中国”？

在宋代，皇帝、宰相、台谏三权相对独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皇帝以“制命为职”，宰相具体执掌国家治理，台谏有监督责权。

宋太祖曾为子孙立“誓碑”三条，第二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因此，宋朝的文官政治和民主政治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文官政治意味着理性管理，宋朝的文官制度，是在唐制的基础上，从公务员的分类、职责、考录、培训、晋升、奖惩、调动、解职，到行政命令的签署、审核、传达、执行、反馈、问责等，都得到了系统完备，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相比于汉朝的“内外朝制”和明初的“废相制”，都显得十分科学。正因为如此，宋朝由文人政治自然进入了法治时代，南宋思想家陈亮与叶适曾总结道：“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因此，宋朝在民间租赁、抵押、典当、买卖、借贷、财产继承等所有商业活动，均有周全的法令，为“全民皆商”奠定了良好的经营平台。

最近，社会上有一场关于国家产业政策的争论，但宋朝的繁荣明显在于国家以重商主义为先导，强化经济部门，推行“产业政策”。事实上，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次经济繁荣，没有政府主导，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机制，很难构建一个科学完备的现代经济体系。

宋朝文官政治的更大作用在于推动全社会各阶层的垂直调整，虽有门荫补官和进纳买官，但亦有“流外出官”。南宋宝佑四年（1256年）的601名进士中，平民占417名，官宦子弟只有184名，一改历来由“官二代”占主流的选贤积弊。历史上，物质文明高度发达时期，社会就产生功利化和世俗化，北宋也不例外，但北宋在一片功利和世俗中却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如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颁布的《惠养乞丐法》，规定每年十月后，各州政府“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每人一日“给米豆一升，小儿半之”。

元灭南宋后，建立了蒙古与金朝的混合政体，他们首先否定了宋朝“天下非君主私有，而为天下人共有”的治国理念，将土地、人口和社会财富变成草原贵族的私有财产。君臣之间不再是“各有职业，不可相侵”，而是臣为君之奴仆，臣任由君宰割。元朝废除了大宋系统完备的法律体系，对老百姓划定职业、颁发路条、随意驱虏；恢复割鼻、斩足、阉割，以及宋朝慎用的凌迟等酷刑，大兴犯罪“抄家制”；全国实行“海禁”“宵禁”，“人殉制”死灰复燃，社会治理体系回归奴隶社会的原始野蛮。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完全继承了元朝粗鄙的国家治理手段，同时直接兼任内阁首长，使元末仅存的一点文人政治彻底归零，全社会整体回归重农抑商。变本加厉的是，朱元璋还发明剥皮酷刑，任意杀人，把国家管制成一个封闭落后、“一人天下”的原始宗主社会。

清人入关初期，大兴“文字狱”，“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致使江南士风出现了严重的奴化。庆幸的是，明清两朝的后任统治者均有所觉醒，逐步以儒治世、以文治国，清朝还因此出现了“康乾盛世”。但是，在今天的文学作品中，常以“康乾盛世”为题材，对历史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歌颂那些既是八旗主子，又是国家元首，还是政府首脑的“皇阿玛”，扬封建社会之阴光，为“家天下”的皇帝借尸还魂，迷惑历史真相，麻痹子孙后代，实在是文学艺术界的一大悲哀。

在人文思想方面，宋儒登高之极的程朱理学，除了明中期王阳明的《心学》有所建树之外，后世再无回天之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魂无外朱子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到了宋代，文化的作用力登峰造极，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占了六位。儒文化下的文人政治，不乏妥协性的投降派，但更多的是包拯、岳飞、文天祥，以及身背幼帝崖山一跳的陆秀夫，这些为人处世的精神楷模，后代鲜有来人。因此，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说过：“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开明、包容、民主，承载文人理想与梦想的大宋文明至崖山之战后，戛然中断，宋之“亡天下”从人类文明传承而言，就是“文明的中断”。

现在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清末以来，受欧洲文明影响，仁人志士们都在反思一个沉重的历史人文问题：为什么中华民族如此苦大仇深？但是一些主流反思者并不是从制度嬗变的角度剥茧抽丝，而是直接炮轰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却亦良莠不齐，本应去其糟粕，扬其精华，但从“五四运动”开始，国人开展“新生活”运动，以“破四旧”为光荣，不分黑白地砸烂孔家店、控诉传统婚姻、拆毁祠堂、抨击宗族、消灭士绅、开展“文化大革命”等。几十年折腾下来，作为社会“压舱石”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全面破碎，在法治文明还未全面到来之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文化颠倒、文明混乱、信仰空虚和封建邪教。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推动下，恶俗世风又逐渐从路不拾遗颓变为拦路抢劫，从尊老爱幼颓变为扶老讹诈，从见义勇为颓变为救人要钱，如此等等，皆是丢失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报应。因此，当前建设文化自信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之路。

面对西方的洋枪洋炮，清末理学大师倭仁曾向皇帝进谏御敌之策：“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但是，如果不能“师夷之长，以夷制夷”，一味以中华文明孤居天下，也要“亡天下”。中日甲午海战就是我们永远惨痛的教训，那是一个封建封闭和大国王朝，与一个开放进取的现代强国必然发生的战争，但又是一场必然失败的战争。正如日军统帅给北洋水师丁汝昌的劝降书所言：“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如果说大宋亡国是因为重文轻武的话，那么将来我们再次亡国就是因为在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法治文明之间失之偏颇。因此，我们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建设“中道西术、法礼共治”的新兴中国。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经济是政治的延伸。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地区得不到发展的政风流弊可以归纳为“重农业而不重工业，重政治而不重经济，重关系而不重德才”。在新常态的今天，一个地区得到发展的政风内涵应该是：“文化与开放并举、政治与经济并重、法治与创新并肩”，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新常态，基于这种大环境，今天我们有理由再论“宋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