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惹的祸(外二篇)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运动已经发展到高潮。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学生们分了几派，斗老师，斗走资派，斗“地富反坏右”，互相“大鸣，大放，大辩论”。即使是一家人也不是一个观点，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在饭桌上也辩论得脸红脖子粗的。用当时“两报一刊”文章里的一句话说“革命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学校都停课了，学生们有的出去串联了，有的在家造反。一对年青教师家庭成份高，不是地主就是富农，自惭形秽，什么造反组织也没有参加，当上了“逍遥派”。也许是同命柑冷的缘故，闲着也是闲着，俩人就谈上了恋爱。

那时谈恋爱，是真的一本正经地谈，不像现在，谈着谈着俩人就住到了一起，美其名曰叫同居。人们见怪不怪，组织上也不追究。那时不行，即使有个亲昵动作，被人揭发了也要受处分的。有一对农村青年男女谈对象时，在草垛里有了一点儿过激行为，被造反派发现了，给他们每人脖子上挂了个破鞋，游街示众。弄得那个女青年寻死上吊的，差点出了人命。我们这两位青年教师，家庭出身本来就不好，因此更加谨慎，谈对象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是出在结婚那天。

新房是学校给准备的。把教师宿舍隔出一问，天棚用旧报纸糊一下，墙壁用生石灰刷一下，摆上一对木箱，一张两屉桌，两把椅子，就成了。来帮忙的师生们，还在窗子上、门上都贴上了大红的喜字，使屋子增添了温馨和喜庆。这两位青年教师都是师范毕业的，结婚时从各地来了不少同学。有几个男同学就搞了恶作剧，在外屋门上的大红喜字两旁贴了一副对联，上面写的什么，开始谁也没注意。婚礼简朴而喜庆，亲戚朋友、老师同学都赶来祝贺。有的拿一两块钱，有的几个人凑在一起，买个镜子或者锅碗瓢盆什么的。放几挂鞭，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婚礼就算结束了。

这时，一位革命警惕性高的造反派，却在门两旁贴的对联上发现了问题。对联本身一点问题也没有，是毛主席诗词中的两句：“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可是，贴在新房的门上，一琢磨起来就有“内容”了。有些暧昧，也有些“黄”。本来，这是两个青年教师的同学搞的恶作剧，大家一笑就过去了。但是被举报了，一时间在小镇里传得沸沸扬扬，两位青年教师洞房没进却进了“牢房”，双双被打成了反革命。

虱子救了我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闹得轰轰烈烈，已经席卷了全国。我们这个乡村小镇也不例外，大人们还能稳住架儿，学生们都毛了，听广播，看报纸，斗走资派，忙得不亦乐乎。其实，我们这巴掌大的地方，没有大学，也没有高中，最高学府就是初级中学，年龄最大的学生也就十六七岁，对社会上的事还懵懵懂懂的。大多数是随帮唱影，跟着凑热闹。

我那时候上初中二年级，十五岁，因为父亲去世早，家里生活困难，学校停课后就不上学了。母亲说，自古以来都是师徒如父子，要像尊敬父母一样尊敬老师，哪能去斗争呢，要作孽的，咱们不干那事。没学上了咱就不去学校了，家里缺吃少烧的，你也不小了，干点活吧。于是，我就每天揣着两个饼子一瓶水，和邻居的几个孩子一起，去离家七八里地的草甸子打柴火了。

秋天的草甸子是很美的，五颜六色的花儿开得热热闹闹，天上的鸟儿唱着，草丛里的蝈蝈叫着，我们几个半大小子打柴累了，就在草甸子上尽情地玩耍着，心情像秋日的天空一样，好极了。

忽然有一天，一个同学找到我，说是人家都去北京串联了，咱们也去吧，坐火车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我一听心就活了，长这么大没坐过汽车，连火车什么样都没见过，有这么好的机会咋能不去呢?可是回家和母亲一说，母亲不同意，说是兵荒马乱的，出点啥事后悔就晚了。少年的心就像脱缰的马，放出去就很难收回来。那几天，我的心就像长草了一样，吃不好，睡不着。母亲看实在阻止不住我，就把家里仅有的十块钱缝在我的衣服里子上，嘱咐我不要贪玩，去北京看看就回来，北京再好，不是咱的家，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记着妈妈的话，我们上路了。

