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研究四十年：回顾与述评

摘要：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王云五个人著述及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学术界兴起了王云五研究的热潮。这些研究主要涉及王云五与出版、王云五与图书馆、王云五与近代政治、王云五与近代经济、王云五与近代教育、王云五与同时代名人等方面。当前的王云五研究虽已有斐然的成果，但仍有继续深入的空间和可待挖掘的方面，如：加强各领域中王云五的资料整理和系统性研究；深化王云五与同时代名人的比较研究及联合研究；重视王云五等为领军人物的近现代出版人群体的研究；融合多学科视域开拓王云五研究；王云五研究的学术交流。

关键词：王云五；研究回顾；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G238文献标识码：A

DOI：10.13897/j.cnki.hbkjty.2017.0018

王云五（1888-1979）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富有传奇色彩且备受争议的人物，他不仅是出版界的巨擘，也是图书馆界、经济界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对其褒者，认为他为近现代中国的出版、图书馆、文化、教育事业均发挥过重要作用；对其贬者，认为他在政治取向、经济改革以及社会活动方面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文章拟全面梳理和客观分析近四十年海内外王云五研究的成果，并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扼要回顾与述评，以期推动王云五研究走向深入和开阔。

1有关王云五的资料整理和研究著作

资料整理是王云五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王云五一生留下的大量日记、信件、作品等著述是研究其思想和中国近代出版、图书馆、文化教育事业极具价值的参考资料。尽管王云五在世时，就已刊行了其部分著述，如《岫庐论教育》、《岫庐论国是》、《岫庐论学》、《岫庐论经济》、《岫庐论为人》、《岫庐八十自述》、《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等，但是专门、大规模的资料整理和出版主要还是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台湾学界。

王云五研究多出自台湾学者，其原因主要是王云五迁居台湾之后，为台湾出版事业、图书馆事业、教育事业，甚至民主政治的进程都有过重大贡献，而且王云五还在台湾政治大学培养、指导了三四十名硕士和博士，这些弟子不仅有深厚的学术功底，部分人还受聘于商务印书馆，如王寿南、金耀基、徐有守、周道济等，他们对王云五的生平和经历有一定的了解。1975年，时值王云五八十八岁寿辰，其门下弟子、生平好友纷纷撰文祝贺，最后由杨亮功等人共同编著了一部文集《我所认识的王云五先生》，文中除过多的溢美之词外，也有不少其生活中的细节，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979年，台湾新闻史研究学者朱传誉主编的《王云五传记资料》收集了《中央日报》、《联合报》、《华美日报》等有关王云五在台湾从事出版事业的文章，对王云五在台湾的文化贡献有总体上的参考认识。王云五逝世后不久，其弟子王寿南主编了一部《王云五先生哀思录》，收录了大量有关回忆和哀悼王云五的文章。1987年，为纪念王云五诞辰100周年，受王云五之子王学哲和时任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朱健民的委托，王寿南利用王云五留下的资料和在台湾“行政院”、“考试院”、民国大会、故宫博物院、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商务印书馆等机构查阅的档案资料，以及王云五亲友和弟子们提供的来往信函，完成了《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编》的编写，文中详细记载了王云五的全部生平和活动事迹，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同年，蒋复璁等编的《王云五先生与近代中国》总结了王云五对中国出版事业、教育事业、图书馆事业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的贡献，研究较为全面，对王云五的评价也较高。2004年，王云五弟子徐有守著的《出版家王云五》涵盖了王云五在大陆和台湾从事的各方面的所有活动。从整体上看台湾王云五研究，成果作者多为王云五的学生和亲友同仁，纪念性的成分居多，学术性、公正性、全面性均可能有所欠缺，但如果把这些资料与内地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考察，对王云五必然能有更全面、客观的认识。

在大陆，由于相当一段时间里，国内局势屈从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尤其是王云五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还偏居于台湾，继续发挥着不小的政治、文化影响力，其“币制改革方案”和着力推行的“科学管理”长期被冠以“资本剥削”的帽子，致使不正常的评议充斥其间。

