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化阶段的中国大学特色:回顾与反思

摘要:从19世纪末的萌芽到20世纪末的改革与发展,是中国大学探索形成自身特色的百年。作为后发外生型的中国大学,其特色之路充满了障碍和矛盾。中国大学一直处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之中,处在学术自主与外在控制的挣扎之中,处在借鉴模仿与追寻特色的徘徊之中,处在“致力于高深学问”与“升官发财之阶梯”的矛盾之中。现代中国大学要追求其最原始的特色,必然要从内向外进行根治,回归大学的本性,遵循大学的逻辑。

关键词:精英化阶段;中国大学;特色

中图分类号:G64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059(2010)02-0062-05

China"s Un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at the Elite-oriented Stage: Review and Reflection

YANG Tian-ping, LIU Ai-sheng

(Research Center for Educational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Zhejiang, China)

Abstract:From its germin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its comprehensive recovery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a"s university has pursue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for over a century. However, this jouney of self-exploration has been fraught with obstacles and contradictions, includ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native culture and alien culture, between academic autonomy and external control, between imitation and originality, and between " exploration of knowledge" and "preparation for career development", etc. It is imperative for modern Chinese university to return to its nature and follow the logic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pursue its origin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Elite-oriented stage; China"s un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从广义上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指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从培养少数精英逐步向培养各行各业专业人才过渡直至向社会全体公众普及的发展过程。换言之,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历史过程[1],不是骤然发生的。因此,回顾和反思精英阶段(按毛入学率15%来计算)中国的大学特色①,并从中吸取教训与经验,对当下大众化阶段的中国大学特色的创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把精英化阶段的中国大学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清末大学教育的萌芽阶段(1862-1911);二、近代大学教育阶段(1912-1949);三、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探索阶段(1949-1978);四、高等教育调整和恢复阶段(1979-1998)。

一、清朝末年大学教育萌芽阶段的大学特色(1862-1911)

近代中国大学是从西方“移植”而来,是外生后发的,是被动而非主动的。无论是各种类型的洋务学堂,还是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都是在“教育救国”的理念下兴起的。中国大学自诞生起,就强烈地受到当时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这无形中塑造着中国大学的性格,使大学在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发展中形成特色。

(一)“中体西用”的办学宗旨

冯桂芬是“中体西用论”的最早表述者,他在《采西学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2]这种“本辅”说实际上已道出了“中体西用论”的基本内容。1896年,孙家鼐在《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明确提出:“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3]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对“中体西用论”作了最系统的阐释。他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并明确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办学宗旨的影响,当时的学科设置也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当时一般将学科分为两大类:“一曰溥通学,二曰专门学”。所谓溥通学,是指各个学生均需通习的功课;所谓专门学,是指学生要专精的一门学科。溥通学设有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等10种;此外还有并习的外国语。专门学设有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等。这种办学宗旨几乎融入到时当时兴办的每一所大学堂的精髓里面,并深深影响到后来的办学。以京师大学堂为例,从“戊戌变法”前的倡议,到“戊戌政变”后的建成,中间经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几经变更,坎坷备尝,但有一点值得注意,不管情况怎么变,管学监督怎么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始终没有变。[4] 43-44

(二)控制严格的管理体制

清末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创建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已经被确认下来。“相比于其他国家所履行的高等教育管理责任,清朝政府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不是在顺应高等教育自身管理需要时的自然介入,而完全采取行政管理方式,驾驭高等教育……不是按照应该具有的研究精神的教育机构模式去培育和鼓励的,而只是把近代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当作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政府可以抓住的一个依靠,而全然不顾它的基础和将来的发展前途。”[5]继续以京师大学堂为例,一创办就烙上了鲜明的“国家意志”。京师大学堂在管理体制上具有两种职能:一是培养备国家任使的明体达用通才,成为各类学子得以深造的全国最高学府;二是为加强对全国各类学堂的统一管理,具有管辖全国学务的职能。这两种职能,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有明确的规定:“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各省近多设立学堂,然其章程功课皆未尽善,且体例不能划一,声气不能相通。今京师既设大学堂,则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管……。”[4] 48正是出于对高等教育的驾驭,京师大学堂管理人员的任命、晋升与考核方式,学生毕业的考核与奖励方式等,都没有按照大学应有的逻辑与理性来管理。例如,孙家鼐1899年1月制定的《京师大学堂规条》多达31条,从祀孔到学生入堂后的行为准则到斋舍管理,无所不包。这些规章制度,虽表面上出于管理学生的需要,但可以明显地看出政府对学生思想的控制。

