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船王”和他的“三进九庭心”

船王郁泰峰名松年，生于清嘉庆四年(1789)，卒于同治四年(1865)，享年67岁。父郁馥山在上海经营沙船业字号，发了家。道光元年(1826)，其父去世，他助兄掌管家业。咸丰二年(1852)，具兄竹泉也卒，他便继父兄事业亲门经营。这时，郁家拥有近200条沙船和100余家钱庄、商号、典当等企业的郁森盛沙船号，时称“郁半城”，成为上海首富。他对当年上海城在航运、金融、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均作出了不少贡献。

郁泰峰以沙船业的同业组织——上海商船会馆为核心，团结其他沙船商，大力开拓航线，使上海港转运南洋海外货物，打通长江、运河航线，形成南货北运、北货南运的繁荣局面，而沙船也因此成为活跃上海港的主力，为上海成为东方大港之一奠定了基础。据史料记载，上海沙船业为上海县政府提供税收，仅厘捐一项就较可观，在1857年前每年就要缴纳40万两银子，以后又增加到每年缴纳60万两银子等等。这给上海城建设提供了资金。又如在1842年鸦片战争时，上海不法粮商趁机哄抬粮价，郁泰峰就派船队从外地运来大批粮食平价出售，制止了粮价上涨；小刀会起义初期，人心惶乱，米价飞涨，也是郁泰峰利用船队外出找粮运沪，平价抛售，平抑了米价。这些举措，都给上海城内的平民百姓以实惠，百姓自然对他感恩戴德。郁泰峰凭着雄厚的资金，还与在沪英商争夺棉布、棉纱、棉花等物品的收购权，以及与晋商在沪竞争开设票号。

清咸丰三年(1853)秋天，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时，郁泰峰正在乔家路老宅客厅内守护其兄竹泉的灵柩。小刀会知道他是上海首富，便派战士要他捐钱以充军饷。郁泰峰同情义军所为，遂捐银20万两。不仅如此，在清军联合外国洋枪队包围城厢，城内居民断粮以鼠充饥时，郁泰峰又千方百计从城外以重金购粮进城救济饥民，市井民谣咸颂其德。

小刀会起义失败后，郁泰峰还帮助设在其郁家大院内的“南门义军指挥部”将领，避开清军巧妙转移到浦东，使这部分义军安全脱险。清军人城后第三天，即至郁家责泰峰资敌，勒令捐银20万两，修葺在战争中被破坏的上海城墙以及道、县衙署和学宫(文庙)。之后，《黎阳郁氏家谱》里记载，因“又值国家多事之秋，国库空虚”，呈请抚台再“输银20万两，举国钦仰，朝廷议加以殊恩，郁泰峰辞而不受，惟请增府县学额，以广文化而开贤路，奉旨准如所请，并特加盐运使衔，立牌坊于学宫棂星门，并立传邑志。”实际上，此时郁泰峰是为摆脱一些人对“郁家养红头”的指责而主动向朝廷捐银两。引举大获成功，郁泰峰不仅得了个“从二品盐运使”的衔头，成了个红顶商人，郁家大院内还有了“回避”、“肃静”的牌子，出门时有人扛着这样的牌子吆喝开道，他坐在轿子里好不威风，哪个还敢指责不是。再说，郁泰峰捐了这笔钱后，皇帝还准两江总督和江苏学政奏，准许上海县每年多取“文童”10名，“武童”9名；松江府也每年多取文、武童各10名，总计新增39名。府、县居民称这新增的39名文、武童为“郁家秀才”。据说这些秀才高中举人、进士后，要到郁泰峰那里磕头谢恩的。邑人为其建牌坊于学宫棂星门，以示崇敬。

清军重新控制上海城的第二年(1856)，郁泰峰经营的郁森盛沙船号又重新活跃起来，在当时上海24家大沙船号中还是名列前茅的。为了克服市面上找零的困难，他还铸造并发行了一种银币(也叫银饼)，分一两(九八规元)及半两两种。如半两一种实重五钱，一面铸有“咸丰六年上海县号商郁森足纹银饼”，另一面铸有“朱源裕监倾曹平实重五钱银匠王寿造”。由于铸作粗糙，被人仿铸，故发行不久，就停止使用。但它作为中国最早的商铸银币，值得纪念。