直到80年代之后，对其的研究才逐渐回归到客观轨道。但是在资料整理和研究著述方面，直至1997年才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王云五的《旧学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这是大陆自王云五赴台之后出版的第一部王云五著作，标志著大陆王云五研究进入新阶段。199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大陆第一部王云五传记——郭太风的《王云五评传》，该书通过对王云五生平事迹的梳理，基本勾画出一个立体、真实的王云五形象，作者还在此基础上相对客观地评论王云五的其人其事，是当时王云五研究的新突破。200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建辉的《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该书以王云五在大陆商务印书馆从事出版的活动为主要线索，对其经营管理方法和思想进行了重点考察和客观评价，文中充分肯定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二十五年所做的功绩，是世纪之交王云五研究的力作。此后，大陆出版社陆续整理出版王云五的著作和关于王云五的研究著作，如2004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怎样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200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文化奇人——王云五》、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岫庐八十自述》（节录本）、2008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王云五文集》、2009年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2013年九州出版社出版《王云五全集》等，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尤其是王云五自述、文集和全集的出版为王云五研究提供了更加翔实、丰富的佐证，也会使得王云五的形象更加真实、丰满。

2王云五研究的主要论题及观点

改革开放之后，大陆学术界逐渐回归到正常轨道，王云五研究也慢慢回到学者们的视野。与王云五的资料整理与研究著作出版情况不同，对王云五研究的论文出现较早，如朱蔚伯的《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1]、唐锦泉的《回忆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二十五年》[2]、汪家熔的《王云五的“四百万”事业》[3]、吴迪的《王云五：半生年华献“商务”》[4]等，这些出现于20世纪80、90年代的论文主要是对王云五出版活动的回忆和总结。随着王云五的资料整理和研究著作出版，以及台湾学者对王云五研究的深入和交流，大陆对王云五的研究触角开始伸向他在出版、图书馆、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各个方面。

2.1王云五与出版

王云五在20世纪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25年（1921-1946），先后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等职，曾数次挽救商务印书馆于危难之际，领导商务印书馆走向近代的辉煌时期，确实为近代中国的文化、出版事业做出了贡献。退出台湾政坛后的王云五又回到台湾商务印书馆工作10余年，为台湾出版事业奉献余生，且不论功绩如何，就此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对出版事业的感情，也足以让人心生敬佩和感动。学术界对王云五的出版经营管理实践和思想及其对出版事业的贡献是着墨最多的方面。贺平涛通过对王云五的出版和经营管理理念的研究，认为他对出版事业的贡献巨大，需要就事论事的重新认识和评价[5]。高生记主要论述了王云五在出版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成就，认为王云五为中国出版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堪称我国出版大家[6]。邓咏秋探讨了王云五作为出版家的素质，重点论述了王云五在做学问、为人处世以及个人性格等方面的独特之处[7]。庄金还详细介绍了王云五在台湾商务印书馆的经历，认为王云五为提升台湾文化氛围和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做出了努力[8]。对于王云五的科学管理之法，郭太风客观评价了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推行科学管理法的功过是非[9]。孙汉生认为王云五的科学管理思想中存在着人本管理的成分，值得深入探讨[10]。丁孝智从工商管理的角度分析了王云五的管理思想中“注重实效”的重要特点[11]。此外，惠萍还对王云五与《万有文库》出版的相关事迹进行了研究[12]，刘洪权对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情况进行了剖析[13]。

2.2王云五与图书馆

王云五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曾长期被学者们忽略，“非但建国后编写的几部重要的图书馆学史著作绝少提到他，就连其旧著《丛书集成》、《万有文库》扉页上的主编者王云五的名字往往都被抹去”[14]。事实上，正如王云五自己所说：“我在学校的时期很短；我在图书馆的时期却很长。我不是职业的图书馆馆员；但我大半生消磨于图书馆的时间恐怕比一般职业的图书馆馆员尤多；一个职业的图书馆馆员至多与一二十所图书馆发生过关系，而与我有关系的图书馆至少有几千所。”[15]其参与创办并担任馆长的东方图书馆曾被誉为“东亚闻名的文化宝库”、“亚洲第一图书馆”，退居台湾后的王云五还曾创办云五图书馆，由此可见王云五与图书馆的关系极为密切，而这方面的研究直到近20年才为学者们关注。徐祖友研究了王云五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章锡琛、叶圣陶、陈原等认为四角号码检字法是所高梦旦发明），认为该法极大提高了图书分类的效率及科学性[16]。全根先对王云五的图书分类实践进行了分析，认为王云五的图书分类方法是对旧法的创新[17]。朱渊清、纪晓平、王凤华等人认为王云五开创了“新目录学”，并对其“新目录学”的有关成就进行了阐述[18]。李辉详细论述了王云五创办东方图书馆的过程及贡献[19]。张喜梅认为王云五的图书馆实践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贡献良多[20]。林象平、莫伟鸣、何琼、张雪峰等也都撰文褒扬王云五对图书馆事业所做的贡献[21]。刘应芳还总结王云五对新目录学实践、公共图书馆建设工程和图书馆人才的培训等方面的贡献，认为王云五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22]。