以上两点是清末政府高等教育最有特色之处,并一直延续下来,影响至今。对于这一阶段还处于雏形的高等教育,期望值不能太高。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垂死的清政府驾驭外生的“大学”,以期作为一个救国救民的筹码。

二、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发展阶段的大学特色(1912-1949)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了教育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开始从制度上设计与规范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大从一所以腐败出名的封建京师大学堂转化为一所彪炳中国高等教育史册的著名学府。以此为标志,中国近代大学走向了曲折的崛起与兴盛之路。

(一)独特的办学理念

办学理念是关于大学的性质、职能、使命、目的、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理性认识。近代大学虽仿西方而建,但一诞生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蔡元培在北大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理念,虽直接受益于德国大学,但也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诸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思想。张伯苓在南开提倡“允公允能”的理念,源于《易经》,他认为:“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罢休,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6] 781937年创立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将“立信”的理念引入办学过程中,以“信以立志,信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为校训[7],可谓独树一帜。其他诸如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厦门大学等,都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

(二)坚定的办学精神

办学精神是指大学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群体心理优势和精神文化形态,是一种能量源泉。近代中国大学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既塑造了大学的办学精神,反过来大学精神又推动了大学的发展。依然以南开大学为例:其创办之初,相当艰难,尤其缺乏经费。为此严修和张伯苓二人四处奔波,席不暇暖,游说各地,筹措资金。张伯苓曾对南开大学的学生们讲:“我为自己向人开口捐钱是无耻,为南开不肯向人开口捐钱是无勇。”[6] 69“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南开于7月29日及30日惨遭轮番轰炸,“时苓因公在京,以数十年惨淡经营之学校,毁于一旦,闻耗大恸!”[6] 255但第二天,他即对《中央日报》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6] 230再拿西南联大来说,当时物质缺乏,设施奇缺,甚至连薪水都发不出去。许多教授为了糊口,想尽了办法:吴大猷摆起了地摊,闻一多为人刻治印章,汤用彤等一些教授一度食粥度日,梅贻琦经常吃白饭拌辣椒,等等。但在这种环境中,广大教师仍表现出“不屈不挠的耐心和勇气,在他们国家的边远地区工作,同时在他们所处的逆境中,还表现出极端甚至快乐的情绪”。[6] 267加拿大学者许美德对此就表示“吃惊”,她说:“尽管这一时期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但中国的许多高校仍然坚持不懈地保持了各自的办学特色”。[8] 83

(三)优秀的大学校长

大学校长是学校的灵魂,对一所大学的成功创建、平稳运行、革故鼎新、进步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9]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大学校长,如蔡元培、蒋梦麟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潘光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等等,他们的办学理念鲜明高远,治学方略实际可行,人格魅力令人迷醉。他们一路上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奠基与成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程斯辉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研究》总结出,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在办学过程中形成了八大特色,具备出众的能力、中西文化兼容的知识结构、坚韧的性格以及高深的品德,这些素质是他们能从校长转型为教育家的内在根源。美国哲学家杜威则这样盛赞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人。”[10]

(四)卓越的社会贡献

近代中国大学是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和变革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11]在促进政治现代化方面,培养了“新民”和共和人才,推动了民主化进程,传播了新思潮,孕育了中国共产党,改造了政教合一的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传统。在经济方面,培养了一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工商业人才,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在文化方面,近代中国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促进了民主和科学思想的传播,促进了知识的普及和民众运动的开展。以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为例:“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业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12]近代中国大学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大学所无法比拟的。

