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助圆科研梦

30余年，中国海洋大学、中国饲料和渔业行业大平台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好机遇成就了我，同时对外开放给中国的海洋水产养殖事业也带来了勃勃生机。

1982年7月，我从山东海洋学院（中国海洋大学前身）海水养殖专业本科毕业，并考取了本专业硕士研究生。1985年5月，研究生毕业的前一年，国务院开放了包括青岛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从此，青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驶入了快车道，海洋科学技术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时期。

开辟鱼虾贝类营养学研究新领域

改革开放政策，既给了我学习深造的机会，又给了我爱哪行、干哪行的选择条件。

20世纪80年代初，青岛已经是中国近代海洋科研的前沿阵地。驻青海洋科研院校在国内首先解决了对虾养殖的人工育苗难题，结束了对虾幼苗靠海洋捕捞的历史，快速推动了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然而，市场经济初期缺少宏观调控的爆发式产业发展模式，很快就暴露了养殖饲料极缺的瓶颈问题，国内水产养殖资源的掠夺愈演愈烈。

我的导师李爱杰教授，是在“鱼塘如战场”的年代，为填补国家水产饲料生产的空白，以花甲之年“改行”开创了“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的研究领域，并担任国家水产学会水产动物营养和饲料专业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从那时起，我开始了鱼虾贝类养殖饲料的研究工作。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各领域的专家学者逐渐走出国门，进行合作、交流、访问以及深造。1990年，我获得国家公派到爱尔兰国立大学动物学（营养与饲料）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后来又继续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留学期间，国际上对海洋鱼虾类的研究已相对成熟，但被中国传统美食誉为“八珍之首”的鲍鱼，却是贝类营养研究中十分薄弱的分支。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冷门研究虽有难度，却是机遇，于是决定以鲍鱼为主题，在贝类营养研究方面开展研究，十几年来从未间断。

1995年，博士毕业回国后，我继续研究鲍鱼，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连续9年的项目支持。1997年，我当选为国际鲍鱼学会理事，获得了国际鲍鱼学会授予的“杰出青年科学家奖”。

2003年10月，由中国海洋大学主办，在青岛召开了由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8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的、规模空前的国际鲍鱼学术研讨会，议题包括鲍鱼的生物学、渔业、养殖等，有关科学研究成果在实践中成功应用的论文受到特别欢迎。

国产无公害水产饲料研究是最大挑战

自从与海洋结缘后，挑战就像风浪一样从未消失过，即使在海外留学的时候也不例外。

上世纪90年代留学期间，一位爱尔兰海洋学者在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时对我说：“麦先生，我们在保护海岸，你们却在毁掉海岸，目的都是为了赚钱，但我们赚的钱会比你们更多、更久。”说者无心，但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从那时起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为祖国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海洋蓝色产业做出科技贡献，这也让我改变了未来的选择——将“国产无公害水产饲料研究”作为一生最大的挑战。

回国后，我选择了青岛海洋大学，因为当时青岛作为沿海城市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列，是全国海洋科技的前沿阵地，全国最高的海洋学府——青岛海洋大学也在青岛。年逾古稀的李爱杰教授，也期盼着我能回母校接班，并为我搭建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短短几年间，我先后承担或主持了国家海洋863、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基金、教育部重点科研项目等十余项重大项目中的科研课题。2005年，我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成为中国海洋大学第一个创新团队的学术带头人……同一年，“海水养殖鱼类营养研究”和“无公害饲料开发”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其他项目分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等十多个奖项，并获“国内实用性配合饲料”等国家发明专利23项。

借助科研成果实际应用所产生的有利影响，在教育部和中国海洋大学的支持下，我们建立了国际一流的教育部海水养殖重点实验室，仅仪器设备投入达2500多万元，水产动物营养研究方面的教师和研究生达50多人。这样的条件和规模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是少见的，令不少国外同行惊叹不已。

大量科研成果的取得，并非人们想象的多数来自于实验室的试管，而是我们长期吃住海边、浸身鱼塘、俯首船舷，用渔民式的水中作业和野外试验“熬”出来的。事实上，正是这些解决实际问题的野外成果，先后在青岛对虾养殖示范基地、山东六和集团、广东恒兴集团、福建海新饲料集团、湛江粤海和广东冠华饲料等企业得以成功应用，促进和带动了渔用饲料产业的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和可观的经济与环境效益。

由于我国水产饲料研究起步比发达国家晚了近60年，这种巨大的发展差距也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目前，饲料科研成果尚不存在推广转化的难题。一个“简单”的科研配方就能产生出巨大的产业效益，体现了“科技就是生产力”的真谛。近年来，用我们的科技配方生产的饲料每年都达40多万吨，产值20多亿元。目前，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或创造的附加产值累计已达上百亿元，实现利税10多亿元。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当有机会选择或主持科研项目时，我总是以扶持和帮助企业提高产值和市场效益为目标，不断实践着科技创造生产力的真谛。现在，我不仅为自己选择的科研事业而自豪，更为自己从事的探索工作而骄傲。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养殖大国，每年水产养殖产量都达3000多万吨，市场价值3000多亿元。

小小的鱼塘，蕴藏着丰富的经济资源。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用四两拨千斤的科技，让鱼塘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蓝色财富。

坚守科研平台

1995年，我回到母校，破格晋升教授，一年后被聘为博士生导师，不到两年就担任了水产学院院长。1998年，我成为当时青岛海洋大学最年轻的副校长。在担任副校长期间，我主要分管教学和科研工作，力推学校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规模扩大与结构调整，并积极建议将学校研究生与本科生比例从原有的1：6逐步调整为1：3。

为增强我国青年学者，尤其是海洋科技领域的青年学者与国外同行平等交流的信心，我在任内注重培养学生在国际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的能力，鼓励博士研究生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上多发表文章。这些“过分”的要求，虽然起初并不被人理解，但坚持实施以后，学校每年在国际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有了大幅度提高。这不仅增加了我国科技人才的国际知名度，而且也提高了学校的整体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2000年11月，在我的积极推动下，青岛、我国台湾和湛江海洋大学实现了两岸三校的联合办学，这对两岸加强教育合作、促进科技交流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1998年，教育部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共同筹资、合作设立了跨世纪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这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配合“211工程”建设，吸引和培养杰出人才，加速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2001年10月，作为全国45岁以下杰出青年学者的代表，我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手中接过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聘书，成为一名得到国家肯定和高额资助的“长江学者”。按照有关规定，我做出了“辞任大学副校长、做长江学者”的决定。

2009年，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荣誉既属于我个人，也属于中国海洋大学和青岛。30余年，中国海洋大学、中国饲料和渔业行业大平台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好机遇成就了我，同时对外开放给中国的海洋水产养殖事业也带来了勃勃生机。

（讲述人麦康森，曾任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青岛市政协副主席。本文由金松整理，未经本人审阅。）