2.3王云五與政治

王云五的从政经历主要分两个阶段，前段是在进入商务印书馆以前曾担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临时政府北迁后，在教育部专门教育司任科长、佥月事、主任秘书、司长等职，还曾在全国煤油矿事宜处任编译股主任、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等职[23]。后段是王云五在抗战爆发后投身政界，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协代表；尤其是在抗战结束后，离开商务印书馆担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等职，还先后担任台湾当局政府的“行政院设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金炳亮对王云五后段的从政经历进行了全面描述，直指其从政的“错位”[24]。郭太风主要研究了王云五在台湾的行政改革，指出其改革虽阻力重重，但对台湾政局仍有一定的影响[25]。何智玲对王云五弃商从政的思想渊源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和前段的从政经历，是王云五后来弃商从政的思想渊源[26]。鲍丹禾也对王云五的从政之路进行了梳理和评论[27]。

2.4王云五与经济

学者们对王云五在经济领域的探讨主要是关于其“币制改革”的论述及评价。何扬鸣对王云五币制改革的过程进行了论述，对其币制改革的评论基本持否定态度

[28]。郭太风认为王云五是金圆券风潮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客观分析了王云五实施币制改革中的真实处境，最后也认为币制改革是王云五一生中的“败笔”[29]。巴图对1948年国民币制改革的内情作了分析，认为王云五进行的币制改革初衷很难实现，最后“成就”了蒋介石[30]。张皓也对王云五的币制改革进行了分析，他通过对比当时社会经济现状和国民党的财政状况，指出币制改革失败是必然的结果，但是他认为导致币制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的军事迅速失败，不能把改革失败的原因归结在金圆券方案本身和王云五身上[31]。

2.5王云五与教育

王云五一生很多时间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与教育打交道，他对20世纪中国的教育也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李辉通过对从张元济到王云五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事业的探讨，分析王云五在出版事业中的“普及教育”思想及实践，并进一步阐明其教育情怀[32]。张根华阐述了王云五对图书馆社会教育的认识及其对推动近现代图书馆社会教育的主要贡献，并分析了王云五图书馆社会教育思想产生的内在原因[33]。肖郎、张秀坤以王云五的《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为切入点，站在教育学的视角考察了中国近代出版与教育的互动，并结合时代背景和内在机理探讨了近代教育出版家的主体意识[34]。张秀坤还专门发文系统论述了王云五的教育普及思想[35]。陈燕青的硕士论文对王云五教育思想及实践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分析了其教育思想及实践的渊源。

2.6王云五与同时代名人

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成就离不开商务人的群策群力，他也需要与出版界同仁保持良好的关系，还需要同众多政治、文化界的人有着不错的交往。将王云五推荐商务大门的胡适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郭太风探讨了王云五与胡适的师生情谊，认为王云五虽做过胡适的老师，也是胡适的挚友，他俩在年轻时相互将对方救出困境，改变了对方卑微的地位，促成对方成名成家，并终生保持友情

[36]。罗尔纲[37]、苏育生[38]也简要叙述了王云五与胡适的师生之情。王云五与张元济的交往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商务印书馆引进王云五之后，张元济、王云五二人精诚合作，开创了商务印书馆事业的新局面，但后期又出现新的矛盾。王建辉在著作《文化的商务——王云五研究专题》中，用一个章节的篇幅论述了张元济和王云五的交谊、二者的若干相同点以及他们在抗战后的不同面目和分道扬镳的原因[39]。郭太风以战后二人的往来函电为主要线索，严密分析、论证二者关系破裂的原因和经过，指出“在如何规复商务事业，尤其在人事安排上，两人发生了矛盾，最后因选择不同的政治道路而分道扬镳”[40]。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王云五与蔡元培、与教育界以及与中共的交往[41]。