郁泰峰少年人庠，道光年间为贡生。继承父兄大产业后，仍自奉节俭，崇尚文化。他在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达十七个月时期，沙船航运业困难重重，除应付日常业务外，主要精力用在收藏宋元佳本上，并对收集到的残本、抄本，请人校勘，他自己也写一些序文、札记，刻印出书。如他曾校勘重印宋肖常、元郝经的两部《续后汉书》，还刻印戴剡源、袁清容的文集。他曾花银10万两之多，搜集历代名著典籍约50万卷，并在他的住宅内建造了一所“宜稼堂藏书楼”。在50万卷中选出精品书籍，编成一部《宜稼堂丛书》，共六种，六十四本，计二百二十四卷。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人们以“功德无量”四字来赞赏。

记日记，也是郁泰峰的一个爱好。他从清道光十七年(1837)起至同治三年(1864)，前后连续记了二十七年日记，共五十三本，还写了一百多首古体诗。他真可说是一位典型的儒商和勤奋的读书人了。

郁泰峰交游甚广，与清廷大官、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杭州红顶商人胡雪岩等关系密切。他乐善好施，一生举办慈善事业不遗余力，出资经营同仁、辅元等慈善机构为贫民捐助义冢及棺木，还捐款设立育婴、果育诸善堂。

匠心独具的“三进九庭心”住宅

船王郁泰峰的住宅“郁家大院”，在老城厢现存的古建筑中不仅可与名闻沪上的市级文保单位“书隐楼”相媲美，且在建筑风格、建筑艺术上，匠心独具，朴实中现妩媚，平凡中显别致。尤其可喜的是，这座深宅大院还保存得比较完整，当年风貌仍较清晰地展现。郁青先生回，亿他在青少年时居住在这座大院时的情况，还历历在目，一清二楚。他如数家珍地回忆说，距今80年前还没有乔家路，只有一条通黄浦江的乔家浜。他家的这座大院就建在乔家浜东端，离朝阳门水门很近。申城的古代大院建筑前面一般都建有围墙，如“书隐楼”在天灯弄77号便建有高高的围墙，两扇乌黑大门就开在中间。而座北朝南的郁家大院，前面没建围墙而建了一排六开间上下两层的大门楼，底层中间两大间为进入大院的通道，俗称“墙门间”，前置两扇乌黑大门。大门内两边置有插“硬牌”的架子，左边靠墙的架子是插上书“肃静”字样的株红色硬牌；右边靠墙的架子是插上书“回避”字样的殊红色硬牌。因郁泰峰被朝廷授予“从二品盐运使”官衔，才有这一套出行用的仪仗。硬牌木架前置放两条用广漆漆的凳面很宽的大条凳，供来访客人及值日门房小坐休息之用。墙门间楼上并排六大间为灯楼，每大间有六扇花格明亮窗，中间都挂一盏大红灯笼。入夜，点亮这六盏大红灯笼，把楼前的乔家浜水映得一片鲜红，煞是好看。郁家大院的灯楼，在当时城内是十分罕见的。

穿过墙门洞(即门房间)是一方天井，其地面用长条青石铺就，与蔚蓝天空相映照，更显淡雅、幽深。后面为一座正对墙门的沿门。其左右两侧安放一对雕刻精细的鼓状石狮，似在守护着这座沿门。这木制的沿门门槛特别高，高到成人的腰部，有上下两层。如遇亲友、宾客来访，必须将上下两层门槛木板拔起来另放别处，人们才得通过。

走出沿门，是第一进正厅的天井。正厅面对沿门两侧镶嵌着雕有吉祥、如意图案的砖刻。沿门的门楣为雕刻得玲珑剔透的重檐飞脊，正中镶嵌着四块大方砖，砖上镌刻着“履中蹈和”四个大字。天井地面用长方形花岗石大石块铺就，且密丝对缝，十分平整而有气派。天井南边靠沿门后东、西两边各堆砌着尺把高的砖台，上铺大方砖，台上各置四只陶质大缸，缸内盛满清水，这在当时为防火灾而储存的。平时在缸内植有荷花，养些金鱼。花开时节，花朵露出水面，金鱼游动其间，颇有风情。

