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贫困地区的教育需求

一、特困地区的移民教育需求

1983年，国务院为“三西”地区确定了“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旱路不通另找出路”的开发建设方针，提出了声势浩大的移民工程：即用10年时间对甘肃中部20个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8个县，采取群众自愿，国家扶持（每年投资2亿元）的方法，由政府组织，把山区一些贫困带长期不能解决温饱的农户，搬迁到河西走廊及黄河沿岸的闲散地带或有水利骨干设施的地区。实际上，全国类似于“三西”的地区不少，不可能都进行搬迁，而是要组织他们进行生产自救、合作和劳务输出。特困地区青壮年大都外出打工，家里只留下老人、妇女和孩子。所以，这实际上是变相移民。移民地区的教育需求是各种形式的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技术教育，要改变他们“等、靠、要”的惰性观念，促进贫困地区的封闭社会系统开放，鼓励人口的迁移和流动。甘肃省永靖县移民区人口有59.4%是文盲，因为没有文化，他们掌握不了水田耕作技术，即使到了川区，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摆脱贫困。选种育苗、病虫害的防治、化肥农药的使用、农用机械的操作维修等，这些农业常识在移民区却是新兴事物。因此，移民区的成人教育尤为重要。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应成为扫盲、生产示范、技术推广的综合体。成人教育培训中心应集综合性、灵活性、适时性、多功能性于一体，按照当地社区的需要，及时培训各层次、各行业的劳动者。

二、少数民族地区的女童教育需求

在少数民族地区，女孩往往很早就成为家庭的劳动力，父母送女儿入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家庭的生产力为代价的，他们理所当然地期望这种牺牲能够带来相应的回报。种地不如老子，持家不如嫂子，女红不如妹子，这样的教育是满足不了家长的需求的。贫困地区女童必须在相对较短的学习期限里，获得最必须的基础性知识，掌握实用技能，养成交流与合作的习惯，具备现代公民的自我意识和独立个性。女性受教育的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很多地区，女性的自我意识淡薄，心甘情愿充当生养孩子的工具，一辈子侍候别人、洗锅爬灶、足不出户，这是少数民族妇女参与社会生活的最大障碍。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位教师，教育一个男孩只是教育了一个人，教育一个女孩则是教育了一个家庭。发展女童教育，提高妇女素质，可以有效控制人口数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建立两性平等的教育价值观，消除性别歧视观念。女童教育需求低的主要原因是：①家长无力负担学杂费、书本费、学习用品的费用；②学校缺乏课桌凳和必要的教学设备；③母亲是文盲，对教育缺乏认识；④早婚早育习俗和宗教戒律的影响；⑤与居住分散，上学路途太远；⑥课程内容缺乏地方、民族特色，脱离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对女童缺乏吸引力；⑦教学方法不适合女生特点，造成厌学、退学和弃学；⑧缺少少数民族女教师，女童寄宿缺乏安全感。

改善女童的教育环境，需要从舆论、资金、政策、计划等多方面给予支持。正在岭南、四川凉山和湖南、广西实施的救助失学女童的“春蕾”计划，为这些贫困地区实施免费初等义务教育，保障少数民族女童受初等教育的基本权利。

三、边远山区的扫盲教育需求

东西部发展差距的形成有自然条件上的原因，也有人为政策上的原因。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在区域发展问题上基本上采取了“梯度推移”理论，这种理论承认在区域发展上的不平衡性，采用不平衡的发展策略来促进国民经济和区域的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利用特殊政策让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就是例证。虽然这是为了带动全国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区域发展的差距加大，“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体制加大了基础教育的投入差距。拿1993年与1990年相比，中国沿海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广东与中西部经济落后的安徽、河南、贵州之间的人均教育拨款差距由1.6倍扩大到2.14倍。江苏省经济富裕县与贵州省贫困县之间初等教育生人均事业费支出的差距为4倍，人均公用事业经费支出的差距高达10倍到20倍。1991年，全国教育支出占财政收入的16.6%，而甘肃省教育支出占财政收入的30.19%，在甘肃省的通渭、和政两个贫困县，这个比例分别为99.95%和104.35%。也就是说，在和政县，即使把县财政收入全部给教育，仍不能满足教育的基本支出。由于财政收入有限，见效慢、周期长的基础教育被最先舍弃。其实，越是资源短缺，越要选好教育投资的重点，争取最大的效益。从世界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最高；在中等发达地区，职业技术教育的发达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在发达地区，素质教育和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最强。事实上，越是在贫困地区，低重心、非正规的教育形式作用越大，开发未能接受基础教育的那一部分人的人力资源的效益越明显。1990年的中国各地区的人口经济密度和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安徽、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7个省区文盲率平均为33.6%。人口的经济密度为10.2人/万元，这就说明西部地区最大的教育需求不是升学就业，而是扫除文盲。“身居宝地度穷日，手捧金碗讨饭吃”是西北地区生产方式落后、劳动者文化素质低、科学技术难以推广造成的。199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省区每一千人口中平均达不到一名科技人员，足见基础教育之落后。全国331个国家级贫困县，西北地区占1/3。在这1/3的地区，“三低一高”（学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低而辍学率高）现象普遍，新生文盲大量产生。利用现有中小学校舍、师资、图书，将传统的识字教育转变为功能性扫盲，是贫困地区潜在的巨大教育需求。