3王云五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综观近四十年王云五研究的成果可以发现，王云五研究已经在出版史、图书馆史、教育史、经济史、文化史等领域取得长足发展，也推动各领域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上走向深入和开阔。但回顾近四十年的研究历程和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不足和问题：已有资料的整理和利用不够充分；已形成的论著多止于资料堆积和史实陈述，缺乏深入分析和思考，所获结论习惯于人云亦云或妄下断语；研究的深度、广度仍然不够，研究方法稍显单一，较少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或方法；学术视野也不够开阔，更多局限于对单个人物的思想及实践问题上，鲜有从时代背景或学科整体上去解读个体行为或思想的初衷及走向，等等。笔者以为，要拓展当代王云五研究并推进该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和开阔，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3.1加强各领域中王云五的资料整理和系统性研究

王云五研究的资料整理与出版在此前的工作中已有大量成果，尤其是他的自述、文集、全集等资料的出版，为研究者从不同角度研究王云五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但是从当前研究中不难发现，对王云五相关资料的挖掘和利用仍然不足，各领域中王云五研究的资料整理和出版也不够系统，多散见于各篇研究论文或部分著作的章节，对王云五在各领域中做出的贡献及互动缺乏专门、系统的研究，仅见只有王建辉著《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是专门对王云五在文化领域中活动及贡献的论述。蒋复璁等编的《王云五先生与近代中国》虽然全面总结了王云五对中国出版事业、教育事业、图书馆事业以及民主政治等领域的贡献，但具体深入到各个领域的论述仍显薄弱，不少领域值得继续研究。

3.2深化王云五与同时代名人的比较研究及联合研究

如前文所述，王云五与商务同事、出版界同仁甚至政治界、文化界的名人均有交往，但目前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史实的陈述、人物关系的简单介绍上，还没有在更深层次上将他们的交往及思想变化置于整个时代大变迁的背景中考察，也沒有触及他们的交往在沟通各社会阶层进而影响社会时局的重要社会运行机理。此外，作为不断在政界和文化出版界身份切换的知识分子，王云五的事业选择和价值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与同时代知识分子近似，但又有明显不同，他的从商、从政理念也与同时代商人、政客的理念有所异同，深化王云五与同时代名人的比较研究及联合研究既有助于客观认识和掌握王云五的真实面貌及内心世界，也会推动其他相关人物的研究，更能通过人物研究探寻人物在时代变迁下社会性变化及参与历史进程的时代意义。

3.3重视以王云五等为领军人的近现代出版人群体的研究

社会群体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范畴，“对历史上众多社会群体的研究不仅能够重新透视各个历史时期社会转型与变迁的特点，而且还能填补过去史学研究中的一些空白或是弥补某些薄弱环节，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42]由此看来，出版人群体的研究对出版史研究的意义重大。一方面，以王云五为代表的商务印书馆群体在近代笼络和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在整理和保存中国文化、传播近代文明、宣传和普及近代教育等方面贡献巨大，还对近代出版业、图书馆事业的管理与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与之类似的出版人群体存在于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等。另一方面，从整个出版界阶层看，所有的出版人集合也构成群体，他们大多属于社会精英，他们不仅在出版领域践行着文化出版、保存及传播的使命，更是作为精英群体影响和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社会力量，值得深入研究。

3.4融合多学科视域开拓王云五研究

王云五一生做事颇多，身份复杂，尤其是跨领域的经历更是让众多研究者顾此失彼，但是终归有一点是王云五一生无法摆脱的情愫——书刊，这一助其成才、使其立足、促其辉煌的特殊朋友，直至最后他又回到书刊的世界、图书馆的怀抱。由此，我们可以融合图书史、出版史的学科视域，从“作者—出版—读者—阅读—作者”这一视角，窥探一个微观文化循环、更替、再造的运行轨迹，从而引发类似王云五的出版人、图书馆人在改善阅读风气、提升民众素质、再造社会文明的时代思考。

3.5加强王云五研究的学术交流

从目前国内的学科设置情况来看，不少院校的出版学科与图书情报学科同属一个院系，出版界也时常组织与图书馆界的交流与讨论，两个领域在对王云五的研究方面也均有比较丰富的成果，开展日益密切深入的学术交流是促进当代王云五研究不容忽视、亟待加强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参考文献

[1]朱蔚伯.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M]//文化史料丛刊（第8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204-224.