天井左右为东西两层楼厢房。底层厢房前各安装六扇落地槁扇长窗。长窗上半部用玻璃镶嵌，裙板上刻有吉祥图案的浮雕。底层与上层厢房交接处的梁枋上，刻有精致美妙的浮雕图案。当年，东厢房为郁泰峰的外书房，横梁上悬有一块题为“肆雅书庐“的匾额。之后，这个外书房不知被哪房太太改成了香烛袅袅、黄幡飘飘的佛堂，供奉着南海观音菩萨。而将西厢房改成外书房，靠窗处置放红木镶嵌大理石的书案和画桌，左右靠墙处摆有一套精巧的镶嵌大理石的太师椅和茶几，朝窗处放一个书橱和一个七宝格。书橱里只放了十余套常用书籍，七宝格里放的是翠玉香炉、珐啷八音盒之类的摆设。书桌上置有一个紫铜铸成的三层香炉，内煨檀香末子，清香四溢。

大厅在天井后，呈方形。前为一排八扇落地花格门，两边还有两对长窗。显得别致的是，在每扇门后面上部都悬挂着一盏红木镶边的大红宫灯。入夜，点亮这八盏大宫灯，把整个大厅照亮，很有气势。大厅正中屏门前置有一张长桌，桌上右首放着一座呈现山水花纹的大理石插屏；左首放着一只宝蓝细颈大肚花瓶，瓶中插着几株带有红苞的天竺，异常清幽。长桌前左右各放一只太师紧靠八仙桌，桌正中红木雕花托架上搁着一只碎瓷大托盘，内放几只黄澄滞的佛手，显得高雅而有诗意。大厅中央置有一套楠木太师椅，两边墙下摆有一套圈椅。厅中有四根两人合抱那么粗的柞子，都挂着楹联。近门的柱子前放两张穿藤的大方凳，那是给来防官僚、亲友的仆人坐的。大厅屏门上方悬挂一块题为“田耕堂”的匾额。正梁上悬有一个金色蟠龙龛，龛内藏有清咸丰皇帝赐封给郁泰峰的“从二品顶戴”等殊荣的圣旨。面对蟠龙龛的为一块钦赐的上书“功襄保赤”四字的大匾额。整个大厅的陈设虽较简朴，但意境、规格却很高。这恐怕是此大厅建成四方厅的缘故吧。

此大厅背后，便是第二进内宅。同第一井一样，内宅天井南边为沿门。其门楣的方砖上镶刻着“竹苞松茂”四字。天井地面也是用长方形石块铺就，北边为客堂。堂中悬有题为“存素堂”的匾额，堂内摆有整套红木镶嵌大理石的桌椅茶几，墙上挂着字画。此大厅为郁泰峰家内眷们互走动聚谈的地方。

第二进内宅为五开间带两厢房两层楼的格式。楼上楼下共有十四间房间，有些房间是用花桶分割成里外间。在当年名闻大江南北的“宜稼堂藏书楼”就在这一进客堂楼(也称大厅)上的前后两间。当年这里珍藏着大院主人郁泰峰不惜以重金购进宋元佳本并作校勘，而后编成一部名震海内外的《宜隙堂丛书》计一百二十九卷。这套丛书惜已散失，但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还保存有一套。当年排列整齐的书架及大梁上悬挂的莲花座大吊灯，郁青先生至今还清楚地汜得。

再往后为大院的第三进。其建筑格局同第二进。在天井前筑有沿门。其门楣的四块大方砖上镌刻有“玉树生庭”四字。客堂上悬有题为“述训堂”的匾额；在客堂楼上也悬有一块“第一蚤起楼”的匾额。此大院在第二、三进房屋的设计上有一个匠心独具之处，就是在楼与楼之间都是相通的，即在二、三进楼房的小天扑上都建有连接前后进的过道，这样把这两进的楼房形成一个“口”字形，便于婆媳、妯娌等家眷间互相走动，不必上下楼梯穿庭过院了。这也便是“走马楼”的格局。这在当年是很新鲜的。