在对近代中国大学特色的简要回顾后,大体有如下感受:虽然当时对大学个性和特色发展有所关注和重视,但大学并没有刻意为之,而是遵循大学逻辑,努力踏实地走好每一步;大学校长在大学的发展中起到核心作用,校长的性情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大学的特色和个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较小办学规模有关;近代中国大学最让人留恋是她百折不挠的办学精神,以及对自由、正义和真理的追求,这一点让大学特色充满了生命活力,而不至于是冷冰冰的“特别出色”。

三、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探索阶段的大学特色(1949-1978)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高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一个结构严密、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了。1958年,全国开始进行“教育大革命”,各地大办高等教育,高等学校成倍地猛增,造成质量下降,人才比例失调。1961年又被迫进整顿。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高等教育重新陷入混乱和瘫痪状态。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的几十年里,中国大学或仿效苏联,或探索发展自己的道路,都志在于使大学更好地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服务。但历史总是这样残酷无情,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中国的大学走上了一条异常艰辛之路。这里只能总结几点给人印象深刻的特色:

(一)全面学习苏联的经验

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大学之间的开放交流、相互学习,自古以来就连绵不绝,但像中国这样全方位、立体式、“几乎到了不折不扣、照搬照抄”[4] 281地学习他国教育理论、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材教法、教学计划、教师培训等方面,是绝无仅有的。这其中突出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两所大学聘请了大批苏联专家,并在其帮助和指导下,设置了学校内部机构,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设置了专业,制定了各专业的教学计划,帮助培养师资和研究生,指导老师编写教材、讲义和建实验室,全面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

为实现当时所确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也受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国家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进行改组,创建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院校,这种院校强调学生既掌握扎实的专业技术知识,又掌握广博的理论知识,即“又红又专”。同时,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在基础理论学科的设置及其内在联系上则保持着欧洲大学的传统特色。大量的专科学院仍然维持着与生产或工业部门相联系的那种模式。[8] 110

(二)重视师生思想的改造

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种思想改造运动,是以阶级斗争学说为思想基础的。长期以来,由于把知识分子划归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范畴,并认为其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因而,知识分子总是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的对象。实际上,早在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原局就发布“争取、团结、改造和培养知识分子”的指示。这一指示成为新中国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原则。1951年9月,真正的思想改造运动拉开了序幕,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高潮。这种思想改造虽有成效,但很显然混淆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给广大教师和学生带来不可避免、难以弥补的伤害。

1956年5月,高等教育部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规定: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培养具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实际工作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掌握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就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并且身体健康、忠实于祖国、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和随时保卫祖国的高级专门人才。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3]可见,这段时期,高等教育的“不正常”发展,根本上是由于大学失去了自由和自主,大学仅仅沦为政治工具,走上了克鲁贝尔所谓的“政治论”的极端。

四、开放以来高等教育改革阶段的大学特色(1979-1998)

“文革”开始后,中国高等教育开始“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等教育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这一路上,我国高等教育总体朝前,但并不一帆风顺,尤其在“80年代的后五年,许多问题都暴露出来了。中国大学一直在寻求建立自己的特色,却发现被淹没在外界变迁的洪流中,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由自己控制的。”[8] 157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才真正意义上进入快车道。

(一)层出不穷的教育改革

这一阶段的高教改革简直可以用“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来形容。综观整个改革历程,我国整个高等教育的改革是在“教育思想观念改革是先导,教育体制改革是关键,教学改革是核心”的总体思想下展开的。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进展可概括为三大部分十四个方面。三大部分的改革是:高等教育思想观念改革、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十四个方面的改革是:在高等教育思想观念改革部分,主要包括高等教育价值观的转变、高等教育办学观的转变、高等教育人才质量观的转变、高等教育办学观的转变以及高等教育育人观的转变五个观念;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部分,主要包括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高等教育招生与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以及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五个方面;在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部分,主要包括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专业结构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以及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四个方面。[14]不过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一些改革并没有起到多大实效。