[2]唐锦泉.回忆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二十五年[M]//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53-264.

[3]汪家熔.王云五的“四百万”事业[J].民国春秋，1988，（2）：25.

[4]吴迪.王云五：半生年华献“商务”[J].编辑学刊，1998，（5）：35-38.

[5]贺平涛.王云五——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出版家[D].苏州：苏州大学，2003.

[6]高生记.王云五的出版理论与实践[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9（2）：143-147.

[7]邓咏秋.王云五的出版家素质[J].出版科学，2003，（3）：54-55.

[8]庄金.王云五与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1979年）[D].上海：东华大学，2007.

[9]郭太风.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推行科学管理的功过是非[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1）：15-19.

[10]孙汉生.从科学管理到人本管理——读《出版家王云五》札记[J].中国编辑，2005，（6）：85-86.

[11]丁孝智.王云五的工商管理思想[J].华夏文化，2000，（4）：62.

[12]惠萍.王云五与《万有文库》[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5，25（4）：32-33.

[13]刘洪权.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J].出版科学，2004，（2）：51-59.

[14]刘应芳.王云五：中国现代图书馆的奠基人[J].图书与情报，2005，（2）：89-92.

[15]王云五.旧学新探[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26.

[16]徐祖友.王云五与四角号码检字法[J].辞书研究，1990，（6）：128-134.

[17]全根先.王云五的图书分类实践与创新[J].新世纪图书馆，2007，（2）：22-24.

[18]朱渊清.王云五的新目录学及其实践[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10-116.

[19]李辉.王云五与东方图书馆[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9，（5）：43-46.

[20]张喜梅.王云五和近代图书馆[J].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2）：82-84.

[21]林象平.王云五与中国图书馆事业[J].津图学刊，1998，（3）：149-156.

[22]刘应芳，王云五.中国现代图书馆的奠基人[J].图书与情报，2005，（2）：89-92.

[23]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节录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4]金炳亮.王云五错位从政[J].同舟共进，2006，（5）：25-28.

[25]郭太风.王云五与台湾的行政改革[J].世纪，2004，（1）：46-47.

[26]何智玲.王云五弃商从政的思想根源[J].湘潮，2007，（12）：73-74.

[27]鲍丹禾.王云五的从政之路[J].读书文摘，2014，（13）：59-62.

[28]何扬鸣.试述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关系[J].浙江学刊，1994，（4）：104-107.

[29]郭太风，王云五.金圆券风潮中的一个关键人物[J].档案与史学，1999，（4）：51-59.

[30]巴图.1948年国民党币制改革的内情[J].百年潮，2000，（2）：62-67.

[31]张皓.王云五与国民党政府金圆券币制改革[J].史学月刊，2008，（3）：66-74.

[32]李辉.从张元济到王云五：以教育为己任——商务印书馆早期出版选题普及教育内涵初探[J].中国出版，1998，（9）：51-53.

[33]张根华.王云五与近现代图书馆的社会教育[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19（34）：41-43.

[34]肖朗，張秀坤.王云五与近代教育出版家的主体意识——以《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为考察中心[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1（4）：77-89

[35]张秀坤.王云五教育普及思想及探析[C]//贺国庆.教育史研究观念、视野与方法——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论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

[36]郭太风.王云五与胡适的师生之谊[J].民国春秋，2001，（2）：4-8.

[37]罗尔纲.胡适与王云五[J].读书文摘，2007，（4）：52-53.

[38]苏育生.胡适与王云五[J].名人传记（上半月），2010，（4）：68-72.

[39]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71-218.

[40]郭太风.抗战后王云五与张元济往来函电述评[J].档案与史学，2003，（2）：39-43.

[41]李辉.王云五与蔡元培的交往[J].文史月刊，2005，（8）：35-38.

[42]朱英.从社会群体透视社会变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62-63.

作者简介：邓文池（1986-），男，硕士，湖南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图书馆史、图书馆管理。

（收稿日期：20160925责任编辑：刘丽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