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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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寄到北平某旅馆的电报不仅改变了邵逸夫的度假行程，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的生活。发电报的人是三哥邵山客，当时，邵逸夫的三个哥哥所创办的“天一电影公司”遭到了上海当地六家制片公司的围剿，精于发行的邵山客不得不领命远赴南洋寻找生机，局面打开后，需要帮手的他想到了邵逸夫，那是1926年，邵逸夫19岁，刚刚中学毕业。

邵逸夫在邵家兄妹八人中排行老六，这也是人们叫他“六叔”的由来。当时的他并不受几位兄长的待见，尤其是大哥邵醉翁。作为“天一电影公司”的灵魂人物，邵醉翁办过工厂、开过银行，后来创立电影公司当上了导演，处女作《立地成佛》就红遍了整个上海滩，在他的眼中，二弟邨人能写会编还懂得算账，三弟山客精明能干擅于开拓局面，而邵逸夫在电影方面毫无天分，只能靠勤勉做些苦工。

当时还在读书的邵逸夫也会出现在“天一电影公司”，但完全不是以少爷的姿态，而是打扫卫生，管理演员的道具，随时准备打杂，有时为了借一件道具，要跑几十里路，还要看摄影师和演员的脸色，弄得不好就要挨骂。

就是这份勤勉，让邵逸夫有机会和三哥一起去新加坡开拓市场，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和“天一”影片在东南亚的各个穷乡僻壤“流动放映”、远赴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收购电影院、建起大型游乐场，再到1957年回港接手二哥濒临崩盘的生意、成立“邵氏兄弟影业”、建起清水湾影城，在电视兴起的时候果断地转型开办TVB，在整个华人世界中，成就了一段无与伦比的商业传奇。

邵玉轩，这个二十世纪初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将颜料号“锦泰昌”经营得远近皆知的宁波商人，大概没想到他的四子会是那个将他的从商基因完全继承、并发挥到极致的人。大哥邵醉翁去世的那一年，恰逢清水湾的邵氏影城落成，尽管官方的名称仍以“邵氏兄弟”出现，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个“邵”却是邵逸夫的“邵”。

手腕

1957年之前，无论是邵家兄弟在上海和香港经营的“天一电影公司”、还是邵逸夫和三哥在新加坡成立的“邵氏兄弟”，他都不是法人，都不是属于他自己的产业，因此，准确地说，直到邵逸夫从新加坡回到香港，将二哥父子建立的“邵氏父子公司”更名为“邵氏兄弟公司”，这才是他独揽大权打造自己的影视王国和商业帝国的开始，那一年，他50岁。

尽管是自立门户，但由于从小在兄长创立的电影公司中耳濡目染，“邵氏兄弟”一直都有“天一”的影子。

快速多产，一直是“天一电影公司”贯穿始终的经营策略，在1925年开业后短短半年的时间内，邵醉翁就一鼓作气执导了3部影片—《立地成佛》《女侠李飞传》《忠孝节义》。“天一”在上海的12年间共拍摄了101部故事片，制片速度几乎达到50天一部。这种近乎神速的拍摄效率不仅可以令观众过瘾，还可以让对手难以招架。作为“天一”最为后人熟知的影星，胡蝶曾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签约两年，共主演15部影片。一部影片常常十来天就拍摄完成。刚上完一部戏，下一步就接踵而来，中间没有任何休整。”

这一特点也在邵逸夫的“邵氏兄弟”中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延承，1963年第二届台湾金马奖上，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的黄梅调《梁祝》，拍摄时间只有半个月。1974年，邵氏影片产量达到创立以来的最高峰，一年之内，出品了50部影片。著名影星狄龙在邵氏20年，共拍了80多部电影，平均一年4部。在“邵氏兄弟”存在的近30年中，它共为华语电影留下了1000多部作品。

超快的成片速度并不能够保证每一部电影都拥有上乘的质量。但1000多部电影却都打着同一个醒目的LOGO—邵氏出品，必属佳片。对于最多时一天能看9部电影、一年看片超过700部的邵逸夫来说，他一定能分辨出电影在艺术层面上的好坏，但在“邵氏兄弟”的经营层面上，他只认可一种电影—普通人喜欢看的、好卖的电影，而这也是曾经“天一”的重要制片准则，否则，他们的电影不会在东南亚的穷乡僻壤收获那么多的观众。

在邵氏快速成长时期最关键的创作者当属从从台湾来香港发展的导演李翰祥，他曾在1959年和1960年先后以《江山美人》和《后门》两部影片囊括当年亚洲影展的所有大奖，前者的票房大获成功，创造了邵氏的纪录，而《后门》则因为太追求导演个人风格，票房并不理想。就在李翰祥在某次邵氏的高层会议上大谈特谈艺术追求时，邵逸夫突然大怒，“我拍电影不是为了获奖！”此后，李翰祥坐了近三年的冷板凳，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片约。

为了让导演们摆正心态，邵逸夫对于影片是否卖座的追求近乎势利。张曾泽因为拍《路客与刀客》大卖被邵氏撬至麾下，并被邵逸夫奉若上宾。但随后其作品《红胡子》遭遇票房惨败，邵逸夫在片场再遇到他便能视而未见。不久张曾泽拍完《吉祥赌坊》，邵逸夫看完喜形于色，请他吃饭，态度又恢复热忱。

对此，台湾导演李行也深有体会，当年他拍电影《秋决》时，邵逸夫曾准备出资。但当后者发现《秋决》是一部更重人文情怀的文艺片之后，又取消了投资。后来李行在私下里将《秋决》播放给邵逸夫看，他非常欣赏，但依旧表示倘若再重来一次，仍然不会投资。

邵氏出品的电影经常剪出多个版本，尺度最大的送欧美，最小的送南洋，中间的，则在香港上映。在邵氏所有的电影作品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三级片，这些三级片也曾在20世纪80年代的内地民间隐密地风靡。有影评人一直诟病邵氏电影媚俗、没有艺术价值，但同时，香港媒体也认为：在大时代里，邵氏拍投机、无聊的低级电影，迎合了观众的逃避心理，而浓烈的草根气质，鲜活而不乏夸张的影调，对人类基础欲望的恣意开掘也是邵氏对香港本土民风民情最透彻的洞见。

邵逸夫并非完全反对艺术，他只是一再强调：经营邵氏，是门生意。“如果拍一部纯艺术的电影，我不敢肯定这年头会有很多人喜欢。少人看，就少得益。所以我宁愿专心向大家都中意的娱乐着手。如果香港人喜欢艺术，可以去艺术中心。我宁愿捐钱给艺术中心，做艺术节。但是拍电影，就是要拍大家都看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