在这大院的二、三进间各建有甬道通向宅傍的备弄。各弄一头通向“墙门间”，一头通向宅后。它是专供大院内外杂役仆妇走动的地方。傍着各弄处建有大灶间、小灶间、茶房间；大院后面还建有堆柴的柴间、存灰的灰间等生活用房。

此外，在郁家大院的东西两侧还建有一整套专用的房屋和设施。一是东厅，建于大院正厅东侧，比正厅小些。厅中梁上悬有上题“震无咎斋”的匾额，为郁家举行婚丧喜庆时给宾客们的休息场所。在东厅前，隔天井还筑有一座小戏台，前置一镶空的栏杆，后置能拆卸的落地长窗。需要演戏时，将落长窗卸下即可。在东厅背后，筑有一座小假山，虽不甚大，但山上植有粉红色的山茶，山下四周植有碧绿的笆蕉，倒也相映成趣。在此假山往后不远处，还筑有一座窗明几净的书斋，其间筑有一条殊红栏干的通道连接，便于行走。这个书斋在当年为郁泰峰与文人们吟诗沦文之处，也是大院巾最为清幽之处。二是轿厅、厢房，建于大院正厅两侧，为郁家轿子及来访宾客轿子的停留之处。轿厅前后有天井。在前天井两侧筑有厢房，以供存放轿子内外的各种杂物及作轿夫们的卧室。轿厅背后有一个月洞门，出此门便是郁家大院后花园。今为清末民初大书画家王一亭“梓园”的一部分了。

郁泰峰住宅的显赫历史

建于清嘉庆、道光年间的郁泰峰“三进九庭心”住宅，不仅住宅本身在当时上海城内是数一数二的，且在进小这座住宅的人物方面，不是大官就是巨商。在当年最为上海人津津乐道的是郁泰峰儿子郁荣培迎娶杭州巨贾“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女儿时，其嫁妆用船在军舰保护下，由长江进入黄浦江十六铺上岸，吹吹打打、扛扛抬抬的队伍约有二三里长，真是冠盖如云、车马塞途。清朝大官李鸿章、左宗棠等也都来祝贺。其排场创造了上海县嫁娶之最。胡雪岩还将孙女也嫁给郁泰峰的孙子郁锤麟。可见，沪杭两位“红顶商人”之间的门当户对的亲密关系。还据郁氏家属中的老人传说，郁泰峰儿子、孙子迎娶胡雪岩女儿、孙女儿时，上海县知县等父母官，不但没能作为嘉宾邀请，连登堂人室的机会也没有，只能站在门口迎送来往贺喜的大官。郁家喜庆规格之高，在上海县是罕见的。

郁泰峰在住宅第二进大厅楼上建立“宜隙堂藏书楼”后，引起大江南北名士们的关注。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每次来沪总要到该藏书楼寻觅新购珍木，有时甚至还开口借阅、索要某书某籍。时任上海候补道的丁汝昌也经常来藏书楼看书，但不敢开口索要，有时只能偷偷地将爱不释手的书籍掖在袍子里带走。上海名士、洋务派学者王韬等，也经常来大院拜会郁泰峰，成为莫逆之交，著名的《王韬日记》中就有很多章节提到郁泰峰与他的亲密交往。

清末民初，时任巡道衙门巡捕的黄金荣来郁泰峰住宅时只敢站着回话，让他坐时也只敢在厅门口方凳上挨半个屁股。他成名后立志要收一个郁家后人当弟子，以显示自己的尊贵。

郁家大院还掩护过革命志士。抗日战争前，著名的革命民主人士邹韬奋为躲避蒋介石特务的搜捕，曾秘密来大院养病。邹与郁泰峰后裔郁鸿治为挚友。邹的一个孩子就在这座大院里生下的。抗日战争后期，郁泰峰后前日鸿顺从这座大院投身革命参加新安旅行团及新四军后改名郁红，后来成为东北新闻界的领导人之一。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中，郁泰峰后裔郁树铨参加革命后改名郁青，利用大院房多又幽深易隐蔽的特点，为地下党刻制印刷各种宣传文件。因此可知，郁家大院虽古老，但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曾焕发过青春。

在这座深宅大院中留下了大官、巨贾、革命志士的足迹，在近200年历史中，闪发着特有的光芒。它是上海老城厢这一历史文化风貌区中的一座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清代名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