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与重构:从教科书看教育史研究的新路径

历史的首要问题是要弄清楚历史的事实。众所周知，当下教育通史的建构，以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的发展为逻辑主线。然而在教育的现实中，教育制度、教育思想都位居于上层，以此为逻辑主线建构的教育史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历史真实场景的关照。教育历史中真实的人、事、物被模糊化、由此呈现出的是焦点模糊的教育历史。鲜活的历史呈现需要鲜活的原料，我们起码应该知道“那时”的教育活动中在教什么、学什么、怎样教与学，这三个基本事实。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此作出了回答，但教科书，这来自教育历史第一现场的“参与者”，它记录着更直接、更鲜活、更详细的答案。然而，在主流教育通史的建构模式的引领下，我国当下教育史研究相应地大规模集中在教育制度、教育思想两大领域当中。即便是专史研究，即专门指向教科书的历史研究也还局限在学科领域之中，还未出现对教科书历史的系统的梳理之作。显然，这条通向历史现场的路径被教育史遗忘了。

石鸥教授新著《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跨度1879-2009年，以新中国成立为界限，分上下二册以图说的形式速写了教科书历史的变迁图景，也同时记录了我国现代教育从萌芽到蓬勃发展的历史形态。这部现代教科书的历史速写将教育史的目光折向教科书，首次展现了自教科书在我国出现以来的百年变迁。一幅幅图片将我们带回历史的课堂之中，聆听那些在世纪长廊中回旋着的朗朗书声。这部著作提示我们：教科书，作为教育历史中特殊的参与者，可以鲜活地还原教育历史的第一现场，可以记录教育制度、诠释教育思想，它使教育史见人、见事、见物。

一、它还原教育历史的第一现场

课堂是教育活动的第一现场。历史的叙述需要从历史的第一现场中获得信息，在教育的历史中，能够记录教育历史现场的元素有教育活动中的人与物。教育活动中的人包括教师、学生、学校职员、家长等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人物，受时空的限制，我们不可能主要依靠这一因素中获得教育历史的信息。只能主要依靠物的层面来探求更多、更可靠的信息，尽可能地还原教育的历史现实。因为它较少地受到时空的限制，它是教育历史的主要的信息承载者。而物的层面中，教科书承载了教育历史中最丰富的信息。它记录了教育者的预期或目的，规定了教育内容，预设了教育活动的方式、教育活动的结果。它以独特的方式呈现了教育历史的第一现场。

翻开石鸥教授新著《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我们看到，1879年的教育现场是留长辫、穿长袍的学童在学堂里摇头晃脑地吟唱到：“天地一日月一山水。”(《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上册第6页)这是我国最早的现代意义的教科书…诞生时的教育现场。也是从这时开始，“三、百、千”式的传统教材随着清王朝的土崩瓦解，逐渐退出教育的主流领域。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此时的教育现场是剪去长辫的新式学生高声颂扬着：“中华，我国之国名也。”(《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上册第105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的教育现场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学生向全世界高声呼喊着：“看!我们的国旗，高高升在旗杆顶，它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诚心减意向它致敬。”(《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下册第61页)2009年，此刻的教育现场的丰富与精彩也将在教科书中被记录下来。

《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将镜头推至百年来的教科书历史发展之上，首次将视点聚焦在一本本珍贵的教科书，我们透过此得以鲜活地还原了历史上的教育现场。随着教科书中一行行文字，我们仿佛听到了那在世纪长廊中回旋着的朗朗书声。拿着这一本本来自第一现场的实物，我们仿佛也进入了教育历史的第一现场。这是需要我们关注的，来自现场的最真实的历史信息!它让我们看到教育历史的真实场景，告诉我们那些发生在历史第一现场真实的事件。

二、它记录教育制度

教科书与教育制度的关系尤为密切。现代教科书便产生于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1902-1904年，现代学制正式从西方引入我国，传承几千年的科举制度被推翻，适应于科举制度的传统教材也被现代教科书取代。至今，现代教科书在我国已有百余年历史，这其中不免周折变化，而致其变化的最主要原因便是教育制度变革。每次变革教育制度，教科书也必然进行相应地调整或重新编写。

《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上册第二章“我国现代教科书的成型”展示了我国第一套在学制的规定下编写出来的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它的产生源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布并实施《奏定学堂章程》(也称‘癸卯学制’)和1905年科举的废止，促使新式学校雨后春笋般涌现，急需大量新式教科书。当时社会上虽然已有了一些零散的教科书，但均不系统、不完整。商务印书馆审时度势以出版新式教科书为中心业务，全面启动了教科书编写业务。其中最著名的也是癸卯学制颁布后全国最早最完整的教科书为《最新教科书》系列。”(《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上册第58页)自这套教科书后，政府颁布的教育制度文件成为我国教科书编撰的基本准则，我们可以依循教科书的变迁看到教育制度的更替。

每个时期教科书的学科、册数、内容分布等因素不仅反应了当时官方教育制度的要求，还能体现教育制度的历史现实。对教育制度的梳理，除了从官方的教育文献中爬梳外，挖掘教科书也是个不错的途径。在《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中，我们看到中华民国成立之初的小学教科书中，同时有“春季始用”“秋季始用”版本(《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上册第104页)，而后又取消了这两种版本，这记录了民国初期的学制变化。又有“单级教科书”(《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上册第149页)，供应给当时复式教学形式的小学。在1927年前后世界书局出版了一套《新主义教科书》，其中有“前期小学”“后期小学”的版本(《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上册第213页)，这说明学制中曾出现过“前期小学”“后期小学”这一设置。在《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上册第五章“教科书迅速变化和模式化共同演进的时期”，我们看到“新课程标准”颁布，各大书局出版了以“新课程标准”命名的教科书。原来，“课程标准”并非新名词!在《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下册，同样可从一本本教科书中看到了从建国初期教育制度的统整与规范，“文化大革命”中的颠覆，改革开放后的重建与发展。

这其中，一些是我们熟知的，还有一些是我们从’未听闻的，在官方的教育文件中、在各种教育文献中并未记载的，然而由教育历史的第一现场获得的信息，也使你我无法质疑。可以说教科书不仅是教育制度的反应，它所己录的更是最真实的教育制度的历史。

三、它诠释教育思想

当前，对教育思想史的建构一般是以个体的教育家为单位，即重点叙述及分析每个时期有影响力的几个教育家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以朝代的更替为划分。这种叙述逻辑清晰，简明易懂。实际上，还可以开辟一条路径诠释教育思想的变迁史，那就是教科书的变迁史。每本教科书编撰必然蕴含着当时的教育思想、理念以及流行的教育思潮。对历史上影响颇大的教科书进行研究，分析其内容、体例等方面的变化，也许更能找到在教育的实践层面那些发挥更大功能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思潮。让我们来看看《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中，这些可以诠释教育思想的片段：

1903年，丁宝书编写《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书中提到学习历史的目的是“识古并合之由，以起近今丧亡之痛，长学识，雪国耻”。(《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上册第12页)

1905年，彪蒙书室出版《绘图中国白话史》，“该书设计巧妙，行文简洁，每课又配置插图，适宜蒙童教学”。(《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上册第24页)

1906年，清学部编写的《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第一册第二十课为全图，并无文字，每一课占两版，上栏为该课标题，其余全部为图画”。(《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上册第78页)

1912年，《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校用)遵守教育部要求锁定教育宗旨，阐发共和及自由平等之真义，提倡国粹以启发学生之爱国之心。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