(二)异彩纷呈的校园文化

改革开放20年,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20年,也是大学校园文化风起云涌的20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文学在人们的以目中具有十分神圣和崇高的地位。“伤痕文学”、朦胧诗最早即发轫于大学校园,也出现了像《诗耕地》、《未名湖》等较有影响的刊物和像北岛、舒婷、顾城等具有影响的大学才子。80年代后期,西方思潮开始在大学校园流行。哲学思潮出现“尼采热”、“实用主义热”;经济思潮从凯恩斯主义到弗里德曼主义,经济价值取向更为激进;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开始涌入校园。这些舶来的思潮不断对传统校园文化进行解构,颠覆固有的价值体系,同时也使部分青年学生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深渊,并最终导致了80年代后期一次又一次的学潮。到了90年代,“金庸小说”、“王朔热”在大学校园流行开来,同时大学校园一股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阅读领袖传记和纪实文学的热浪悄然出现。90年代中期以来,大学的课桌文学和寻物启事作为校园的两种文化现象日益受到人们关注。90年代末期,网络文化大踏步进人大学校园,并对大学生产生愈来愈显著的影响。[15]从大学校园文化的变迁中可以发现,它的发展明显地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同时又有传统文化的烙印。

(三)国家主导的“重点建设”

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作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指示:“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在上述思想纲领指引下,1978年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决定恢复和办好一批重点高等学校。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规定,“为了增强科学研究力量,培养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要改进和完善研究生培养制度,并且要根据同行评议、择优扶植的原则,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重点学科比较集中的学校,将自然形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1991年,原国家教委向国务院在《关于重点建设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报告》中提出:“建议由国家教委设置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该项目简称为‘211’计划”。1995年,发布《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明确了“211工程”的总体建设目标及任务、主要内容、“九五”期间的建设规划任务等。从此,“211工程”作为我国教育战线唯一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列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第九个五年计划,并正式开始实施。[16]重点大学政策的重启,一方面使我国优先发展重点的高等教育战略得到延续,加大了政府对大学的投入,促进了大学实力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进而影响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可见,这一阶段的大学特色与整个时代气息、国家命运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大学逐渐走上正路,成为国家发展的“动力站”;另一方面,大学内部变革不绝如缕,试图找回原有的理性和记忆。

总的来说,从清末高等教育萌芽到新中国高等教育全面恢复与发展的百年,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在艰难曲折中不断探索和发展的百年,实际上也是提出和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百年。但是,作为后发外生型的高等教育,中国的大学特色之路又充满了许多障碍。从以上简单的梳理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中国高等教育一直处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之中,一直处在学术自主与外在控制的挣扎之中,一直处在借鉴模仿与追寻特色的徘徊之中,一直处在“致力于高深学问”与“升官发财之阶梯”的矛盾之中。中国高等教育生不逢时,先天不足,后天不补,固然有民国时期童年的辉煌,但也免不了整体的虚弱。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大学是缺乏精神的,工具性和政治性太强了。中国大学要追求其最原始的特色,必然要从内向外进行根治,回归大学的本性,遵循大学的逻辑,任何类似于“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治疗方式,都于事无补。再者,从以上资料整理中,我们也能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也有很强的延续性,一直主导着高等教育的“意识形态”。这也意味着我国现代大学特色的创建,一方面要吸取传统文化的积极元素,另一方面要剔除其中的糟粕。

注释

①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认为,大学特色在内涵上包括两个层面,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大学特色指大学作为一个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所展示出的显著特征,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部门、不同时代、国家民族的独有特征,包括本质特色、时代特色与地区特色。从狭义上讲,大学特色是指个体意义上的大学自身在生存和发展中积淀形成的独特品质和风貌,具有独特性、稳定性、发展性和系统性。本文二者兼取之。

参考文献

[1]洪如才.论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四个时期[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7):108-112.

[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18.

[3]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77.

[4]董宝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5]刘少雪.中国大学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26.

[6]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7]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88.

[8][加拿大]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9]眭依凡.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治校[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

[10]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社,1992:57.

[11]方增泉.近代中国大学(1898-1937)与社会现代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

[12]陈平原.大学何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98.

[13]郝维谦,龙正中.高等教育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21.

[14]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百年[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85.

[15]杨晓苏.二十年间大学校园文化现象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思想轨迹描述[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31-34.

[16]王孙禺,孔钢城,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水平大学及其重点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08(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