四、职业技术教育需求

职业技术教育是弥补升学教育不足的最好途径。1989年2月，国家教委明确指出：“我国普通中学的毕业生，除少部分升入高一级学校外，大部分都准备就业。”青海省提出：从1988年起，所有单位不得从没有经过职业技术学校学习的毕业生中招工招干。目前，西北少数民族职业中学已设有财会统计、缝纫、建筑、电工、体育、幼儿教育、水泥工艺、纺织、锅炉、焊接、热处理、工艺美术、园林、商业驾训等专业。西北四省（甘、青、宁、新）已初步建立了一支拥有4657人的专任教师队伍，但由于落后地区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差，教师待遇不高，生活环境艰苦，自然环境恶劣，这些地区教师流失现象严重。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农村经济将保持多元化的经济格局。农村各业对科技生产力有着不同的要求，如乡镇企业和种植业差异很大，就是同行业，要求也不同。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劳动者要求有多样化的职业技术教育。很多职业岗位和从业者并不需要系统的职教训练，只须短期培训即可。职业技术教育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培养的人能留得住、用得上、懂技术、会经营和管理，是致富的“酵母”、脱贫的使者。贫困地区要形成以职业中学为中心，以回乡初高中毕业生为骨干，以县乡科技推广机构为支撑点，以专业户、重点户为纽带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体系。1992年10月制定和颁步的《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改革指导纲要》（试行）指出：绝大多数少数民族聚居县（旗），要集中力量办好一所骨干示范作用的职业中学；在地、州（盟）办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中心；在乡镇办好农牧民文化技术学校或在县举办农牧民实用技术培训中心；开展多种形式、多层次的职业和职工岗位培训；把扫除文盲和学习科普知识、实用技术紧密结合起来。职业技术教育需求的高低取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又取决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职业技术只有在投资环境良好的地方才能显示它的作用。贫困地区职业技术教育需求不旺的根本原因是学用脱节、学非所用、大材小用、高才低用。贫困地区的人们缺乏投资意识：有钱修房子，无钱办企业；宁肯穷十年，不愿冒风险。技术与资本不能结合，农工商不能联为一体，终致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迟缓。

五、成人教育的需求

中国最早提出“教育救国”的一批有识之士发起的农村教育实验热潮，目的是消除农村教育脱离实际的弊端，改善农民生活，稳定社会。黄炎培在山西和江西昆山的教育实验，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实验，陶行知在南京、上海的乡村师范和上海工学团实验，梁漱溟在河南辉县和山东邹平的乡农实验，陈鹤琴在江西进行的生活教育实验，雷沛鸿在广西进行的国民基础教育实验，都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限制而未能救治社会。1949年后，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老少边穷地区，仍然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有些地区水土流失、沙漠化更加严重，由于人口膨胀、耕地减少，温饱问题大都没有解决。政治体制僵化、经济体制封闭、教育体制单一造成了农民的素质低下。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祥林嫂在这些地区随处可见。这些人苟且偷生、麻木不仁、坐等救星。缺乏系统教育的成年人统领着农村的生产和生活，他们的无知是最可怕的。农村必须坚持不懈地扫除青壮年文盲，大力开展扫盲后的继续教育、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生活教育，要本着学用结合、按需施教和注重实效的原则，对基层干部、乡镇企业职工、农村技术人员、农村商贸业务人员开展岗位培训，尤其抓好回乡初高中毕业生的实用技术培训。

农村成人教育应实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正规与非正规相结合、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形成要学、勤学、会学和乐学的良好风气。各类成人学校、广播电视教育机构、函授教育，一定要各显其能，举办各种讲座、短训班，成为促进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移风易俗，革故鼎新，改变农村的人文环境，是培养成年农民教育需求的重要环节。物质的贫困是不易改变的，但精神的贫困是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教育救国”的愿望未能实现，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科教兴县”、“科教兴省”、“科教兴国”是完全有理由实现的。中国城乡居民的5000亿存款，应该引导到教育消费方面来。激发成年人的教育需求，是解决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六、普通教育的需求

贫困地区的普通教育，是通向干部之塔的唯一通道。任何人也不可能打消农民望子成龙的期盼。这是普通教育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巍然屹立的主要支撑点，但由于培养目标单一，教育的功能得不到发挥，政府统揽的办学体制排斥农村社区的参与，缺乏应有的活力。教学内容统一，缺乏特色，脱离农村生活实际，忽视学生科技意识、创新意识的培养，轻视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乡土教育，束缚了农村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学生的需求是多样的，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只想考大学、当干部。普通教育必须要满足这些需求。在重视普通文化课的同时，进行职业技能训练和短期实用技术培训。小学“6+1”模式、初中“3+1”模式和高中“3+1”模式，应该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因为在贫困地区，要构建一套与基础教育平行的职业技术教育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经济、快捷的途径是依托现有小学，融入实用文化知识和技术，使小学生、初中生能有一技之长，使高中生能在市场经济中参与竞争。普通教育职业化、基础教育综合化，是为农村中小学生开辟出路的举措。只有分流，才能解决中小学超负荷运转和“广种薄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