我们搭乘粮库的运粮车去的县里，又在县火车站挤上南下的列车，去了北京。我语文虽然学得一般，但这个“挤”字用的是十分贴切的。火车里的过道上，行李架上，座位底下，甚至厕所里都挤满了人。我连个椅子边都没搭过，就在过道上挤着，两三天才到了北京。

我们住在复兴路小学的一间教室里，等着毛主席接见。教室桌椅搬走了，水泥地上铺了草垫子，每人发一床被子。一间教室睡十几个人，除了我们几个黑龙江农村孩子，还有几个上海的学生。他们见我们穿得土里土气，就有些瞧不起我们，指指点点地说些我们听不懂的鸟语。有一次我们从外面回来，看见他们一帮男男女女竟然在翻弄我们的被子，有一个男生拿着一个草棍扒拉着一个虱子，让其他人看。我们就吵了起来，吵着吵着就动了手。我被一男一女逼到了墙角，他们一个拿着拖布，一个拿着笤帚，气势汹汹地要揍我。我个子小，还赤手空拳，眼看就要吃亏了。我突然灵机一动，指着那个女学生的头说：虱子，虱子!那个女学生愣了一下，嗷地一声就坐在了地上，乍撒着手，浑身发抖，又哭又喊。她的几个同伙放弃了打斗，都围了过去。这时，带队的两位解放军来了，听说我们因为虱子打架，就哈哈大笑。他俩也许是农村入伍的战士，很同情我们，狠狠地批评了上海的学生，我们觉得很有面子。

事情过去四十多年了，我还记着，我感谢虱子。

“挤”电影

这件事说起来有些不好意思，也令人费解。有放电影的，有看电影的，当然也有拍电影、演电影的，挤电影的就很少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我得慢慢告诉您。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家住在东北通肯河边的一个小镇子里。那里很闭塞，没有现在的电脑、电视，连电影也很少看到，所以，每当县里的电影队到我们这演出，镇子里就像过节一样，十里八村的农民们都蜂拥而至，一饱眼福。“水泄不通”这句成语，我就是那时候真正理解的。

电影队一般都带来两部片子，一部是已经放过多次的老片，一部是一次也没放过的新片。老片在中学操场上公开放映，新片在镇里的俱乐部放。这就是说，老片可以免费观看，新片就要花一毛五分钱买票观看。那时候，家家的生活都不富裕，给小孩子拿钱买票看电影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半大小子就只有“挤电影’了。

说是俱乐部，实际就是一个像工厂厂房似的长筒房子，里面放上一些长条凳子，能坐四五百人。我们学校开大会就是在这里，刚好能坐满。演电影时看的人多，连坐带站能装七八百人。这七八百人中也没有我们小孩子的份儿，我们只有守在门口，巴望着把门的发善心，放我们进去。把门的人一个姓杨，耳朵有点背，我们就叫他杨聋子；一个姓赵，得过小儿麻痹，我们就叫他赵瘸子。这俩人很认真，不买票谁也不让进，赵瘸子的亲侄子赵小龙也在我们中间，可他近水楼台不得月，叔叔一次也没放他进去过，气得他经常和我们一块喊赵瘸子。

每当电影开演后，我们一群小孩子就挤在俱乐部门口，央求把门的放我们进去。我们知道肯定不行，就先礼后兵，往里挤，挤着，挤着，他俩挡不住，呼啦一下，我们就都进去了，像泥鳅一样钻进人缝中，沉浸在电影里。所以，我小时候看过许多电影，但是，很少看过完整的。有的看过半部，有的看过一个尾巴。

现在想起来，当初挤电影有些不文明，也不礼貌。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对当年的挤电影我仍记忆犹新。这些年，看过许多电影，当然是在电影院里，甚至是豪华电影院，可是，我还是看不出当年挤电影的味道来。对一些乡村孩子的恶作剧我们还是谅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